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巴里·沃茨著的《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给安德鲁·马歇尔树碑立传，而是旨在介绍他的思想发展史。我们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窗口，帮助他们了解马歇尔是如何思考和评估美国面临的长期军事竞争的。尽管他开发的净评估方法最初主要以美国与苏联冷战时期的竞赛为重点，但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创造的这一概念框架也被证明是思考不同领域问题的有效方式。这些领域包括伴随着精确制导弹药和作战网络出现而兴起的军事革命、中国的崛起、核武器的扩散。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马歇尔领衔的净评估办公室都力图向国防部长以及其他国家安全高层决策者预先提醒，引导他们关注新兴的战略问题和出现的机遇，从而赢得针对美国竞争对手的战略优势。

2015年，美国珀修斯图书集团基础书局首次出版英文版。

201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首次出版中文版。

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是五角大楼的一个传奇。他任净评估办公室（五角大楼内部智库）主任一职逾40载，辅佐12任国防部长和8任总统，始终位居美国战略思想前沿。在兰德公司的黄金时代（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马歇尔帮助确定了美国核战略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直到今天仍然适用。赴五角大楼任职后，他又率先提出了“净评估”的概念和方法，由此构建了分析美国与苏联之间长期军事竞争的新的理论框架。冷战结束后，马歇尔通过“净评估”成功预测了军事方面新兴的颠覆性转变，包括新军事革命和中国作为美国重大战略竞争对手的崛起。

马歇尔之前的两位部下、也是当前美国战略研究界知名专家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Andrew Krepinevich）和巴里·沃茨（BarryWatts）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采访了马歇尔本人，掌握了大量一手史料，使得本书资料翔实，引人入胜。

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巴里·沃茨著的《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首次通过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些最为关键的事件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来讲述马歇尔的故事，揭示了马歇尔作为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国防战略幕后顾问的思想发展轨迹，并由此提供了从冷战初期到当前美国国防战略总体变化情况的独特内部视角，同时展示了美国国防机构演变的历史。

这部书入选本套丛书的依据是其在战争与战略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学术参考价值，并不代表编委会和出版社赞成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

丛书序言

序

自序

引言

第1章 一个自学成才的人(1921—1949年)

第2章 早期兰德岁月(1949—1960年)

第3章 寻找更好的分析方法(1961—1969年)

第4章 净评估方法的诞生(1969—1973年)

第5章 进入五角大楼(1973—1975年)

第6章 净评估的成熟(1976—1980年)

第7章 冷战的最后竞争(1981—1991年)

第8章 军事革命(1991—2000年)

第9章 重返亚太地区(2001—2014年)

结语

缩略语

索引

第2章 早期兰德岁月(1949—1960年)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信心、财富和希望的时代。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纳粹德国和奉行帝国主义的日本，而美国则早已从经济大萧条中恢复元气。战后，美国商界和政界的许多精英都认为，美国人的创造力、刻苦精神和领导能力所能达成的目标几乎是没有限制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概莫如此。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强劲的经济发展，它的人民享受着史无前例的物质繁荣。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经济产出已经占世界商品和服务总量的25％以上，但人口却仅为世界总人口的6％。

这个国家的人民成功应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挑战。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对于备战的兴趣远远低于对新家园、新汽车，以及类似电视这样的新技术成就的兴趣。但当战后时代成型时，有一点变得很清晰，那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远没有结束。美国及其亲密的盟友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个新的敌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日子里，苏联军队占领了东欧；到1949年，克里姆林宫已经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扶植了傀儡政府，并很快在其德国占领区做了同样的事情。华盛顿与莫斯科间日益增长的敌意正在改变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安全环境，使之逐渐演变成后来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

1948年4月，苏联开始限制柏林与美国、英国、法国占领区间的地面交通，两个新兴超级大国间的第一场重大危机随之爆发。尽管柏林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个战胜国分区占领，但是该城本身却位于苏联占领区内部，与西方占领区间有大约90英里距离。1948年6月底，苏联人切断了通往柏林的所有地面交通。

