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什么样的人?”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包罗万象:
他早婚、有三个子女,他是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普通的通勤客和精明的商人。
面对被不断翻译、借用和改编之后的莎士比亚,或许我们更应该考虑如何真正走进这个在世界范围内最为知名的文学巨匠,因为即使跨越了重重时间和空间的长河,他仍然用他作品中所有的悲欢离合,书写着我们借以关照自己内心的一切。
保罗·埃德蒙森著的这本《如何邂逅莎士比亚/大家小书》带你重回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邂逅400多年前未被文学史层层书写的莎士比亚。
在保罗·埃德蒙森著的这本《如何邂逅莎士比亚/大家小书》专业却又生动的书中,保罗·埃德蒙森向读者展现了作为戏剧家和诗人的莎士比亚的全新面貌,并鼓励大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尽情阅读和解读莎翁作品。读者能在本书中了解莎士比亚的生活、莎翁丰富的语言遗产和令人震惊的文化遗产。同时也能对莎翁如何写作、其作品对读者和戏剧爱好者有着怎样的影响力有所了解。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真实的莎士比亚是如何书写人类最重要的主题:权力、历史、战争和爱的。
如果你在莎士比亚的出生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亨里大街上驻足良久,发生以下两件事的概率就很高:一是你会出现在很多照片中;二是你会遇到全世界几乎各个国家的人。出于对威廉·莎士比亚的景仰,人们纷至沓来,以期一窥莎士比亚眼中的世界。
莎士比亚故居看上去宽敞、一整洁、体面。时光(加上维多利亚时期进行的整修)已经让它成为一处地标。实际上,该处共分三间大宅,都是莎士比亚于1601年其父过世时继承下来的,当时他37岁。他姐姐乔安妮·哈特(其夫早于莎士比亚一周去世)及其后代从17世纪早期至1806年一直在与莎士比亚居所西边接壤的宅子里生活。莎士比亚继承该处房产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租给刘易斯·希考克斯,刘易斯·希考克斯接收后拓展后院,将其变成一个名叫“处女”的酒吧,该酒吧生意兴隆,最终扩大成能为顾客提供15张床的住所。蒸蒸日上的生意让莎士比亚在赚钱方面规规矩矩、公事公办。创新和创业精神贯穿了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
18世纪初,莎士比亚的曾侄孙莎士比亚·哈特继承其房产,此时该酒吧(后来更名为“天鹅与处女”)搬到该处的东面。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宅子中央部分的主卧室被称为“出生房”。1759年塞缪尔·温特绘制的斯特拉特福地图上标出了莎士比亚的出生地;10年后,著名演员大卫·盖瑞克①参加斯特拉特福庆典(即庆祝莎士比亚的活动)时曾于此处居住一晚;他还在窗外挂了一个横幅。18世纪末,该处又变身为一间肉铺。“朝圣者”一般会先在圣地(此处越来越受大众欢迎)楼上的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才到“天鹅与处女”酒吧小酌一番。
约翰·莎士比亚和玛丽·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的父母祖籍在沃里克郡乡村,夫妻二人志向高远。父亲约翰(前1530—1601)来自如今仍是一个小村庄的斯奈特菲尔德,离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北部约4英里远。约翰的弟弟(即莎士比亚的叔叔)亨利一辈子都在斯尼特菲尔德务农,干过很多违法的勾当。
尽管约翰·莎士比亚对自我提升更感兴趣,却也没少干争强好胜的事。1552年4月29日,他因在亨里大街的自家门外摆放粪堆而遭罚款;15591年他和“新坊”(小教堂街的一处大宅,后来成为威廉·莎士比亚的家庭住所)主人克洛普顿又“因未保持排水沟干净”而受罚。1556年,约翰买下亨里大街住所的东翼,以及附近绿山街上的另一所宅子。1557年,约翰迎娶了玛丽·亚顿,她来自附近的威尔克,是最受父亲宠爱、最能干的孩子。玛丽是其父第8个女儿(显然是亚顿的第一任妻子所生)中最小的一个,却在1556年有违惯例地继承了其父的绝大部分巨额财产,包括两间农舍和100英亩土地。对约翰·莎士比亚而言,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而玛丽则心满意足地得到了一个胸怀大志、前途似锦的丈夫。 约翰既在镇议会任职,又是个商人,他具备制鞍工匠、白皮革工匠和手套匠的“绝活”或手艺。1559年、1561年以及后来的1564年,约翰在签署罚款书时用的都不是自己的签名,而是手套匠的双脚规标志。他那一代人不需要写字(但并不代表他不识字)。有人说他常在其出生地后院拾掇所需的皮革,但此说法疑点颇多。那时的皮革制作和如今一样,气味刺鼻,需要专门的设备和宽敞的空间,况且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当时已经有制革厂了。不得不提的是,他还从事利润丰厚、规模颇大的羊毛生意(繁荣的行业),部分羊毛是从制作手套用的皮子上收集来的。19世纪,“天鹅与处女”的房东提到在翻新客厅地板时,发现了毛料和毛精梳的残余物。
