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的《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聚焦于晚清政坛，主人公是晚清广东富商、西湖刘庄的主人刘学询，这是一位号称“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的有政治野心、有商业头脑、有胆有识、有作为的奇人。曾担任慈溪密使出访日本，与孙文关系密切，多次出资革命、曾是李鸿章、张之洞等的智谋，虽一生低调行事，但经历传奇，折射出晚清波云诡谲的历史背景及危险微妙的政商关系。

雪珥的《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的主人公是杭州西湖边著名的刘庄（现在的西湖国宾馆），他曾有一个很低调的主人，他就是刘学询。

他是一名极其具有典型中国特色、却获得了极其非典型成就的“政治型富商”：依靠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他成为广东博彩最大的承包商，大清国的“赌王”；他深得慈禧的信任，被提拔为省部级高干（“正二品”），充当密使，访问日本，试图建立中日秘密同盟；他是张之洞的“钱袋子”，为张之洞到中央跑官要官提供运作经费；他是李鸿章晚年最为倚重的助手之一；他还是孙中山的好朋友，从孙的第一次暴动开始，就成为革命党的金主；他与康有为是死敌，双方甚至动用刺客，必欲置对方于死地……

但是，这么一个横跨商、政、学，通吃红、白、黑的人物，最后却失去了一切，其成功和失败，都因为同一个原因——中国式的政商关系。

楔子

第一章 开赌

 第一节 进士下海

 第二节 政府开赌

 第三节 影子吏部

第二章 劫案

 第一节 广州暴动

 第二节 孙刘交好

第三章 冲突

 第一节 赌王躲债

 第二节 圣人举报

 第三节 仇怨日深

第四章 补伞

 第一节 资助跑官

 第二节 官场勾连

 第三节 权力博弈

 第四节 后院起火

 第五节 太后拍板

 第六节 回归体制

第五章 刺康

 第一节 刺杀泄露

 第二节 中日私情

 第三节 幕后金手

第六章 密使

 第一节 王爷密谈

 第二节 密电码本

 第七章 争议

 第一节 御史弹劾

 第二节 联日辩护

第八章 结盟

 第一节 觐见天皇

 第二节 日本悔婚

 第三节 告诫中国

第九章 招安

 第一节 密会孙文

 第二节 招抚革党

第十章 弹劾

 第一节 私通匪人

 第二节 亏本外交

第十一章 危机

 第一节 生意搭档

 第二节 小鬼难缠

第十二章 打黑

 第一节 中堂南下

 第二节 打黑助手

 第三节 赌王遇刺

第十三章 裂土

 第一节 两广共和

 第二节 革命献金

 第三节 星岛风波

第十四章 熄火

 第一节 中堂撞钟

 第二节 拒绝独立

第十五章 皇冠

 第一节 最高诱惑

 第二节 归隐湖山

第十六章 败落

 第一节 赌局尽头

 第二节 吃盐不易

第十七章 赌改

 第一节 赌业新招

 第二节 禁赌博弈

第十八章 没收

 第一节 丢失刘庄

 第二节 革命债务

 第三节 再度被捕

第十九章 图稳

 第一节 规劝中山

 第二节 不能折腾

第二十章 终局

 第一节 韬晦西湖

 第二节 镜花水月

代跋 走出政商关系的丛林

第一节 广州暴动

刘学询承包的是第二期“闱姓”博彩，承包期从1890年到1896年，就在即将到期的1895年，一桩轰动全国的大案发生了。

作案的是一个横跨境内外的严密组织，名为“兴中会”。广东警方在重阳节次日抓获了40多名案犯，并缴获了枪支刀具等多种武器。据案犯供称，其抢劫的目标，就是广东官方博彩“闱姓”的赌款。

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写给朝廷的案情报告中说，据被捕案犯陆皓东等供称，他们“因闻闱姓厂在省城西关收武会试闱姓费数百万，该处为殷富聚居之区，欲谋抢劫，令杨衢云在港招五百人，乘轮来省。孙文在城赁屋三处分住；陆皓东等经理分给红带、洋枪等事……本定初九(即重阳节当天)动手，因招人未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日被巡勇访拿破案”。

这成功逃脱了的孙文，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刚刚成立不久的“兴中会”领袖，本年29岁。上一年，孙文还在以谦卑的口气给李鸿章上书，而现在“兴中会”的入会誓词已经成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这当然绝非一起“劫款案”，而是武装暴动，国民党党史中所称的第一次广州起义。

孙文筹划这次暴动，已有段时间。年初，中日战事(甲午战争)正酣，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大清国朝野震动。3月，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中川恒次郎领事，就迎来了不速之客，请求日本政府提供经济资助和军事支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孙文。

多次洽谈后，中川认为这个不愿意透露自己究竟有多少实力的年轻人，其计划“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中川致外务省报告)，予以婉拒。孙文无奈，只能求助于帮他牵线搭桥的日本商人，刚认识不久的、27岁的照相馆老板梅屋庄吉。梅屋从此开始了其漫长的革命资助人的生涯。日后，当孙文成了“革命之父”后，送给了这位日本哥们一件衣服，上写“贤母”二字，意为“革命之母”。