为避免战争，美国做出回应，组织并领导了对该城三个西方占领区的空中补给。这种行善之举同时也向苏联人传递了一个心照不宣但强烈的信息：西方具有坚定的决心。1948年7月，美国向英格兰部署了90架B一29轰炸机，这为后来美苏危机中的原子弹外交埋下了伏笔。尽管这些飞机中没有一架是执行“银盘计划”、经过改装可携带核弹的B-29轰炸机(事实上那类炸弹从未部署到海外)，但当时和其后的大多数观察家和历史学家们仍认为B一29的部署是要传递一个信号，即如果战争爆发，哈里·杜鲁门总统有可能会使用核武器。

成功的空中补给和西欧公共舆论对苏联的强烈抨击，促使约瑟夫·斯大林于1949年5月12日解除了封锁。与斯大林预期的破坏西方团结相去甚远的是，他精心策划的这一招先手棋事实上却使得美国、西欧国家和其他战时盟国更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的飞行员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道，共同担负起了向柏林提供空中补给的飞行任务，而美国包揽了总飞行架次的四分之三。对来自苏联的广泛威胁的察觉，还促使美国放弃了它在和平时期长期坚持的半孤立主义政策。1949年4月4日，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在内的11个国家，与美国一道于华盛顿共同创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至关重要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申明，12个缔约国一致认为，对本组织一个或多个缔约国发起的军事攻击将被视为是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通过批准这一条约，美国最终与一个半世纪前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菲逊所告诫的不要缔结“纠缠不清的联盟”彻底分道扬镳了。

柏林空运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立是在杜鲁门政府采纳对苏联遏制政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该政策的目标是遏制苏联的敌对意图、令人生畏的力量及其苏维埃制度的本质属性对美国安全构成的威胁。仅仅在战胜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赢得1948年总统大选数周后，杜鲁门就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20／4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抗击苏联对美国安全威胁须达成目标的报告》(NSC一20／4)。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领导下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在起草该文件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文件反映了凯南的评估意见，在他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旨“必须是对俄国人扩张主义倾向采取一种长期、充满耐心但同时坚定、警觉的遏制”。凯南首次表达他对于苏联本质的判断，是在他那份于1946年2月从莫斯科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回的“长电报”中。尽管NSC-20／4文件中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它被认为是后来被冠以这一名字的政策的初步构想。1948一1949年的柏林危机爆发大约7个月后，杜鲁门批准了这一文件。P22-24

我们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给安德鲁·马歇尔树碑立传，而是旨在介绍他的思想发展史。我们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窗口，帮助他们了解马歇尔是如何思考和评估美国面临的长期军事竞争的。尽管他开发的净评估方法最初主要以美国与苏联冷战时期的竞赛为重点，但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创造的这一概念框架也被证明是思考不同领域问题的有效方式。这些领域包括伴随着精确制导弹药和作战网络出现而兴起的军事革命、中国的崛起、核武器的扩散。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马歇尔领衔的净评估办公室都力图向国防部长以及其他国家安全高层决策者预先提醒，引导他们关注新兴的战略问题和出现的机遇，从而赢得针对美国竞争对手的战略优势。

我们力求不带偏见、公正客观地描述马歇尔漫长的思想历程。这一历程从大萧条时期的底特律开始，跨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涵盖了战后40余年其担任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的时光。当然，我们二人谁都不敢宣称自己是完全公正的旁观者。我们俩都曾与马歇尔长期共事。沃茨曾先后于1978—1981年和1985—1996年供职于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克雷佩尼维奇于1989一1993年也在该办公室工作过。从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去职之后，我们二人都退出了现役，但又都继续在安全领域长期从事研究工作。事实上，我们谁也没有完全离开马歇尔的圈子。多年来，我们参与了马歇尔发起的一系列活动，涉及众多议题。同时，作为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该中心为净评估办公室提供咨询支持服务)的成员，我们二人都参与过由净评估办公室资助的许多项目。此外，马歇尔信任的前净评估人员和外围防务专家形成了一个人称“圣安德鲁预备学校”(St．Andrew’s Prep)的小圈子，一旦成为其中一员，身份将终身相伴。

