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亚振著的这本《沙地记忆－－一九六七届小学生》以纪实的手法，追溯了1966年的夏天，地处浙江上虞最偏远的一所乡村学校——西汇一小被迫关闭，在这所学校就读的五、六年级两个班学生，从此集体失学的历史事实，以及50多名学生半个世纪的坎坷人生。作品写出了他们与命运的奋斗与抗争，内心深处的委屈与隐忍，永不熄灭的梦想与追求，并以此纪念那些被那个年代改变了青春乃至命运的人们。

马亚振著的这本《沙地记忆－－一九六七届小学生》以纪实的手法，叙述了上虞西汇一小1967届50多名学生近半个世纪的坎坷人生，写出了他们与命运的抗争与奋斗，他们的内心与卑微，他们永不熄灭的梦想与追求。

总序

宛如平常一段歌（代序）

第一章 再相聚

 麦子黄了

 西汇一小

 你们在哪里？

 相见不恨晚

第二章 踏歌行

 弄潮儿

 秋风起

 行路难

 两根断指

第三章 荻花开

 缝纫人生

 医家有女

 乡村爱情

 女儿心

第四章 追梦人

 当兵去

 仰望天空

 读书梦

 工地和土地

故乡是一滴泪（后记）

麦子黄了

1966年，我13岁，南方人习惯算虚岁，是西汇一小五年级的一名学生。

5月的麦田，渐渐变成金黄。先是大麦成熟了，黄成亮亮的一片。大麦分为两棱和六棱两种，两棱的产量要低一些，但口感较糯，适合压成麦片煮麦稀饭充当主食；六棱大麦的产量高些，但口感很糙，常用来喂猪、饲鸡鸭。5月底之前，大麦全部收割完，小麦一般要在6月初收割。小麦的黄带了浅褐色，麦秆长得笔直，穗头也比大麦更坚挺些。等收完了麦子，每天放学回家，各家的孩子就会自觉地拉开石磨将小麦磨成面粉。孩子们力气小，磨麦子需要三个人，一个把住磨头，将麦子一撮一撮地拨进磨眼里，两个人牵磨，四只小手紧紧抓住木制的磨担，用力带动石磨旋转起来。虽然这是一件非常乏味的工作，但是必须要完成，等新麦磨成了面粉，就有香喷喷的麦糊烧、筷子粗的手擀面可吃了。我们沙地里不种稻子，这些麦子差不多就是半年的口粮，其余半年用国家发的粮票去买“返销粮”。以前，每到“六一”儿童节，学校的小操场上会搭起一个木台子，各班级就在这个台上表演经过长时间排练的节目，合唱、舞蹈、课本剧等等。老师会在孩子们的脸上涂上胭脂，画上美眉，等节目演完了，同学们仍然舍不得将脸洗干净，会自己对着小镜子照上半天。那些在学校旁边的麦田里收麦子的大人们则张着嘴，举着割麦子的矛刀，一边痴痴地观看，一边呵呵地笑着。