约翰曾担任过多个重要公职。他是镇上的一名麦芽酒品酒师(是一个重要行业中的关键角色),1558年和1559年担任治安官,1561—1563年担任参事,1565年当上了市议员,并最终于1568—1569年10月1日出任市政官(相当于市长)一职。他于1571年当选为总参事和治安法官,同时也出任副市政官。
1569年8月,他作为市政官批准了两个剧团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演出:“女王密使”和“伍切斯特伯爵密使”。专业演员成群结队地来到镇上,这是头一次。威廉·莎士比亚当时5岁半。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已被镇上居民遗忘:约翰·莎士比亚承担了监管镇上公会礼拜堂里粉饰壁画(即栩栩如生的中世纪壁画)的法律义务。当时的政府向来倡导宗教统一,因此要求只要是罗马天主教中疑似情色的内容,比如肖像,一律遮盖或去除。清教徒崇尚一切从简,号称更加神圣,视觉刺激越少越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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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硬币
有个朋友曾在去世前一年给了我一枚莎士比亚6便士钱币。这枚钱币一面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头像,另一面则是皇家盾形徽章。有人很想要这枚硬币,为了求证硬币的真伪,他甚至还咬了一口。确实,这枚银币薄得可怜。我之所以称之为“莎士比亚6便士”是因为这枚银币是1592年铸造的,其时莎士比亚在伦敦才初露头角。威尼斯的雷雅托桥也于同年建成。
莎士比亚也是个铸造者—不过他铸造的是语言。他铸造了一门新的语言,而诗情画意、悲欢离合、才华横溢、嬉笑怒骂就是他的货币。他英年早逝(死时跟我朋友年纪相仿),却留下等身著作和无人能及的显赫声名。在莎士比亚时代,6便士够我进环球剧院的贵族厅看其剧团演出了,当然也够我到他们在布莱克福莱尔斯的室内剧院看戏。400年的流转和触摸令这枚普通的6便士变得光滑明亮,握着它让我觉得莎士比亚的时代近在咫尺。
他的一字一句就是货币,可供世人流通。1818年的圣诞节到新年这段时间,诗人约翰·济慈给他弟弟乔治和弟媳乔治亚娜写过一封爱意绵绵的长信。该信像他以往的信件一样温言软语、情真意切,道出了对莎士比亚的无比景仰:
此刻余不觉离汝等遥远,因余记得汝等之音容笑貌;因余知汝所想,念汝所念:余知汝等悲从何来,喜为何去,汝等之坐卧起行、一颦一笑犹在眼前。汝等念及余时必定相若。每礼拜日十点,余即诵读莎士比亚作品之一段,如此时汝等亦读上一段,我等三人定能天涯若比邻。
对济慈而言,莎士比亚是友谊的货币,是对彼此感情高尚而亲昵的认可。但济慈的文字里却也蕴含着更深层的精神交流。在周日上午10点同时诵读莎士比亚的任意一段作品,彼此便有身虽远、心相近的感觉。不巧的是,济慈没把时差考虑进去:他弟弟和弟媳远居北美。
莎士比亚的作品总能引起强烈反响,世人对其褒贬不一,有人极度颂扬,有人则斥之太过乏味,偶尔还有谴责之声。本书讲的是笔者眼中的莎士比亚,笔者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出生地)生活、工作、写作、任教了20余年,对莎士比亚的了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日俱增。初到该镇的情形历历在目:那是1989年,我15岁,学校组织我们从约克出发去看约翰·凯尔德导演的《仲夏夜之梦》。剧中的仙女身着朋克装,脚蹬马丁靴;森林的布景是一处充满奇幻的废墟;第五场戏《皮拉摩斯与提斯柏》中演员笨拙机械的表演让我们笑得满地打滚。两周后,我跟妈妈和姐姐回到这里,领着她们参观了这个镇子,还有镇上莎士比亚的出生地和安妮·海瑟薇的小别墅。那一天,莎士比亚似乎属于我们。
本书的内容与表演和剧评基本无关,尽管二者与笔者品鉴莎士比亚的作品息息相关。本书讲的也不是莎士比亚戏剧里的故事(偶尔也会有一些,但只是为了过渡)。笔者希望借本书描绘莎士比亚是个怎样的作家、其作品源于何处、为何其作品如此重要、笔者如何看待其作品,以及为何笔者要在他身上耗时许久(尽管从来没有“非喜欢他不可”的道德义务)。
本书第一章介绍的是莎士比亚的生活和工作、他待过的地方、他认识的一些人物以及他生活的世界。我并不赞同说有关莎士比亚的信息少之又少的这种陈词滥调。我们对他的了解比对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作家所了解的都要多。问题是我们并不清楚最想了解什么。类似信件和日记这样珍藏的私人手稿根本不存在,当时的人大都如此。在莎士比亚的传记里,通常只能透过其作品来探寻其生活,从而弥补某些真实信息的缺失。在本书中,笔者会从历史角度回顾其生活的种种事实,尽量避免使用莎士比亚传记里常用的不确定词汇,诸如“也许”“可能”“极有可能”“几乎能确定”“一定是”等。第二章描述莎士比亚的写作历程、读过的书籍、剧院的生活,以及想象力的来源。第三章讲述的则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他是诗人、思想家(其戏剧创作妙笔生花),同时也是擅长诗歌的戏剧家。第四章通过他笔下的情与性、战争、历史、死亡,以及罪与恕来向读者传达他作为一名作家的纯粹力量。第五章讨论的是通过卓越演出的方式认识莎士比亚,以及剧评的重要性,并告诉读者应如何通过大声诵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从而尽可能领会其真意。最后一章则通过大量的莎士比亚文化现象(比如演出、研究、庆典和政治行为)来回答“为什么是莎士比亚?”这个问题。如此大费周章究竟为何?他果真名副其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