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医生说小家伙并没有承受太大的痛苦。人们将浮在一堆玩具中的脱臼的小身体塞进灰色的套子，拉上亮色的拉链。救援队员到达的时候，小姑娘倒还活着。她应该挣扎过，如同一头困兽。房间里留下了挣扎的痕迹，柔软的指甲里残留有皮肤的碎屑。在送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她仍然处在激奋状态，不停抽搐。小姑娘双眼暴突，似乎在找寻空气。她的喉咙口全是血。肺部被刺穿，脑袋曾经遭到激烈的撞击，就撞在蓝色的衣柜上。
犯罪现场都拍了照片。警察提取完痕迹，测量了浴室和儿童房的面积。地上，公主图案的拼花地垫上浸透了鲜血。用来裹襁褓的台子侧倾在一边。玩具都被装进透明塑料袋里封好。甚至蓝色衣柜也将会成为呈堂证物。
孩子们的母亲受到很大刺激。救援队员是这样说的，警察是这么说的，记者也是这么写的。进入房间，看见孩子们倒在地上，她发出一声低吼，如母狼一般深沉的吼声。连墙体都为之颤抖。五月的日子，夜幕沉沉地落了下来。她吐了，警察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在吐，她的衣服全部湿透，瘫倒在房间里，疯子一般，泣不成声。吼声撕心裂肺。在救护车的急救人员谨慎示意下，人们不顾她的反抗和拳打脚踢，将她拉起来。他们慢慢地抬起她的身体，急救中心的实习生给她服了一片镇静药。这是实习生第一个月的实习。
另一个女人也要救，出于同样的职业要求与客观公正。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她只知道怎么送别人去死。她切了自己的两个手腕，喉咙口也插人一把刀子。她仍在昏迷，倒在婴儿床下。人们把她竖起来，给她测了脉搏和血压。然后他们把她放置在担架上，年轻的实习生用手支撑着她的颈部。
大楼下面，邻居们都围了过来。大部分是女性。这会儿正是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她们望着救护车，眼里噙满泪水。她们在哭，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们踮起脚尖，试图弄清楚警戒线里，以及响起铃声准备启动的救护车里是怎么回事。她们窃窃私语，互通消息。各种说法早已传播开来。大伙都在说孩子们遭遇了不测。
这是第十区的高街上一幢很好的大楼。即便邻居们彼此并不熟识，见面也都会致以热情的问候。马塞一家住在六楼，是大楼里最小的户型。生了第二个孩子后，保罗和米莉亚姆在客厅中央拦了一面隔板。他们睡在厨房与临街窗户问狭小的房间里。米莉亚姆喜欢云纹的家具和柏柏尔毯。墙上，米莉亚姆挂了好几幅日本的铜版画。
今天，她提前回家。她缩短了会议，把案宗分析推到明天。坐在7号线地铁的折叠凳上，她还在想，今天她会给孩子们一个惊喜。下了地铁后，她顺道去了面包店。买了长棍面包，还给孩子们买了甜点，给保姆买了个橘子蛋糕。保姆最喜欢的橘子蛋糕。
她想着要领孩子们去马术训练场。他们还可以一起去买东西准备晚饭。米拉也许会要一个玩具，亚当则会在手推车里吮着一大块面包。
亚当死了。米拉奄奄一息。
“不能是黑户，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吧？要是仅仅找个做家务或者油漆工什么的无所谓。没有身份证件的人也该有工作，可来我们家是要看小孩的，那太危险了。我可不想找一个随时会出现问题，可能招来警察或者需要去医院的人。至于其他方面，不要太老，不要戴面纱的，不要抽烟的。最重要的是要灵活点，能专心带孩子。能干活的，这样我们就能干我们自己的事情。”保罗考虑得十分周全。他准备好一系列的问题，准备三十分钟面试一个。夫妻俩空出了一整个下午，想要给孩子们找个保姆。
就在几天前，米莉亚姆和朋友爱玛讨论找保姆的事情，爱玛好好抱怨了一顿照顾自己家两个小男孩的保姆。“保姆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在这里，所以她到时间就走，晚一点都不行，遇到我们有事外出的时候，她也不能临时帮我们看顾。这一点很麻烦。你面试的时候记得想到这一点。如果她有孩子的话，最好是留在自己老家的。”米莉亚姆对她的建议表示感谢。但实际上爱玛的话让她感到很是尴尬，如果哪个雇主用这样的方式谈论她或她的朋友，她肯定会斥责对方歧视。她觉得仅仅因为一个女人有孩子就排斥人家，这是非常可怕的想法。她不想和保罗谈起这个话题。因为她的丈夫和爱玛一样。一个实用主义者，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置于一切之上。P5-9