然而，1966年的夏天却不同寻常。这年的“六一”节庆祝活动没有搞起来，学校里有点乱纷纷的，似乎人人都在兴奋地谈论着“国家大事”。我们的班主任沈老师几乎每天都要说同样的一句话：“我家的成分是贫农。”后来，模模糊糊地知道有个叫“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正在进行，最早的革命是从首都北京那边传过来的。听说那些大城市的学生都起来革命了。三汇是上虞的“西伯利亚”，生长在这个偏远之地的孩子们，本来就没有什么识见，几乎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要怎么个革法？只是，这“革命”倒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取消了。我所在的五年级班共有五十来个学生，教室里很拥挤，四排桌子，每排都要排到快靠近黑板的地方。一听老师宣布不用期末考试了，大家兴奋得几乎要将教室吵爆了。虽然，并非人人都害怕考试，但如能不用考试，那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还没等到7月的暑期来临，学校的秩序就越来越乱了。先是六年级的学生贴出了批判老师的大字报。当我们发现他们居然写了批判我们班老师的大字报，于是五年级生也就耐不住了，赶紧找来纸和笔，也写起了大字报，批判六年级的老师，还和六年级生争吵，看到他们就翻白眼，哼鼻子。幸亏从三年级开始，我们每天中午都要在老师的“逼迫”下练写20分钟毛笔字，这一回可算是奋笔挥毫，真正派上用场了。然后这股风就蔓延开来了，整个学校本来也就只有六个班级，十来个老师，这样一来全部乱了套。几乎每位老师都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老师们之间也互相掐了起来。各班级的学生都在维护着自己的老师，想办法找别班老师的茬子。原先有很多同学并不喜欢我们的班主任沈老师，可是在这个时候，同学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维护着她，沈老师更是将“我家出身贫农”这句话挂在了嘴边。还有一位女老师姓曹，曾经是我们一年级的任课老师，听说她的家庭出身并不好，但是她很幸运，有一位当解放军的丈夫，所以也基本上是安全的。再后来，厄运落在了一位六年级的任课老师身上，我只记得他姓俞，个子高高的，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年纪很轻。后来他就成了“牛鬼蛇神”，戴高帽，开批斗会，一直到我们离开学校，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不过这些都与我们无关了。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失去了学校管束的孩子们，开始的时候是跟在长长的“破四旧”队伍后面，到那些“地富反坏”的家里去扫“四旧”，将那些古老的字画、瓷器、丝绸等全部烧毁或打碎，后来又到寺庙中去砸佛像，凡是墙壁上、梁柱上有雕刻绘画的全都作为“四旧”给砸了铲了。小孩子本就不懂得爱惜物事，破坏了也全然不放在心上。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留长头发的妇女，都得将头发剪掉，说女人留长发也属于“四旧”。我曾经很想留两条长辫子，总觉得长辫子一甩一甩的样子很好看，起先是我自己不会梳辫子，不能留，好不容易自己会梳头了，却不能“留辫子”了，真是很无奈，只好顶着一头鸡窝似的乱发，到处乱窜。后来看到图片上的女红卫兵都梳着两把刷子似的短辫，觉得这样很时髦，也学着歪歪扭扭地扎了两根短辫。

随着炎夏的暑气渐渐消退，终于觉得“革命”的事情也不好玩了，而且，家里的大人们总是在忧心忡忡。过了暑假以后，学校再也没有开门，而我们这些农家孩子，不能整天总是玩，只好到生产队的妇女操作组去干农活，每天给记2个工分。开始的时候，总还是盼望学校很快就能复课，但经过了几个月的动荡，仍然没有要重新开学的迹象，连老师们也都下到生产队干活去了。就这样，西汇一小66、67届两个班级的一百余名学生，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学生时代”。曾经也设想过各种毕业的场景，曾经也希望能升级到远在十几里地外的沥海中学继续读书，甚至也设想过不能被中学录取时的失落和痛苦，但是却没料到是这样一个不明不白、没有结束语的结局。这种不明不白是我们这个班级全体同学的一块心病，也是我和几个老同学决心要在2014年春节举行这场同学会的曲衷。因为，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一直欠着我们一句话：“同学们，祝贺你们小学毕业了！”谁又能料得到，这一欠竟然是四十八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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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平常一段歌

梁孟伟

接到老同学马亚振的《沙地记忆》书稿时，红梅正开遍了烟雨的江南。

轻轻点击鼠标，一部记叙“走散孩子”的长篇纪实文学，赫然呈现在我的眼前。

从1966年到2016年，倏忽五十年！用啥来祭奠？淡墨润素笺。那样沧桑，那样厚重。

或许是对那个时代的切肤之痛，或许是对那段经历的感同身受，或许我也是“走散孩子”中的一个。作品对我的冲击像杭州湾的海潮，使我无力自拔，甚至发颤虚脱。它有一股看不见的魔力，撞击着我的灵魂，冲刷着我的思绪，吞没了我的身心。

其实，亚振只是以纪实的手法，追溯了1966年的夏天，地处浙江上虞最偏远的一所乡村学校——西汇一小被迫关闭，在这所学校就读的五、六年级两个班学生，从此集体失学的历史事实，以及50多名学生半个世纪的坎坷人生。作品写出了他们与命运的奋斗与抗争，内心深处的委屈与隐忍，永不熄灭的梦想与追求，并以此纪念那些被那个年代改变了青春乃至命运的人们。

作品从2014年春节一次西汇一小（1967届）同学会落笔，接着采用倒叙的方法，追述1966年那个不寻常的“儿童节”：学校关门，学生解散，没有任何交代，不作任何解释。四十八年后，这些当年失散的孩子们重新聚到一起，请来了当年的小学老师。因为老师一直欠着他们一句祝福：“同学们，祝贺你们小学毕业了！”

母校，是同学会的幸福记忆；失学，是同学们的集体伤痛。从儿童时就走散的孩子，他们缺少文化，没有依靠，凭着自己的努力，支撑起一片自己的“天空”；他们不抱怨也不屈服，很卑微又很强大，在泥泞中挣扎，在风雨中前行，谱写出一曲坚强的人生之歌。