这对“父母”当然没想到，计划在九九重阳节(公历10月26日)举行的广州暴动，却因军械未能及时运到，加上情报泄露，而彻底失败。陆皓东等被捕处决，留下了其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成为日后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国旗。 不只是两广总督谭钟麟认为这一暴动更像一场未遂劫案，国民党元老、党史专家冯自由也称，这次暴动的目标就是这笔赌款。更蹊跷的是，冯自由透露，正是刘学询本人事先“告总理(孙文)，谓是时正值官厅收解闱姓饷银，为数甚巨，大可取作军用”。

“监守自盗”的刘学询，从头就知道孙文筹划广州暴动之事。 年初，孙文设立了一个公开组织“农学会”，其章程“亟言中国非研究农学振兴农业，决不足以致富强之理，语极动听”，实际上就是“兴中会”的分支。而刘学询与潘宝璜、潘宝琳等富商成为主要的资助人。

根据冯自由透露，孙文“因知刘平素蓄志非常，遂与商榷起义大计，刘大悦，引总理为同调。”而既然引为同调，提供点情报，让孙文去劫了赌款，也就并不奇怪。何况，这是已经上缴的赌款，并非刘的私款，押运责任在于政府。

刘学询的回忆录也证实了他对广州暴动早已知情，但似乎并不赞成，并非冯自由所说的“大悦”。刘学询向来低调，导致如今史料极少。而1931年“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派人到杭州，采访刘学询，其记录稿称为《总理史实访问记》。或许是这份口述历史对国民党的形象不利，一直束之高阁，并未正式出版。

在这份回忆录中，刘学询提到，他是在《马关条约》签订(1895年4月17日)之后，孙文到香港拜访他，知道了暴动的计划。

……

P23-25

代跋／走出政商关系的丛林

我对2015的“新年期许”，是希望我们能努力走出政商关系的丛林。

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搞改革史的研究，经常回国有讲学、有交流，与企业界交流尤其多，常听一些企业家朋友在那里抱怨政商关系，不少都把自己定位在“受害者”身份上。

我告诉他们，根据我的观察经验，在此前35年成长起来的、能够跻身各大商学院的企业家们，当年起家的过程中几乎是不可能如你自己所描绘的那么“干净”。换句话，至少我坚信，绝大多数企业家一定是有“原罪”的，谁也不用装。

现在有了一定身家、有了一点身份之后，爱把自己打扮成潜规则的受害者，这就有点不厚道了。扪心自问，那些如今高唱道德高调、声讨潜规则的企业家，当年有多少人哭着、喊着跪求人家对自己“潜规则”一下。实际上，我们并非仅仅是潜规则的受害者，也是共谋者。粗俗地说，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并非强暴与被强暴的关系，而是通奸的关系。如今，你“资本”有地位和身家了，不想继续这样下去；人家“权力”也同样不想继续下去了。别仅仅把自己的当年描绘得似乎冰清玉洁，都是千年的狐狸，谁也别说聊斋。

从道德的角度进行控诉，毫无意义，重要的是，“资本”和“权力”既然都不想再那么不明不白下去了，都厌倦了、甚至开始痛恨潜规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那就一起努力建立和完善“显规则”嘛——如同当年一起努力建立“潜规则”、且从中获取快感一样。

近些年，我研究中国改革史，重点就是资本和权力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政商关系。对于这个关系的认识，必须撇开各种道德判断，因为，在自以为是、或假装自以为是的“道德控”面前，很多本质上的利益博弈会被遮蔽而看不清，最后难免连反思本身也被“伪君子”们当作了工具。

比如，中国近现代第一轮改革——“洋务运动”，我们很多学者对其中的“官督商办”批判得很猛，对清末所谓“国进民退”批判得很猛，但是，这些批判在大量的史料面前，显得非常虚无和标签化。

近代资本主义在改革中诞生，我将其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权力资本化”，也就是公权力作为资源配置的力量、甚至作为资源本身，扶持、推动、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公权力的强力介入，中国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起步，看看晚清改革的投资额就能明白，主要的资金来源依然是国有资金、财政资金。这大约也是很多后发国家的共同现象，政府的主导作用十分强大，在初期也十分具有正能量。

与我们同时起步的日本改革，最初也实行“官督商办”，政府主导作用也很强，为什么从结果来看它比我们做得好?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是是否规范，以及如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日本比我们更早地通过法治建设，更为明确了权力和资本的边界，而我们在晚清的整个第一轮改革、乃至直到近几十年，都是模糊的。在模糊状态下，企业固然享受了没有边界的扶持，但也承担了没有边界的干扰，“大爱”无边的时候，“大害”也是无边的。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家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政府也同样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而归根到底，在缺乏规则、边界的丛林状况下，无论企业和政府、资本与权力，到最后都是受害者，没有受益者。

