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彪著的《宋史(文治昌盛武功弱势)(精)》是“新思中国史”中的一卷，讲述宋代文治昌盛与武功衰弱并存的历史。

“新思中国史”是一套国内权威学者历时10年倾力打造的中国史，反映着学界中坚力量新的思索。近代以来，中国史的书写一直难以摆脱西方的凝视，人们越来越需要一套立足于本国人需求、为本国人梳理过去的历史书，而“新思中国史”正是如此。这套中国史以明晰、中立的角度重述中国史，理清了中国历史演变的关键脉络，帮助每个中国人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全景认知，也激发着人们对中国现在与未来的思考。

宋朝拥有着文化繁荣、武功衰弱的双重性格：面对外族侵扰，它无力自保，导致国运衰微，但同时，文化科技与商品经济并驾齐驱，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开放的资本意识使得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蕴含其中。开放与弱势、腐败与文明、新兴与传统……矛盾的关键词构成了宋朝复杂的性格。《宋史(文治昌盛武功弱势)(精)》既站在“人”的角度，考察宋朝百姓生活的点滴细节，亦着眼大端，探索皇权之“术”如何运作、城建如何规划等，呈现出史书少见的人性视角，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宋朝。

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两宋积贫积弱，已无汉唐雄风。史学家陈寅恪却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宋朝一直处于被动局面，但这绝非宋朝的全貌。文治的昌盛与武功的弱势是它的一体两面。其文化之昌明、思想之繁荣、经济之发达．直迈汉唐，远超后侪，甚至被西方汉学家称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现代的拂晓时辰”。游彪著的《宋史(文治昌盛武功弱势)(精)》突破传统断代史著述的结构束缚，匠心独运，带领我们发现更丰富、更多元、更与众不同的崭新宋史。

自序

前言

第一章 两宋政局之演进

 第一节 北宋政局的走向

 第二节 南宋政局的脉络

第二章 祖宗家法与传统国策

 第一节 齐家之道

 第二节 治国之策

第三章 北宋的社会变革运动

 第一节 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

 第二节 熙丰变法

第四章 宋代的政治制度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

 第二节 地方行政体制

 第三节 监察制度

 第四节 军事制度

第五章 法制体系

 第一节 宋代法律的历史地位及特点

 第二节 法律形式

 第三节 司法机构

 第四节 诉讼审判制度

 第五节 法律在宋代社会中的地位

第六章 社会经济

 第一节 经济制度与政策

 第二节 部门经济

 第三节 区域经济

第七章 国计民生与货币金融

 第一节 财政管理体制

 第二节 财政收入

 第三节 财政支出

 第四节 货币制度

 第五节 信用业与金融业

第八章 繁荣的城镇与城市化进程

 第一节 城市与行政中心

 第二节 以都城为代表的城市经济与文化

 第三节 宋代的城市化进程

第九章 宋代的社会结构

 第一节 特权阶层

 第二节 非特权阶层

第十章 宋人的社会生活及习俗

 第一节 婚丧嫁娶

 第二节 宋人的衣食住行

 第三节 宋代的民间信仰

第十一章 教育与科举

 第一节 官学的渐次普及与发展

 第二节 私人教育

 第三节 书院教育

 第四节 科举考试

第十二章 文化的昌盛

 第一节 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

 第二节 宋代的诗

 第三节 宋代的词

 第四节 宋代的散文

 第五节 宋代的史学

 第六节 宋代哲学

 第七节 宋代艺术

 第八节 宋代科技

第十三章 宋朝与周边民族

 第一节 宋辽关系

 第二节 宋夏关系

 第三节 宋金关系

 第四节 宋蒙关系

 第五节 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

第十四章 宋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

 第一节 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

 第二节 宋朝与东亚诸国的交往

 第三节 宋朝与东南亚和南亚的交往

 第四节 宋朝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诸国的交往

附录

大事年表

帝系表

注释

参考书目

第一节 北宋政局的走向

从赵匡胤建立宋朝至赵佶、赵桓二帝为女真人俘虏，北宋历经九朝，计一百六十七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包括太祖、太宗两朝，这一时期，以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为首的宋朝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稳定新政权。宋初，北方有强大的辽朝和在其卵翼下的北汉政权，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一方的藩镇政权。同时，在统治集团内部，各地依然存在手握重兵的武将。面对这种局面，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策略，即先集中兵力消灭南方诸国，然后挥师北上收复燕云地区。经过长期努力，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亲率大军围攻太原，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基本上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在消灭各割据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又二度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收回了石守信、王审琦、符彦卿、张令铎等重臣的兵权。为了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朝廷派遣文臣出任知州、知县，这一制度逐渐推广后，至宋太宗时期，各地方行政长官基本上换成了文官。在财权方面，宋太祖派人出任诸道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运输到都城汴京或朝廷指定的地方，将此前节度使以各种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

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宋太祖对辽朝采取了防御政策。宋太宗灭北汉后，不顾群臣反对，乘胜进军燕京（今北京市），企图一举收复被石敬瑭割让给辽朝的燕云地区。战争初始，宋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仓促出兵，准备不足，很快便在高梁河（今北京市西直门一带）为辽朝大将耶律休哥打败。辽景宗去世，新君甫立。雍熙三年（986），宋朝再次派三路大军进攻辽朝。东路由曹彬率领，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准备攻涿州（今河北涿州市）北上；中路由田重进率领出飞狐关（今河北涞源境内），进攻蔚县（今河北蔚县）；西路军由潘美、杨业率领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境内）。随着东路军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市西南）为辽军所败，西、中路军被迫撤兵。杨业在撤军过程中由于未能得到潘美的支持，在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东北）被俘，绝食三日而死。此后，宋朝对辽朝由主动进攻转为消极防御。