正如纪伯伦所说的那样：“除了通过黑夜的道路之外，人们无法到达黎明！”这些失了学的孩子，有的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有的成为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但更多的是普通百姓，他们是耕耘土地的农民、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在土地和工地之间讨生活。他们中有的为了挣三倍于平时的工资，除夕的礼花映红了他们看守的工地；有的因为政府收回了土地承包权，不得不离开大地母亲，是那样的黯然泣下。他们中有的一生都未进过五星级酒店，参加同学会时为拧不开水龙头而惊慌失措；有的面对满桌佳肴却不敢动筷，只怕自己“吃相不好”而失了“体统”。他们都是卑微的人，但又很自尊；他们在寒冬里长大，内心却温暖如春。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就是这种近乎绝望的人生，始终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就是这些卑微如斯的草民，始终心怀着对阳光的感恩。他们踏实做人，诚恳做事，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坦坦荡荡。这就是信念。信念的力量在于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帮助你扬起前进的风帆；信念的伟大在于即使遭遇不幸，也能召唤你鼓起生活的勇气。坚定的信念是永不凋谢的玫瑰。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年后，这群孩子的灵魂没有走丢，他们的精神没有走散。他们用已经微弯的腰背，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亚振的作品是一部励志书。失学后的金水洋，先做农民，再做搬运工，再做泥水匠，后做船老大，还挑过窑泥，拉过石头，运过黄沙，后来靠“投机倒把”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人生像个万花筒；奕秋荣放下手中的船篙，去江西背毛竹，后来搞建筑，挣到了200万元，又一下子被骗了个精光，命运正像过山车；沈建华也一样，做过木匠，挑过窑泥，开过商店，办过企业，最后破产，命运让人感喟唏嘘。这些人正如作者所说：“在大时代的激流中，他们只是比别人多了一分勇气，多了一分坚持，在无路中走出一条路，在逆境里依然不甘沉沦，所以，才有了一点小小的成功。而我们这个班级的大部分男生，他们的一生，就是种地、做工、养儿育女，他们的人生是平淡的，他们与命运的抗争是无言的。”奕金坤一人打两份工，晚上干单位的机修工，白天做自己的木匠活。直到电动锯板机切掉了他的两根手指，再也干不成机修工就开了家木器店……金雅芝从18岁开始，一个人挑着那台作为聘礼的缝纫机，从家乡出发，先是嘉兴，再到上海，还去了西安，又回到江苏，做服装生意亏空后又踏起了洋车……顶父求职后的周如珍像一名中学生一样。一点一点地补习，几年从未间断，终于拿到了自考的中专文凭，从一名注射护士，晋升到护师，再晋升到主管护师……他们的故事，正如《中国人，不跪的人》中歌唱的那样：

我们母亲的血液中／没有跪的基因／不会下跪／／我们父亲的骨骼里／没有跪的骨髓／不会下跪／／我们赖以生存的／中国的流水里／含着很多的钙／他只会养育吐气和扬眉／而不会养育下跪／／因此，我们的每一个头颅／都是经风经霜的／永不低垂的／盛开的花卉。

当然，作为西汇一小67届学生中的一员，作者也写到了自己：

1977年冬天的那场高考。从理论上来说，应该与西汇一小67届的所有同学无关。但是，有一个人却坐进了崧厦中学的考场，并以第一名的速度交出了语文考试的答卷。监考老师的目光中带着一丝怜悯：一定是答不上了，才提前交卷。后来听说，这份试卷的作文是得了满分的。从此以后，她走上了与其他同学完全不同的人生路，教书、写作，坐机关，被称为“文化人”，文学和写作成了她一生的挚爱。这个人就是我——西汇一小67届学生中的“另类”学生，“倾巢”之下唯一于失学十年之后重新赢得了继续上学读书的机会。

