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这话说起来有十年了，我很不舒服地穿上了这么一件肥肥大大、并不合身的退休装，陷入了这么一个境况：退休不是一个等级，不是一个社会地位，不属于一个阶级，也不是一种情势，更不是一种职业。然而，千千万万人过着这么一种日子，甚至还有点收入——收人多少，因人而异。如果说退休不是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状态，那么，它是不是一种思想状态呢？

请看由奥利维埃·伯纳德所著的《生活从六十岁开始》。

奥利维埃·伯纳德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记者和作家。他50岁丧妻，60岁退休，孤苦悲戚，曾一度想到自杀。为了排解苦闷，他开始了长途旅行：先是从巴黎走到西班牙的圣地亚哥，2000公里，身心得到极大的调整；接下来走上了“丝绸之路”，从土耳其步行到西安。返回巴黎后，他写了一本书《长征》，记述路上的经历，此书引起巨大反响，并获得了几个文学奖项。作者于是用稿费创立了“门槛”基金会，用以组织失足青年进行拉练，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生活从六十岁开始》记述的就是以上非同一般的历程。

第一章 逆来顺受还是起而抗争

第二章 上路

第三章 朝圣路上的启示

第四章 势不可当

第五章 丝绸之路

第六章 被遗忘的品德

第七章 叙述与分享

第八章 “门槛”基金会：第二次生命

第九章 老少之间建桥梁

第十章 没有计划之人等于形存实亡

后记

译者的话

第一章

逆来顺受还是起而抗争

接近花甲之年了，我感到自己像一条船那样下沉，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人能把我拽住。60岁，这可不仅仅是个生日，也不仅仅是岁月的一个整数。这是一个危险的关口，一条断裂线，一条看不清出口的路。荒漠之门打开了。50岁过生日的时候，比现在还多点热乎气，当然了，那时心里也拉响了一声警铃：当心啊，你已经走下坡路了。按部就班地过了一年，大难便临头了：先是我妻子亡故，随后我老母仙逝，最后我被解雇，这一切统统发生在几周之内。母亲教我学步，把我带上了人生之路。妻子达妮埃尔让我的生活有了意义，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还给我生了两个儿子。我的这个伴侣恰恰是在我51岁生日那一天辞世的。我这个人马虎，从来记不住我们结婚的日子，她对我的马虎再清楚不过了，也许，她选择这一天，为的是让我不要忘记她的忌日。此后的15年，我再也没有过过生日。每年这一天，我都是在回想她与我的恩爱，那些让我思念不已的恩爱。我的两个儿子都已上了大学，仅此一点已足以使我意识到，到了这把年纪，我不可能再找到一份领取固定工资的职业了。担心缺衣少食，这是穷苦孩子长大了之后仍然摆脱不掉的病症，我当时被这种恐惧症压得喘不过气来。

非常幸运，有人知道我还有点写作和采访的能力，我因此接到了活计。于是，我东跑西颠，跑了10年，停不下来。毕竟孩子上学要交学费，还有其他的开销。悲伤妨碍了我的睡眠，但没有妨碍我的劳作，甚至得了病，我也不敢停工。有三个星期，剧烈的腰疼迫使我卧床，但我仍使用电话和电脑在床上干活，按时交出了稿子。还好总算挨过去了，疼痛减轻了，虽然它仍然会不时地整治我一下，特别是在我快过生日的时候。

某日上午，致命的一击终于砸到我头上。那是社会保险公司发来的一封通用印刷信。信里说：“请来清算和您退休有关的款项。”看到这几个字，我全身都软了。“清算”，喔，我遭到清算了。原来，清算我的，不是法西斯政权，而是社会保险啊。我在字典里查找“退休”（retraite）的同义词，查到的是“溃退、避难、隐居”等词义。对于军人，retmite意为“退役”，对于教士，则叫作“退省”。和他们一样，我被“圈”在了退下来的行列里。拿破仑时代的禁卫军老兵领取“半饷”，我现在也成了劳动力市场里的“半饷人”。任何人对此都没有办法，年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由。别无他途，我也只能走上退休者之路，然后呢，就向匕帝或墓地靠拢。说向上帝靠拢也好，说向墓地靠拢也罢，随便选一个都行。什么东西都是花钱买来的，过去我缴纳了社保费，现在回过头来，他们发还我一笔钱，算是给一点补贴吧。不管算什么，这是我理所应得的。社会保险公司对我的职业生涯，记录得比我自己还细呢。我16岁就开始工作了，当过挖土工、码头工、办公室职员、工业绘图员、咖啡店跑堂、寄宿生的管理员、走家串户的葡萄酒推销员、体育教师等，然后，断断续续地自学，直到当了记者。我的五花八门的职业生涯都被社会保险公司记录在案，标明了日期和工资数额，然后进行折算，每半年折合为一个单位。我账上的单位可不少呢。从结完账到心理上接受退休，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这一步却是个深渊啊。退休？这是别人的事嘛，是老头儿老太太们的事嘛，不关我的事嘛。我还年轻嘛，浑身上下充满了精力嘛。别人都说我很“健壮”，而我为了保持健壮，几乎每天跑步。58岁的时候，我参加了纽约马拉松长跑，这还不是我最后一次参加马拉松长跑比赛，而是我平生倒数第二次参加。59岁时，我不服老，到中国参加了“丝绸之路长跑”，这是一场长达三周的超强考验，气候闷热，穿过沙漠和山岭，皮肤被骄阳晒得黝黑。长跑分段进行，最后一段安排在令人精疲力竭的长城上。我回到国内的时候，已是疲惫不堪了，但是心情却是愉悦的，半个月之后，我又出现在梅多克马拉松长跑的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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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这话说起来有十年了，我很不舒服地穿上了这么一件肥肥大大、并不合身的退休装，陷入了这么一个境况：退休不是一个等级，不是一个社会地位，不属于一个阶级，也不是一种情势，更不是一种职业。然而，千千万万人过着这么一种日子，甚至还有点收入——收人多少，因人而异。如果说退休不是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状态，那么，它是不是一种思想状态呢？

