文学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表现方式之一，它首先必须深入到这个民族精神生活的本质之中，必须表现出这个民族所有个体精神深处的那种战栗。向精神深处掘进，向人心的幽暗处掘进，是丁伯刚为自己的写作定下的一个方向。丁伯刚著的《天问》中的五篇小说，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些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也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理解的一个个“心灵事件”“灵魂事件”。

丁伯刚著的《天问》收录了《宝莲这盏灯》《何物入怀》《唱安魂》《天杀》《天问》五部作品。

《宝莲这盏灯》中陈宝莲与光明两个卑微个体的依存与消磨，是西西弗斯式的苦难背后人性的纠葛。《何物入怀》中死亡的悲和婚姻的喜交织厮杀，演绎出宿命般的自我驱离。《唱安魂》由一块客死他乡者的墓碑而延伸至灵魂无处安放的恐惧。《天杀》是灵与肉的自陈和忏悔，《天问》是父子之间的精神自虐。丁伯刚的五个小说文本，如同五个形态各异的现实病例，揭示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症，亦真亦幻，却让我们切实感到疼痛。

宝莲这盏灯

何物入怀

唱安魂

天杀

天问

宝莲这盏灯

1

高考归来，光明一头扎在天井后面的睡房里，看看书，睡睡觉，练练毛笔字抠抠脚丫，半月一月不出大门一步。时值农忙，田野里远远近近的脚踏打谷机泼了命般哇哇吼叫，直叫得光明心慌意乱，胸闷气急。父亲带着两个弟弟天不亮下田，中午和天黑后再泥一身水一身摸进门，赤裸的脚板踏在地面咚咚直响。光明知道，他也应该拿把镰刀，扛一担谷箩天不亮随父亲他们出门的，搁在往年的暑假，他早已拿把镰刀，肩扛谷箩随父亲他们出门了。不过今年不行，今年他什么也不想干，什么地方也不愿去。前途未卜，去向不定，心情也就格外凌乱，光明只愿让自己成天成月在房里这么坐着。父亲母亲一般是不会过来干涉的。父亲母亲自小看得他重，一心盼他能认真读书，像前村后村不少年轻人那样，通过高考从泥巴田里走出去。光明不负众望，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读书成绩一直不错的。

这天半上午下过一场大雨，下雨时光明恰好睡着了，他并不清楚门前的场地上晒满刚刚打下的稻谷。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等父母和两个弟弟从田里赶回，头顶上又已经云开日出，不过场地上的稻谷基本给毁了。父亲母亲跌坐在泥地上直叹气，两个弟弟则手脚并用，摸鱼一般要把水沟里的稻谷摸出一点回来。光明在父母面前站了好久，想做一句两句解释，继而又觉没必要。准备上前给两个弟弟帮忙，想想同样没必要。这时父亲开口了，父亲说讲心里话光明，家中的大事不用你伸手，手头一点小事，这火烧眉毛救急的事，你也能忍心不伸手，眼睁睁看着到嘴的粮食让水冲了？

此后几天，父母似乎下了决心，要动员光明从家里走出门，到邻居家玩玩，到同学家玩玩，到读书的学校会会老师，顺便打听一下高考成绩。父母说一个年轻人这么没日没夜关在家里是不行的，这么关下去，用不了多久闷也会把身子闷坏。光明当然不愿出门，光明只说自己有事。光明不出去，父母便反反复复说，说得光明一头火起，不由大喊一声：“你们晓得什么！”

“我们晓得什么？我们只晓得你没用，怕人，一天到晚像只缩头乌龟把自己在家躲着缩着！”父亲真正生气了，同样大喊一声。

父亲说得没错，光明是没用，是怕人。光明不敢出门见人，这一点连他自己也觉万分奇怪。光明不只怕见外人，怕见村上的人，他甚至连父亲母亲也不愿见，一当着父母的面便有些手足无措。中午父亲在桌前吃饭，光明盛了一碗饭，也准备到桌上吃。没想他刚刚坐定，便觉察父亲一双眼睛正一动不动看他。过一会他看看父亲，发现父亲仍一动不动看他，就似他几时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父亲要看穿他的内心一样。光明手一抖，赶紧夹了几筷头菜，打算走开。  “这又到哪去？”父亲问。

“我有事。”光明不耐烦道。

母亲在旁边嘻嘻笑起来：“他总说他有事。”