看着一种种跌宕的命运，一个个悲欢的人生，催人泪下，给人欢笑；让人唏嘘，发人深思。

亚振的作品是一幅风情画。无论是“圈沙十八户”的沧桑历史、三汇文脉的源远流长、弄潮儿赶海的飒爽英姿、大鱼搁浅的动人传说、强盗湾故事的惊心动魄，还是奕氏家族的传奇故事、生产队里的工分结算、志康先生一家的“文革”遭遇，都如一幅幅风俗图，徐徐地展开，娓娓地道来。譬如描写弄潮儿的英姿：“当滚滚的潮水由东向西呼啸而来的时候，早已守候在滩涂边的壮汉们手握一柄长杆的‘海兜’，紧挨潮头奔跑起来，一边盯住潮头浪尖，当鱼鳗跃动时的白光一闪，长柄海兜‘唰’地一下伸了出去，朝着浪尖处向下一探，然后迅速往回拉，有收没收就看这一瞬间。若是不小心被潮头卷走身子，也不用太惊慌，往前奔涌的潮水总是将人往岸边推，只要双脚一着地，人就可以站起来，继续往前追赶。”这样的描写，让人想起梅尔维尔的《白鲸》和鲁迅的《故乡》。譬如描写蛋船的水上营生：“那么这‘蛋船’又是如何挣钱的呢？……他们一般从杭州湾出海，沿着东海，去往定海、岱山等舟山群岛附近的渔场贩运渔货。那时的舟山渔场，鱼鲜海货多得惊人。渔民们驾着一条小渔船出海捕鱼，一网下去，打上来的鱼多得自家的船舱根本装不下，更不要说开第二网了。这个时候，那些挂三道帆的‘蛋船’就出现了，他们将刚网上来的渔货在海面上进行交易，等装满了鱼虾，‘蛋船’立即起锚扬帆。船只从长江口进入，再经由吴淞十六铺码头，将新鲜的海货运往上海的鱼市场。”这样的记叙。让人仿佛看到蛋船上银光闪闪的海鲜，闻到杭州湾上浓浓的海腥味。譬如描写强盗湾的故事：“更为可怕的是，有一帮海盗很多年间一直盘踞在大洋山到长江口这片水域，抢船劫货，弄不好还会杀人。这帮海匪也甚是奇特，竟然是清一色的十八个女强盗，为首的叫王百美，据说她的枪法极准，只要让她盯上了哪条船，从老远的海面上只需一枪，就能打断桅索，绳子一断，船帆一下子就掉下来了，船只再也没法逃走，只好听任其抢劫。”寥寥数语，刻画出女强盗的彪悍、船民们的无奈、强盗湾的凶险。再譬如写阿大卖布：“只见阿大师傅将那匹卷在一块木板上的浅蓝平布取出来，放到柜台上，‘咕噜咕噜’抖上几下，就将布料拉出丈把长，然后用一根竹制的短尺，‘唰唰唰’地一路往下量，嘴里念叨着：‘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将掐着布和尺子的手对着那妇人一照，再放出一点点长度，手指甲掐住那个点，折平，再用剪刀在布边剪一道小口子，两手稍一用力，‘撕啦’一声，布料就断开来了。阿大又将扯下的布料折成一个长方形的卷，在布卷上衬一张土黄色的毛纸，拉出一条纸绳子，‘骨碌碌’转几圈，扯断扣住纸绳头，将布料交给那前来扯布的妇人。这整个过程，不过也就一两分钟，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如同一首流畅的曲子，和谐动人。”这样的描写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亚振的作品是一首散文诗。为了表达的需要，本书少雕琢，不华美，但平常中见奇崛，平淡中见绚烂。有白话式：“‘我们这一辈子啊，只有这帮同学，不像别人，有初中的，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谁还会把小学同学记在心里啊！”“‘她说的话当地人听不懂，像鸟语，而当地人说的话，她也有一半听不明白，好像嘴都含着一颗胡桃似的。”有警句式：“潮涨潮落，大自然不会向人类低头；生生不息，人类也不会屈从于贫瘠与蛮荒。”“这样的人生轨迹无法复制，也无法模仿，那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朵浪花，它们可以在大海上犁出一道道的波纹，但你永远没有办法将浪花捧在手心里，或者是装在瓶子里供人展览。”“阳光暖暖地照在木工间的门口，照在老木匠奕金坤的满头白发上，他说话的表情和语气，也像这阳光，温暖，宽厚！”也有描写式：“一根长长的竹竿头上缚一把锋利的长刀片，用绳子做出可以收放的‘机关’，再将刀片调整好角度，斫草人挥舞手中的‘横刀’，在水草地上划出一个长长的弧形，刀锋过处，那一片水草就齐刷刷地倒下了。这样一圈一圈不停地划，倒在沙滩上的水草越来越多。”更有抒情式：“正在我们告别之际，老木匠悄悄地上了楼，从楼上下来时拿了一个精致的小木椅，塞到我手里，让我带回家：‘洗脚摘菜时好坐坐。’我爱不释手地捧着这把小木椅，就如捧着老同学夫妇真诚明亮的心，心里充满了温馨和感动……”读亚振的文章，如嚼橄榄，如沐春风，清新隽永，暖意融融，不知不觉地进入一种意境当中：“也就是几句话的工夫，看得见西边江面上一道白线迅速向前推进，这时的潮声已经不再像闷雷，而是轰轰隆隆震人耳鼓了。‘白线’变成了一排白浪，翻卷着、怒吼着，滚滚向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惊心动魄的时候终于到了，江面上大大小小的船只，一齐将船头掉向潮头。冲在最前面的那几艘船总是由最好的船老大驾驶，站在船舱里的弄潮小伙，手握早已准备好的大炮仗同时点燃。说时迟，那时快，一人多高的潮头一下子扑上船头，船老大不慌不忙，紧紧把住舵柄。‘轰’的一声，潮头巨大的冲力将船头高高托向天空，船身几乎与水平面垂直，岸上观潮的人们发出一片欢呼声。一眨眼，船身跌落下来，‘坐’到了高高的潮峰上，逆浪前进十几米，然后掉转船头。追着潮头顺水疾驶而去。潮头渐渐远去，江水继续上涨，不知不觉间，潮水漫上了沙滩，浸没了堤脚的青草，江面顿时变得浩浩荡荡，波涛万顷。”场面是那样的惊心动魄，文笔却是那样的诗情画意。“深秋的月亮，如小河的水一般清亮。这支小小自行车队骑行在曹娥江边高高的堤塘上，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大声地说笑。江堤的两边，是密密丛丛的芦竹。这些芦竹不同于野生的芦苇，是人工种植起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江堤，所以长得特别高大。风过处，芦竹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如果是一个人在这样的芦苇丛间夜行，那会非常害怕。但是，坐在傅光钱的自行车后架上，我感到很安全。那随风舞动的芦花在月光下有点朦胧，有点冷傲，显得特别美丽。”读到这里，我们差不多能感受到月夜苇荡的色香味了。

