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穷孩子为何不上进？
1964年，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开始拍摄一部叫《人生七年》（《7Up》）的纪录片，跟踪拍摄14个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7岁孩子。之后每7年，艾普特都会重新拍一次，一直到2012年的第八部：《56Up》。
据说艾普特拍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验证英国社会的阶级固化，富人代代延续，而穷孩子无法通过阶级流动实现命运反转。很遗憾，艾普特当年的想法准确得让人心寒，在《56Up》中，满满是“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中国式天问。有点小震惊的是，底层家庭出身的英国孩子们在成长中似乎很缺乏改变命运的迫切与动力，有个孩子成年后的首要人生理想竟然是“生儿子，生几个儿子”，要恭喜他，英国梦还真成了。
片子中基本看不到“读书改变命运”之类的励志场景，有的只是不停离婚，生了很多孩子，身材纷纷从当年的翩翩少年彻底走形，一水的体力劳动者或干脆单亲妈妈去领救济。
大约在《7Up》的同时代，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也在英国一个小镇采访着12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在他后来的那本名著《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威利斯提出了一个政治上不太正确的概念：“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
在威利斯跟踪采访的那所工人子弟学校中，孩子们将自己分成了两个群体：“家伙们”和“书呆子”。在充满反智文化的校园环境中，“家伙们”充满着对“书呆子”的优越感，他们从根本上排斥文凭，通过逃课、哄骗、嘲弄老师和好学生，创造了反抗学校教育的阶级文化，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快乐教育。他们甚至认为学习与脑力劳动是娘娘腔的表现，身体倍棒、多泡妞才是男子汉的校园追求。当然，他们的最终梦想是，早日像父辈一样步入工厂，从事那些只有男子汉才会做的工作——体力劳动。在去年那部风靡中国的BBC纪录片中，那些上课嬉笑怒骂的孩子同样让中国老师像见了外星人一样抓狂。
威利斯确信，这就是英国校园的主流文化，是“家伙们”主动放弃了读书改变命运，从而使自己永久丧失了从事中产高薪工作的资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此表现得忒无怨无悔，即使成年后发现了生活的真相后，仍然坚信“我们只能干这个”。仅从纪录片与书来看，英国的阶层固化甚至比当下的中国还要夸张，他们连“逆袭”都放弃了，对中国流行的阶层流动议题缺乏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似乎对孩子复制自己的人生、放养着地继续待在底层也没有太大的意见。在我的成长经历中，身边也有很多“家伙们”。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中国“家伙们”后来要么浪子回头，要么成年后通过对儿女的严格教育偷偷追悔当年的反智岁月。那么，问题来了，为何中国人如此信奉读书改变命运，将阶层流动视作社会的最大正义？而英国人却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从《大学潜规则：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中大约可以发现，美国比英国也好不了多少，美国人似乎连“一代藤校，代代藤校”这么大的黑幕也默认了。
在《56Up》中，穷孩子们成年后过得挺拮据，缺乏现金流，甚至连孩子的高等教育都无法负担。但他们也只是“没钱”罢了，他们大多有简陋却体面的公寓，有辆丑笨却实用的汽车，顿顿吃着我见犹怜的垃圾食品，挺着发福的身材去二流海滩晒太阳，出门就是完爆中国高档小区的绿地甚至森林。总之，除了缺钱让孩子上大学外，他们那种穷让中国的穷人三观尽毁。在高福利环境下，英国家长完全缺乏中国式苦大仇深的励志语境：你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捡垃圾。英国底层家庭仍然像“家伙们”一样不忘初心，真诚地相信着其实自己的人生还不错，完全缺乏逼迫孩子实现阶层流动的雄心。你甚至阴谋论地认为，福利社会是西方精英社会下的一盘大棋。资本家通过高福利，“赎买”穷孩子向上流动的动力，让他们在糖衣炮弹中消磨奋斗的意志，放弃对名牌大学及高级白领的名额竞争，不战而屈人之兵，让精英们躺着就完成世代传承。当
然，“家伙们”也可以认为，福利是娘娘腔们上交的保护费。
当然，这一切一切的前提是，在西方，安于“沉沦”在底层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底层家庭才愿意部分交出自己的“奋斗权”。
而在中国人的历史逻辑中，社会公平似乎可简约为教育公平，逆袭成功的少数升官发财，跳高失败的继续低福利地惨着。于是乎，全中国的家庭，有钱的没钱的，都以“不成功便成仁”
的精神驱动着孩子们刺刀见红的竞争。其结果是，没有赢家，大多数底层孩子拼掉了快乐童年仍然无法向上流动，精英们也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国内的竞争咋就这么激烈呢。
当然，中国精英家庭还有最后一招，送孩子去西方用高分碾压还在傻乐着的西方“家伙们”，以及没见过hard模式的有钱人家的伪“书呆子”们，用不快乐打败快乐。
P177-180