光明急忙改口：“我去看看光荣他们。”端了一碗饭，躲到天井外边去吃了。

P2-3

1977年正月十三一大早，我们一家人从安徽老家一个叫丁家罗庄的村子动身，分三路踏上了迁徙异乡的路程。第一路，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手上拎着几个简单的包袱，徒步十八华里到高河镇，然后坐通往安庆的公交车；第二路，我的表姐夫李以建和同村的一个兄长用板车拖着我们的全部家当，也是经高河直接送到安庆；第三路是父亲一人，他得辗转坐车到怀宁县治所在地的石牌镇，给我转共青团的组织关系。我们约好傍晚在安庆会面，然后从那里坐大轮去九江，去大山深处一个叫修水县汤桥公社的地方落户。

这是十分平常也平静的一天，天气很好，地面干燥。有几个得知消息的邻居站在路边为我们送行，其中一位长辈可能联想到什么，忽然泪流满面。可是我们自己却感受不到半点离情别绪，相反，内心更多的是那种出远门的兴奋和激动。当时的交通不方便，公交车很少，我们在高河车站滞留了好久，傻呆呆看站在木梯顶端的几个小矮人。这种小矮人在高河一带很有名，我从小就听过他们许许多多的故事。他们的脑袋是大人的，身子却像个小孩，永远长不高，并且代代相传，都在外面走江湖玩把戏。不过这天他们并不是在演出，他们可能也跟我们一样是来坐车的，或者正月里没事，吃过饭来车站闲逛。

此时此刻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平常而又平静的一天对我的一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次我们踏上的其实是一条真正的不归之路：自此以后将近三十年，我基本上还没有回去过一次，或者用另一句话来说，我每天都在返回，那是在梦中，在自己的潜意识里。自此以后我发现我的整个人基本上已给劈成了两半：一半在老家，另一半在异乡；一半是灵，一半是肉。每天都在挣扎，每天都在撕裂，每天都在用这一半去寻找另一半。实在说，我一点也不理解自己体验的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和我有过相同的体验。也许是我太敏感了，太脆弱了，对灵的要求太强烈了。反正我只是感到，自己是一个被彻底放逐之人被彻底遗弃之人，是一个对自己的另一半永远在寻求的人，一个时时刻刻处于灵魂出窍状态的人。我愿意以文字、以小说的方式，来很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对另一种存在的那种吁求。

那一年夏天，气温太高，写作状态不好，于是我利用这个时间，把《圣经》的旧约部分再完整地看了一遍。这个时候读跟年轻时读完全不同。年轻时喜欢在其中寻找一些微言大义，现在只想读一些平常的字句平常的故事。但正是这种阅读给人的震动更大。我忽然感觉那里面的一些人物，比如那个让人卖到埃及去的约瑟，在外地发达了，然后把他的父母家人全接了过去；还有那个路得，一家人流浪异地，结果男人们全在外面死了，只剩三个寡妇回来等等，这些怎么与我身边的那些流浪人异乡人的故事如此相似？这些人，这些失魂落魄、祖祖辈辈在地面上荡来荡去的半边人，怎么也与我们如此相似呢？我感觉这绝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圣经》，这就是我们家里的一本家谱么。

说到这里，不知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没有，我很想说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些可怜的半边人是永远不完整的，我们的另一半永远在那边，在天上。我真的很想以小说的方式，来表达对我们另一半的永恒寻求。

相对于事件本身的烈度和戏剧性，丁伯刚更为关注这些事件在人物心理上的投影。对人物心理细致入微的省察和准确描摹，使他的叙事风格独树一帜。

——格非（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不读丁伯刚，也许少了悲怆。但不知丁伯刚，则是时代的荒唐。

——钱文忠（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丁伯刚的小说无论涉及什么题材，总是带着生活之重人心之痛，总是缠绕着形而下的磨难，呈现形而上的求索。拷打灵魂掘进人性，追问世道直指伦理，这就是丁伯刚的叙事天然具备重量和质地的秘密……

——程永新（著名编辑家、《收获》文学杂志主编）

在《宝莲这盏灯》中，作者对笔下的人物相当宽容，悲悯之情弥漫全篇，正如张爱玲所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小说细节缜密，纯朴感人。光明和陈宝莲形象饱满地站在纸上，就像我在乡村的那些邻居。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于我有着切肤之痛，这也是我推荐该篇的理由之一。

——徐则臣（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