读着亚振的作品，我的眼前总会浮现电视剧《渴望》的画面，我的耳畔总会回响起那首主题歌的旋律：

谁能告诉我

是对还是错

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恩怨忘却

留下真情从头说

相伴人间万家灯火

故事不多

宛如平常一段歌

过去未来共斟酌

过去未来共斟酌

2016年2月于西子湖畔

故乡是一滴泪

2016年2月7日，农历羊年的最后一天，我在键盘上敲下了《沙地记忆》的最后一个字，然后收工，然后吃年夜晚，然后观看央视春晚，终于可以一身轻松地过新年了。

为了完成这部书稿，两年来，总是觉着心里搁了一件事，虽然真正动笔已经是在2015年的秋天了，但它的“孕育”则要早得多。

2014年的新春，由我和几个同学牵头举行了一次很特别的小学同学会。之所以说它特别，那是因为我们这个班级的同学在1966年夏天同时失学，同学中除了我，再没有一个人能在后来继续学业。在他们的一生中，就只有西汇一小一所学校，只有这一个班级的同学。近年来，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同学会已成为一种时尚，但是这样的聚会似乎与我的小学同学无关。当我把举行同学会的消息告诉同学们时，他们感到既惊讶又高兴。惊讶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有人记着自己的同学；高兴的是，这是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同学相聚。同学会的场面非常感人。我的这些同学大多数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有好些同学连五星级酒店都从未进去过，有的人甚至不会使用感应式水龙头。但是他们都活得有尊严，活得踏实。他们靠自己的勤劳，支撑起一个家庭，支撑起整个的人生。酒宴结束以后，我甚至十分惊讶地发现，有几桌的菜肴动得很少。晚宴本身很俭朴，并没有上多高档的菜肴，难道是口味不好吗？后来我才了解到，有的同学一辈子就与工地和土地打交道，很少参加正式的社交活动，他们的家人在出来时嘱咐着：到了“大酒店”，吃饭喝酒都要斯文一点的哦，不能让人家小看了呢！听了这些“反馈”，我不由得心里发酸。于是，一个念头在心底油然升起：我要将这些小学同学的故事写下来。

多年以来，我也写过不少纪实文学，笔下的人物，不是先进就是模范，很少涉及如我的小学同学这样默默无闻的一个群体。他们对于自己的所思所想，往往很难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如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所写的那样：“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他们的梦想和追求，也应该是瑰丽多姿的。历史和这一代人开了个玩笑，让他们幼年时挨冻受饿，让他们少年时失学，让他们青年时承担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让他们中年时四处漂泊，如今的他们，已经进入了老年。为他们的一生留下一些雪泥鸿爪，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初愿望，也是作为一名写作者唯一所能做的事情。