张明扬出身文学，倾心历史，写出来的文章有文人的灵动，史家的深邃；在细节处见功夫，在功夫处见知性。凡人读出的是快感，识者感悟的是沧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
张明扬笔下的历史，大开大合，酣畅淋漓。纵横捭阖中满纸儿女情长，击节而起处尽是唏嘘感叹。正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恢弘中看人性。
——《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李礼
历史都是大家写的。
——新榜创始人徐达内
那些和你一模一样的，古人
也算写过不少文章，但从来没有写过自序。谈论古人，总是可以用点历史的后见之明大放厥词或是唱点久违的赞歌，但谈论自己的文字，实在有些进退失据之感，自我吹捧除了酒后失德之外实在说不出口，自我批判又实在显得有些矫情，要是特别不满意这书不出就得了。
古人是如何审视于谈论自己的？恐怕也很难，特别是身处权力中心的大人物们，他们的参照系无非是比他们更古的人，他们在各种历史评价中不断调试自己乃至政权的行为模式，这就是所谓的以史为鉴。比如，汉武帝这样一生骄傲的人晚年为什么会颁发一份“罪己诏”，他多半也是被秦始皇靡费天下以致二世而亡的历史梦魇所牵动，不想重蹈亡秦覆辙。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史为鉴”可以看作“以人为鉴”。我们在这个时代谈论秦始皇汉武帝之所以还有意义，背后的原因无非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三千年恐怕并不具备什么关键性意义。从大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上来看，我们和三千年中的古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古人爱钱，我们也爱钱。类似西晋的王恺石崇斗富，类似刘瑾和珅这样的无边贪欲，我们在这个时代就像看身边的故事一样，毫无历史违和感；古人好色，我们也好色。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江山沦亡，
唐玄宗晚年躲在杨贵妃的温柔乡中不能自拔，陈后主“城外韩擒
虎，楼头张丽华”，几千年来我们看得都无感了，但这也仍然不妨碍百年以来仍然可以看到权力与女色的无下限互动；古人为权力所困，我们还是为权力所困。为了权力，帝王家可以泯灭亲情，儿子可以带兵逼老子退位，为了权力，朝廷内部可以有各种版本的朋党之争，这些桥段我们也是再熟悉不过，蒋介石时代的各大地方派系与唐代的藩镇大佬们真的有不同的追求？
对爱情，对友情，对亲情，对美食，对穿衣打扮，对排场，对虚荣，对成败……这几千年来，人类面对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拿出一件漂亮首饰，貂蝉会尖叫，范冰冰也会尖叫，充其量是两位女神对“漂亮”的时代定义有出入罢了。
是的，读历史有时就是让你去亲近几千年几百年前，那些和你一模一样的人。
而正是有了这些和你一样一样的人，你在阅读历史时才会觉得如此有快感，如此熟悉，在历史中遇见某种重大人生选择时，你才得以充满带入感的为之焦虑为之痛悔，“李斯这个笨蛋，要是我就肯定不和赵高合作，帮助扶苏登位，最后也就不会身败名裂了”。
前人面对不同情境的正确或错误选择，就好比一部大历史版的“MBA教程”，每个历史故事都是一个“案例教学”。当然，此种逻辑推至极致，就有点太功利化了，但这不就是“以史为鉴”的题中应有之义么！
历史的玄妙之处也在于，人是一模一样的人，但情境却在变化。比如，现在的人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胖？那还不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构造是针对几千年前的匮乏时代所准备的，我们的身体构造倾向于最大程度的“少消耗，多存储”。这几千年来我们身体没有进化，但生产力却得到大发展，一个为匮乏时代准备的身体怎么耐得住食品过剩时代的折腾啊。
陈寅恪先生讲对古人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钱穆先生讲对本国历史要报以“温情与敬意”。对于那些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古人，我们只能这样。
这本书的文章大部分收录于《腾讯·大家》，还有部分来自《财新周刊》，感谢贾嘉、赵琼等腾讯大家的主编、编辑们，还有财新文化的刘芳。没有她们，这本书一定出不来。
还要感谢的人很多，都在心里。
这是作者张明扬近年来读史札记的汇编。《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以孔子为至圣先师的时代，孔子所不语的，即儒家士大夫所不谈论不称道不忍言的，即风气所向。作者借用“子不语”名此书为《史不语》，“史不语”的“史”，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而是特指我们常见的历史认知，史不语而吾语之，即参考近年来出版的学术专著，用大众化的语言传达新鲜的历史知识和学术观点。
正史与演义中的杨家将有何不同？为何李雪健版的张作霖这么真实？为什么罗斯福会讽刺英国说“英国人会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土地据为己有，哪怕是一块石头或一颗沙粒”？希特勒是一个爱国者么？人们对岳飞的认知为何会经历从污名化到神化的过程？小人物杨喜怎么蹭进司马迁的巨著《史记》的？作为历史上的帝国，葡萄牙帝国在中国的认知度与存在感为什么这么低？为什么《三国演义》认定的正统政权蜀汉的灭亡是必然的……作者张明扬参考新近学界的研究成果，在《史不语》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既出人意表又合情合理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