跟所有作者一样，我们与读者分享故事的能力受到分析能力和文学功底不足的限制。同时，由于马歇尔的许多思想成果目前仍然处于保密状态，我们在写作中也受到一些制约。因此，未来的数十年时间里，在所有文件解密之前，马歇尔完整的思想史将不可能为人所知。但话虽这么说，我们仍坚信即便存在这些限制因素，马歇尔的经历仍值得一书。至于讲述得是否成功，我们希望留给读者来评判。

如果没有众多人的鼎力相助，本书的写作不可能完成。在这些人中，首要的自然是马歇尔本人，他欣然接受了我们的一系列采访，在面对本书手稿即将完工时出现的一些具体的疑问时，他及时而和蔼地给予了解答。我们还要感谢库尔特·古西(Kurt Guthe)，大约20年前他曾经就马歇尔的个人生活和净评估工作进行过一系列的录音采访，这些采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渠道，借此可以深人了解马歇尔的人生经历以及他70余年的思想发展历程。这些采访是由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SmithRichardson Foundation)慷慨赞助、在德文·克洛斯(Devon Cross)和马林·斯特梅奇(Marin Strmecki)的帮助下完成的。我们还要感谢“圣安德鲁预备学校”的许多成员，他们欣然分享了自己得到马歇尔教诲指点的经历。

我们要向我们的文稿代理人埃里克·卢普弗(Eric Lupfer)表示感谢，他帮助我们构思主题，从而奠定了本书的基础，并在整个出版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指导。我们的编辑阿历克斯·利特菲尔德(Alex Littlefield)和蒂姆·巴特勒(Tim Bartlett)对我们既鼓励又督促，并用他们敏锐的编辑眼光告诉我们如何让本书更具价值。编辑助理伊丽莎白·丹纳(Elizabeth Dana)和项目编辑蕾切尔·金(Rachael King)也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她们对文稿的审定和对事实的核实把关使得手稿大为改观。当然，本书中目前还存在的所有事实或者文法错误均由我们自己负责，这一点责无旁贷。

1973年10月，马歇尔开始担任净评估办公室主任，从那时算起，有90多名军官和地方分析人员曾在他手下供职。在净评估办公室之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情报界、学术界、军界，以及各种不同的智库的分析师和学者，他们也对净评估的开发和实施作出了或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在本书写作过程之中，我们早就意识到，受篇幅所限，书中只能涉及其中的部分人物和内容。

在这里对书名的选择做个简要说明。正如读者所见，马歇尔从来不是一个军事意义上的武士，尽管他曾是美国“民主兵工厂”中的一名“战士”，也是一个“冷战斗士”。但他更像是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所描述的“最伟大一代”中的最后一个人。这一代人成长于大萧条年代，年纪轻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勇敢地面对与苏联之问“漫长的冷战”。在我们看来，这一代人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具有迎接挑战的决心，不是因为这些挑战很容易，而恰是像肯尼迪总统说的那样，“因为它们很难”。正因为马歇尔可能是他们那一代中最后一个在政府高层供职的人，我们将本书命名为《最后的武士》恰如其分。

最后，写作本书过程中付出牺牲最多的不是作者，尽管他们大部分写作和编辑工作都是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来完成的。他们的妻子才是付出牺牲最多的。在我们二人醉心于写作本书时，她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对于我们更为优秀的另一半——朱莉娅·克雷佩尼维奇(JuliaKrepinevich)和奥佩·沃茨(Hope Watts)，我们要报以深深的感激，并奉上我们的爱意。

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Andrew F．Krepinevich)

巴里·沃茨(Barry D．Wat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