正因为晚清改革第一阶段的“权力资本化”忽略了规则建设，改革因此被异化，形成了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这些集团就以“资本权力化”的方式，绑架和攫取了相当一部分的公权力，服务于他们的私利。我就非常反感一些学者轻率地指责清末的铁路国有化是所谓的“国进民退”，当年那18家号称民营的铁路公司，有相当比例并非现在我们所以为的“民营企业”，而是获得了非常特殊的政策扶持的企业，尤其是湖南、湖北、四川、广东4家，其资本金主要是通过所谓的“租股”向辖内民众强行征集，而其依靠的不仅是公权力的保驾护航，更是公权力的直接让渡。

这类所谓的民营企业，既脱离了原来在国企、或者“官督商办”之下来自体制内的监控，体制内原来有纪检机构、监察机构，原来有政敌反腐、甚至二奶反腐，无论效果如何，毕竟也还是反腐，但是，如今成了所谓的“民营企业”了，这些监控一概失效。与此同时，这些所谓民企的高管层，却并非通过股东选举出来的，这些企业里甚至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股东会、董事会，那些真正出资或者被迫出资的股东，根本无法监督管理者，从而沦为管理者压榨剥削的直接对象。这样的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既不忠于政权，也不忠于民众，按照当年户部的说法，就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两头都管不了他们，而为了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两头忽悠，甚至两头点火，通过“离间官民”渔利，最后既葬送政权，又摧毁社会。

改革被这样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绑架，而后被异化，最后遭遇破产，这才是晚清那一轮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

当前的政商关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对其中任何一方的单方指责，都是不厚道的、不客观的，也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之病，是各方共同造成的；中国之病愈，也必须依赖各方共同的努力。

除了利益大博弈之外，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政商关系的演进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实践一定领先于制度，制度一定滞后于实践。说到底，改革就是一个不断破坏、突破旧规则的过程，这其中，从程序的角度来看，“出问题”、留下“原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当然不是说干脆放任政商关系自由发展，而是必须加快制度的“跟进”——别太指望制度的“创新”，制度若能比较快地“跟进”实践，就已经很不错了。这种“跟进”，就是及时订规则，所谓亡羊补牢。

改革不仅是对于旧规则、旧制度的“破”，也需要对新规则的“立”，不断建立和完善新规则。我们的两轮改革，晚清的第一轮与当代的第二轮，都在“破”方面使劲不少，而在“立”、尤其是及时地“立”方面，显得不足。

政商关系的演进，是各种利益大博弈的结果，也是推动利益大博弈的原因之一。对此要细细分析实际上的利益传导，不要简单地用“好坏”之类的标杆去判断。动辄扣政治大帽子，这是当下中国无论左右都爱做的。这是偷懒的做法，当年胡适先生就说过了，空谈“主义”比谈“问题”、解决“问题”容易得多。至少在座的经济学家、法学家们，应该少谈些空洞的“主义”，如今的中国是“思想家”泛滥，而“实干者”稀缺，经济学家、法学家们应该是实干者，是推动社会具体进步的“工程师”。

如今的中国企业家，也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总是对局势与前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另一方面，却总是想“搭便车”，自扫门前雪，希望他人去解决外部环境的各种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参加几次有关家族企业传承的论坛，很多企业家在聆听专家学者讲解各种管理、平衡，甚至几个没有二奶、小三的专家，在教人家如何应对二奶、小三。那些固然是需要的，但绝非根本的。那些归根到底还是“术”，不是“道”。我就问那些企业家一个最简单的常识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财富消灭，乃至财富拥有者人身的消灭，多大比重来自企业内部治理问题，多大比重来自外部社会崩溃?显然，中国历史已经清晰地告诉了我们，社会崩溃才是对财富最大的破坏力。我总是说，“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对于屌丝起步时，是有顺序讲究的。但当“齐家”的初级阶段完成，更高层次上的“齐家”——比如财富的传承，与“治国平天下”就是同步的。天下不安，何以安家?这才是“道”。

我在很多场合，都呼吁“全中国有产者联合起来”。有产者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剂，他们最希望社会稳定，也最希望社会进步，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最为符合他们的长期根本利益。但凡发达国家，无一不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十分庞大、也十分强大的社会。对于任何一个期望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有产者一定是重要的执政基础。政商关系要进步，如何激发作为有产者中主要成员的企业家们的热情、智慧，是一个重要的、现实的课题。

如今，不仅企业家们热切期盼着改善政商关系，走出之前的“潜规则”时代，大多数官员也同样期盼着走出“潜规则”。“潜规则”就是一个丛林，最终所有人都将是受害者。2013年的三中全会上，明确要约束政府的权力，发挥市场、而不是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不就是政改的核心要义吗?在2014年的四中全会上，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在我看来，其逻辑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的——推动中国尽快走出丛林，走出唐德刚所谓的“历史的三峡”。当然，这些仅仅还是愿景，我们不能拭目以待，而需要身体力行。

空谈误国，空谈也误己；实干兴邦，实干更兴己!

(本文系雪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新年期许”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