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朝可视为北宋中期。从雍熙北伐失败后，辽朝对宋朝步步紧逼，不断派兵在边境挑衅，给宋朝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景德元年（1004），辽朝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直趋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劝谏下率兵亲征，双方在澶州城下相持一段时间后议和，这就是“澶渊之盟”（参见本书第502—505页）。此后宋辽之间大致保持了百余年的和平。

外患告一段落后，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寇准与极受真宗宠爱的王钦若等人明争暗斗，结果寇准被罢去宰相之职。在王钦若等人的怂恿下，宋真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至真宗统治晚期，由于其病情恶化，几乎无力处理政务。于是，朝中官员分成两派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一派以宰相寇准为首，包括李迪、王曾、杨亿以及宦官周怀政等；一派以刘皇后、丁谓为首，主要有曹利用、钱惟演等。最后，寇准被排挤出朝廷，丁谓也很快被贬。王曾出任宰相，而朝政几乎由刘皇后把持。

乾兴元年（1022），仁宗继位，刘太后垂帘听政。宋朝的内忧外患日渐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要求他们陈述当世急务，以求“兴致太平”。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认为，当时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应该裁汰老弱、病患、贪腐无能的官员，提拔并重用那些德才兼备之人。范仲淹等人在仁宗的支持下陆续颁布了一些改革弊端的政策，这就是“庆历新政”（见本书第50—56页）。然而，由于新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以章得象、夏竦、王拱辰等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这无疑触犯了宋朝开国以来防范臣僚结党的祖宗家法。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及支持新政的欧阳修、蔡襄、余靖等被贬出朝，新政宣告失败。

宋仁宗时期，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其经济、军事实力得以大大增强。自康定元年（1040）以后，宋夏之间战事不断。宋朝虽然在西北边境驻扎数十万军队，但前线统兵将领直接听命于朝廷，作战时互不联络，互不支持，因而很难集中优势兵力抵御西夏的进攻。三川口（今陕西延安市西北）之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城北）之战、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市西北）之战（参见本书第513—514页），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任福、葛怀敏等战死，宋方损失极为惨重。西夏虽然在战场上取胜，但由于双方贸易中断，西夏人极度缺乏茶等日常生活用品，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宋夏双方议和。

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但无子嗣。继承皇位的宋英宗赵曙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之孙、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他是宋朝历史上第一位以宗室子弟身份成为皇帝的。正因为如此，英宗继位之初，便出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由于英宗体弱多病，暂时只能由曹太后垂帘听政。然而，曹太后与赵曙非亲生母子，因而二人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为了国家大局，辅佐重臣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在两宫之间做了大量协调工作。至治平元年（1064）四月底，英宗正式亲政。不久，有关英宗生父名分问题在朝廷内外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八个月的大论战，以司马光、王珪为代表的一派官员认为英宗应尊其生父濮安懿王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少数派坚持称皇考。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濮议”。“濮议之争”表面上是礼仪之争，实际则是太后与皇帝之间争夺主导权，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反映。

英宗英年早逝，其长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此时，宋朝统治已逾百年，宋初以来诸多政策的弊端逐渐凸显出来。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辽朝、西夏的威胁尚未解除，百姓生活越加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在他的辅佐下，宋朝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变法运动，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新措施，以达成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新法实施过程中，遭到了以司马光、韩琦、文彦博、富弼为首的官员坚决反对，几乎每项改革政策的推出，都无例外地招致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激荡中，神宗君臣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和挑战，尽管出现了各种反复，但新法最终还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得以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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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断代史的写作，前前后后持续了三年左右，其间甘苦自知。编写大学生使用的教材，笔者首先要考虑的有几个问题：一是不能如学术著作一样过于专业，以免学生难以理解，因而要尽可能地以平实的语言进行客观描述。二是必须尝试一些新思维，以前出版过几部宋朝的断代史，内容大同小异，其最大的优点在于知识的系统性，基本上是将重点放在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层面。本书试图突破这种结构的束缚，除了用少数章节叙述宋朝的制度以外，更多地侧重于宋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在公权力方面，则是关注以皇帝为首的朝廷的统治“术”等。这些都是不同于以往的，或许上述思路尚不成熟，但毕竟呈现了某种新模式供人参考。三是切忌面面俱到，而是凸显某些“点”，以免流于对两宋历史的浮光掠影。为达成这一目的，本书主要是通过外围的分进合击，力争将以前为人所忽略的史实写得更清楚、更透彻一些。其中城市化进程问题，笔者并无把握，于是邀请云南大学吴晓亮教授代为执笔。之所以做如此处理，实际上是为了使本书具有适当的深度和广度，避免过于浅显。四是要尽可能吸取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反映迄今为止宋代史研究的新进展。

诚然，以笔者的学识和能力，几乎无望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但朝着这些方向努力则是完全有必要的。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还需要等待读者的评判。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出版社编辑部的大力协助，在此，对出版社的编辑诸君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对研究生石俊英、孙健、侯贝贝、刘雅萍为本书付出的艰辛劳动也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