至于我自己，这十年来，在法国和国外不断地向许多人——也不仅向那些极有兴趣的人，讲述我的有点与众不同的退休生活。有人叫我把它写下来。我的这一段经历，确实有点超出常规，然而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开始是逃避，接下来是远行冒险，再后来就是和许多人结下了友谊，同他们组成了一条希望之链。我的故事难道具有普遍意义吗？值得叙述吗？我独自走完了丝绸之路，不管我的读者对我的这场冒险是怎么想的，我不敢接受别人给我加封的英雄称号。我所做到的，别人也能做到。你不用顾虑那么多，你先把一只脚迈出去，然后再迈出另一只脚，就这样重复1500万次即可。几千年来，人人走路，并没有哪一个人以此为荣。我寻求的不是目的地，而是在路上行走的过程。当然了，走上丝绸之路靠的是傻劲，安然归来靠的是运气，而在出发和归来之间靠的是韧性。这一切大概源自我的布列塔尼先祖的禀赋和我这个诺曼底人自身的本性吧。

自从我享受CNAV（养老保险）以来，我就生活在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境，虽然一开始并不适应。对于某些人来讲，退休就是一场悲剧。有的人退下来不久就死了，有的人情绪低落，更多的人是浑浑噩噩度日。如果他们不迅速把精神振作起来，那就会像让娜·莫罗所唱的那样：“可惜呀，现在才哭得把手帕浸透，已经太晚啦。”说穿了，退休之后的前景，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冰冷的墓地，对于一些人来说是火葬场的焚烧炉。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曾说：“老年多美好……可惜死来早！”既然如此，在大限之前，那就不要把两只脚塞到一只鞋里嘛！既然等待着我们的是永久的歇息，为什么现在还要度那些所谓的假，身陷一种长久的麻木状态呢？

在“二战”后“婴儿潮”中诞生的孩子以千百万计，在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终止了职业活动，有些人过几年也将终止他们的职业活动，如果我的长途跋涉能给他们就如何过退休生活提供一点参考的话，那么，仅仅口头叙述是不行的，应该见诸文字。应该白纸黑字地告诉大家，退休不是靠边站，哪怕是官方人士和营销人员把我们从“actif”（活动的，在职的）的一类人划归为“inactif”（不活动的，退职的，退休的）的一类人。我这个人闲不住，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使用“不活动”这个字眼儿，是对我的羞辱。

……  每过一年，老人的人数就多于前一年。鉴于此，老人们是要承担一些义务的。当那些按月缴付劳保基金的可怜的伙计们度过了短暂的假期重新返回办公室、学校和工厂的时候，你可不能仍然懒洋洋地坐在游艇上兜风，或者在冬季跑到热带国家的棕榈树下睡午觉。如果特立独行的退休者不注意此类事情，他们本身将可能变成一副副脚镣，把民主的双脚捆住，将民主拖人水底。有些悲观主义者预计将来会发生“老一代人和新一代人之间的战争”。如果放任这样一场战争爆发，那将是愚蠢的，更是不公正的。把老年人的活力和聪明才智弃之路边不管，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接受呢？我真心诚意地希望，我们这些年长者在世界的演进中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拿出我们所拥有的时间，为世界增添光彩。让我们建设一些桥梁吧，以便与我们的后代，即与儿子一代人和孙子一代人沟通。只要我们各自尽一己之力，这就很好了。退休不是终点，它是一个了不起的起点。和他们的子孙不同，现在的退休者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们更能顶住广告所宣传的这种观念：幸福是要花钱买的。由于他们是在与今天不同的世界里长大的，他们并不自私。西蒙娜·德·波伏娃说过：“若想在世界上留下雪泥鸿爪，人们就要休戚相关。”