采访是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的。因为大多数受访者人在外地，只有在年节里才会像候鸟一样回到家乡，因此我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但是，整个的采访过程还是非常顺利和愉快的。这些不善言辞的农家子弟，他们知道我想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觉得很开心，甚至是平时很少看书的二嫂，也十分殷切地说，你若能将我们的故事写出来，我一定也要读的——二嫂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因为有着一层同学的关系，沟通起来没有任何困难，说起许多旧事，彼此都是知道的，也是心意相通的。他们向我讲述着当年的故事，有悲伤，有感慨，有欢乐，于是我也和他们一起流泪，一起感叹，一起欢笑着。如果说，起初的打算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有好几次曾经对自己的决心有所怀疑，那么，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心里渐渐产生了必须要将这些故事写出来的强烈责任感，所以尽管有过困难，有过犹豫，但终于还是坚持了下来。

1966年夏天，我和我的小学同学集体失学，距离2016年整整五十周年。在这半个世纪里，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无论是故乡还是远方，早已是沧海桑田，换了人间。然而，发生在50年前的一些事情，至今还是不太有人愿意提及。不管是否愿意提起，那些事情都是存在着的，都是发生过的。中国人喜欢用整数来纪念一些大事情，50年就是一个整数，把50年前发生在中国最偏远乡村孩子们身上的事情加以还原，这何尝不是一种纪念！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没有能力去评说历史，只能写下这样一些文字，将它看作是对一个时代的反省，对逝去的少年、青年时光的缅怀，更是对生命不屈的致敬！

三汇是我的故乡。在这块土地上历来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只是，多数人仅仅将这些故事当作“大头天话”，很少去琢磨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深刻道理。年轻的时候，我一心想着的是如何逃离这个地方，盼望着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里去翱翔一番，殊不知，无论你如何抗拒，故乡早已在你的灵魂深处，在你流动的血液里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记。从大的方面来说，三汇人到了外面，无论做出了成绩还是遭受了挫折，别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评说一句：“原来是三汇人啊，怪不得……”从个体的方面来说，离开家乡的时间越久，就越会想起在故乡生活的情景，想起故乡的人和事。有时候，我真是分不清楚是我想要写下这些故事呢，还是这些故事自己跑到了我的笔底？作为一个热爱写作的人，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责任。已经很久了，我总是想写一本关于故乡的书，但总是不知道该从何处落笔。《沙地记忆》的写作体验，我以为只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切口”。其实，许多故事，许多想法，在我的心头已经盘桓了许久。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故乡是一个不醒的梦，故乡是一首深情的歌，故乡是一滴不干的泪，故乡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爱。我所写的，无非是“故乡，我想对你说”的话语中很小的一部分；我这支笨拙的笔所能描述的，只不过是故乡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

“圈沙十八户”这个名称，更加年轻一代的三汇人，大多数没有听说过。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长辈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我们是“圈沙十八户”的后代，我们家族的祖坟在曹娥江对岸！也许，最早来到这片沙地的拓荒者，本以为只是暂时的栖居，他们迟早是要“回家”的。想不到的是，一代一代的垦荒者留下来了，他们翻草坂、筑堤埂，他们捕鱼捉蟹、沥卤晒盐……正是这些早期的垦荒者筚路蓝缕，殚精竭虑，才为我们开辟了丰衣足食的物质“家园”，更为我们营造了甘之如饴的精神“故乡”。在我笔下这些普通又寻常的同学同乡背后，分明有“圈沙十八户”的勇士们朝着他们微笑祝福，对着他们挥手嘱托。然而，对于三汇这片沙地的历史，我们所能知晓的又是何等肤浅！更加遗憾的是，连三汇这个名字，也将从地图的标识中被抹去。作为“圈沙十八户”的后人，理应铭记自己故乡的每一片沙地，永远铭记那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史”！

我想，我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小小的头，更加丰富动人、更加绚丽多姿的篇章应该还在后头！

值此书付梓之际，要真诚感谢上虞区档案局将其纳人《上虞记忆名录》的出版系列之中；感谢老朋友梁孟伟先生为此书作序；感谢阮其龙先生进行审校；感谢摄影家陈明仙先生提供珍贵的老照片。同时，更要感谢接受采访的小学同学和为我提供种种帮助的亲友们。

马亚振

2016年4月于曹娥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