阅读这部小说是件困难的事。很多时候我都不想面对这其间的惨痛。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欲望和无助之中，每个人看似值得同情地挣扎着，可是人间地狱依然在眼前成了真。众生皆苦，这句话太轻，却是唯一合适的表达。
——笛安
文字如净水之下的卵石一样清晰，然而写的是如此残忍、荤腥的社会事件。斩获2016年度龚古尔奖的她代表着ZUI新的欧洲趣味。
——阿乙
《温柔之歌》将社会的另一面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作家揭示了陷于疯狂之中的溺水者所有错综复杂的秘密和阴暗的命运。
——《费加罗报》（Le Figaro）
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
——译后记
这是我在读完《温柔之歌》后，第一个跳入脑中的问题。也许是近来中了福楼拜的毒，更确切地说，是中了朗西埃①的毒。在研究《包法利夫人》的过程中，朗西埃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杀死爱玛·包法利？换句话说，爱玛是有选择的，即便遵循同样的故事情节，她完全可以不死。然而福楼拜却执意杀死了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柔之歌》当然与《包法利夫人》不同。因为开篇已然是结局，作者——只出版过两部小说，却颇受欢迎的1980后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甫一提笔，就描述了极为惨烈的一幕：两个孩子被保姆杀死在家中，现场由四个主要人物构成：“已经死去”的婴儿，奄奄一息的小姑娘，看到这一切以后，“疯子一般、泣不成声”的母亲，以及“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死”“只知道怎么送人去死”的凶手——保姆路易丝。
和蕾拉的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一样，《温柔之歌》也是社会题材。据说《温柔之歌》的灵感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真实事件，只是地点被移置到了作者熟悉的巴黎，人物也相应变成法国人：一对普通的年轻夫妻，丈夫保罗是音乐制作人，妻子米莉亚姆是北非后裔，养育了两个孩子之后决定终止专职主妇的生活，去一家同学开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夫妻俩需要给两个孩子找保姆。他们似乎非常幸运，碰巧找了个看上去能够拯救危机的“天使”：路易丝把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也不计较雇主将本该自己承担的家庭任务慢慢全都转移到她的身上，她擅长清洁、整理、下厨，总之是家政服务的所有方面。然而，正如开篇时的场景所揭示的那样，正是这个在开篇后不久就正式出场的保姆路易丝最后杀害了两个孩子，终结了这曲“温柔之歌”。
这也就意味着追问路易丝的杀人动机和朗西埃追问包法利夫人被杀死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只涉及写作的问题，而前者却是一个能够融真实事件、人物关系、写作安排为一体的问题。在《温柔之歌》里，“杀人”既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也是一个情节。杀人动机因而也成为这曲“温柔之歌”的动机，叙事者围绕这个“动机”叙述，读者围绕这个“动机”坚持到最后，无非都是想揭开这个谜。在这个意义上，叙事者——虽然是全能的、无所不见的叙事者——和读者一样无能，都是在借助探寻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想要弄清楚，一个看上去平常、柔弱——作者不止一次地描写过路易丝纤细的胳膊、瘦弱的腰肢——“面庞如同海水般平静”的女人何以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恶行？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小说连接起来的另外两个层面上，作者想知道，小说里的人物也想知道：米莉亚姆，保罗，甚至是已经有了思想的米拉，还有出事的当天，大楼下聚集的人群。 