今天，经过了十年的思考，我要对退休者们说，生活从60岁开始。

退休应该是“到了规定的年龄，从工作岗位退下，回家休息”的意思吧。对于这项强制性措施的态度，粗分的话，有两类。一类欣然接受，另一类断然拒绝。本书的作者奥利维埃属于第二类。欣然接受者自娱自乐，颐养天年。断然拒绝者不甘寂寞，仍劳作不止。某些劳作是有收益的。在处理收益的方式上，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取向。一个是用之于己，另一个是用之于人。奥利维埃选取的是第二个。

他退下来，完全不能忍受无所事事的生活，万般无奈之时，想到了长途徒步旅行。先是南下西班牙，然后顺着丝绸之路，两次西行中国。他写了书，引起巨大轰动，拿了丰厚的稿费和讲演费，他的书得了奖，当然又获得了奖金。他用所有的收益组织了一个基金会，用以帮助失足青年。他这样做，给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都注入了积极的意义。他如实地记述了他的经历，没有夸张，没有煽情，就像安闲地和你聊天一样。我想，老年人和青年人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自己的看点。

这本书得以面世，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已故的法国朋友罗朗·巴鲁埃先生（Laurent Ballouhey），没有他，此书无从译起；另一个是本书的策划编辑叶芳女士，没有她，此书难以付梓。

罗朗是学汉语的，1973年受聘于新华社，在法文专线做改稿工作。他平生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我是迎接者之一。2012年初，当他最终离别北京时，我们两个人都不胜依依，两次话别。在这漫长的40年中，我觉得，他倾尽全力，促进法中的文化交流。他做过法国驻华图书代表，这本书正是这个时候他送我的。他的本意无非是叫我当闲书读读。谁知道，开卷不久，其内容就深深吸引了我。于是我决定将之翻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凡遇难题，我就缠住罗朗不放，直至译完。在他离京前的几年里，他的工作和生活并不顺畅，回到巴黎后又水土不服，癌症复发，于2014年2月17日不治而逝。罗朗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一位与之同命运共呼吸的挚友对他的评价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精神追求，他从来没有想过发财和扬名，从来鄙视物质，对于精神的世界——欧洲的、中国的，哲学的、文学的，孜孜以求，没有停过，因此可以说他从来没有退休过。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在《生活从六十岁开始》的中文版诞生之际，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可惜我不能亲自赴法把成书轻轻地放在他的墓穴上。

这本书，从译者联系出版社，到中国方面和法国方面商谈版权事宜，几经周折，并不顺畅。有一段时间，我已经泄气了，用法国的一则成语说，已经“垂下了双臂”。正在这个时候，叶芳出现了，她奔走活动，四处联系，终于迎来了转机。

我开始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和任何出版社联系过。当时的想法是，若是有机会出版，固然好，出不成，就只当机遇的缺失吧。我愿意译它，正像书法爱好者每天练字一样，是自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愉快的营生。作者奥利维埃和我同年，1938年出生，属虎。可是，他这本书，我阅读伊始，就感到了这只法国老虎的非凡的气质，不但有爆发力，更具韧劲。他从一个贫困工人的儿子成长为记者和作家，这条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他奋斗不息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吗？当然是！但这并不妨碍他有着为社会服务的强烈的意志。退休之初，当他觉得不能再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时候，他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而我们这些人，“斗私”斗了那么多年，退休之后，自我养生常常成了过日子的主题。见面交谈的内容不是薏米，便是黄芪，不是按摩，就是太极。此情此景，只要和他的取向稍稍一比，二者境界的差别就立刻显现出来了。我和他从未谋面，仅仅互通过电子邮件。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退休之后，应该继续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把退休之前取之于社会的再奉还给社会。

奥利维埃是个极其朴实的人。这是我从一件小事上看出来的。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希望他能给中文版写篇序。我立即答应和他联系，觉得这是一件易如反掌、十拿九稳的事。我还想，对他来讲，一篇短短的序言不过是举手之劳。他完全可以写一篇应景的文字，说点礼貌的话，如“中国乃文明古国，又是人口最多的大国，此书能在中国出版，甚感荣幸”，云云。结果呢，他的回答是“不”。为什么不？他在邮件中说：“我再次细读了此书的开头和结尾，觉得实在没有什么新话要说了。”既然如此，我没有再向他提出过只言片语的恳求。他的拒绝，促我警醒，一下子意识到：有话就说，没话不说，正是常理。

杨起

2014年7月15日

在退休这个阶段，一切可能的事情都可以做，退休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你能够应对一切挑战——甚至最疯狂的挑战。

——本书作者

每一个像作者那样已经达到成熟年龄的人都有可能找到自己未来开始一段非凡人生的途径；每一个年轻人都有可能从年长的人身上发现有可能影响自己的、超越时光的智慧、胆略和贡献。

此书中文版献给将优秀的法国文化引荐给中国出版界的已故法国人罗朗——他是如此热爱中国和生命。

——本书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