对于这个问题，在阅读小说之前，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一些答案，通过我们的经验。既然是社会题材，它的答案应该是社会的。就好像杜拉斯在做记者的时候，对社会边缘人物的描写与同情：他们因为边缘杀人，因为被弃，因为受到侮辱，因为种族冲突，因为性别歧视，甚或因为阶级冲突。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绝望。再不，就像在作者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中的主人公那样，因为某种隐秘的、无法描述的、没有合理出口的欲望——尤其事关女人。只是较之上一部小说，《温柔之……远？如果我们把路易丝和包法利夫人放在一起，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过去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路易丝与爱玛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因为没有像爱玛一样，有过无忧无虑在修道院里滋养自己的资产阶级梦想的机会，路易丝从陷入绝境到果断杀人的过程更短。路易丝来到保罗和米莉亚姆的家，她按照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保罗的家庭。但是她还算清楚，这种生活方式的旁观者与这种生活方式的拥有者之间的界限。界限是通过路易丝出走的女儿斯蒂芬妮的嘴巴道出来的：“漂亮的、看上去很有权势的女人打走廊上过，在孩子们的脸颊上留下口红印。男人们不喜欢在客厅里等得太久……他们愚蠢地微笑着，跺着脚。他们催促妻子，接着帮她们穿上大衣。……有时，斯蒂芬妮非常恨他们(孩子)。她厌恶他们捶打路易丝的方式，还有他们如同小暴君般对她颐指气使的样子。”路易丝本人懵然无知。直到她开始暗暗地尝试跨越自己与雇主家庭之间的界限，悲剧才悄然拉开了帷幕。
《温柔之歌》里的所有场景和人物都是我们身边的人。但小说永远需要小说家的本领才能完成自身生命的蜕变。蕾拉的天赋，似乎就在于将这个社会事件转化为虚构的情节时，能够赋予人物、情节这些十九世纪流行的小说因素以层次，以及借助并不复杂的叙事手段，撑住了一个不小的文学空间。虽然迄今为止只出版过两部小说，蕾拉却很是懂得波德莱尔所谓的不进行“道德指控”——我们不怀疑道德指控是所有社会小说一个很难避开的陷阱——的文学要求。波德莱尔说：“真正的艺术作品无须指控，作品的逻辑只在于伦理的所有假设，应该由读者从结论中得到结论。”
所以，我们所有针对社会的“道德指控”也应该到此为止了吧。说一千道一万，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这还是一个应该交给读者的问题。
袁筱一
2017年3月
蕾拉·斯利玛尼著的《温柔之歌(精)》讲述了：米莉亚姆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再也无法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她和丈夫保罗决定雇佣一个保姆，路易丝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隔阂与悲剧也在缓缓发酵。路易丝宛如一头绝望挣扎的困兽，她的贫困、敏感、自尊，她对完美的偏执追求和对爱的占有，都在原本固有的阶级差异面前面临溃败……
“婴儿已经死了”，这个从结局起笔的小说包含了对当代生活的细腻分析。女性生存的艰辛、小人物的命运、爱与教育观念、支配关系与金钱关系，被一一揭示。作者冷峻犀利的笔触中渗透着隐秘的诗意，揭示着优雅生活表象和秩序之下，那巨大而复杂的黑洞。
《温柔之歌(精)》是蕾拉·斯利玛尼所著的关于一个保姆杀死了她照看的两个孩子的小说。荣获2016年龚古尔文学奖。小说讲述两个孩子被保姆杀害的故事。故事所在的家庭里除了孩子，还有一对40多岁的中产阶级夫妇，他们渴望在巴黎得到财富和舒适的生活。而年轻又世故的保姆露易丝，就成为这个家庭的盲点。《温柔歌唱》是斯利马尼的第二部作品，取材于一名多米尼加共和国保姆的真实故事。这位保姆被控于2012年在纽约杀害了她照顾的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