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十年代记忆中，满是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的印象。我骑着它，到阜成门外找钱刚，到蓟门桥找李零，再到北大找陈平原。这辆自行车陪伴了我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送儿子上补习班停在楼下，它终于被偷走了。

那正是些年轻而值得回味的日子。

本书是朱伟著的《重读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的时代。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八十年代，是朱伟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的年代。在此期间，他相继在《人民文学》推出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中写《我与八十年代》，期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记录与一位位作家交往的过程。

《重读八十年代》是朱伟五年阅读和写作的结晶，他逐一重读了活跃在八十年代至今的10位重要作家的200多部经典作品，条分缕析，系统解读了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等11位标志性作家的作品，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

自序

王蒙：不仅仅为了文学

李陀：文学的地平线

韩少功：仍有人仰望星空

陈村：那就和自己好好玩一场

史铁生：有限中无限的可能性

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

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

马原：十字路口想象的甜蜜

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

苏童：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人民文学》1985年的大胆推进，一个重要背景是1984年底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这个大会的前三次开在1949、1953、1979，而这次会的基调是清除左的偏向，保证创作自由与评论自由。这个跨年大会是八十年代文坛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会上，王蒙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主席是巴金，党组书记由张光年换成了评论家唐达成，唐达成五十年代曾评论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也打成“右派”）。四次作代会结束后，周明、崔道怡、王朝垠正式成为《人民文学》副主编。排序上，负责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的周明排在了负责小说的崔道怡与王朝垠前面。而在小说组，也正式宣布我主管北京，王扶主管上海。

1985年的《人民文学》面貌焕然一新是从第三期发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始。在《你别无选择》前，其实，第二期就发表了阿城的《孩子王》。但《孩子王》未放在突出的头条位置，这一期头条是五十年代老作家李準的《瓜棚风月》。王蒙对阿城的《棋王》是赞赏有加的。当初北京有一个重要的稿件“中转站”——李陀家，各地作家几乎都要到那里“拜拜码头”，李陀因此称“陀爷”。《棋王》是因我得知消息晚到一步，就给到了《上海文学》杨晓敏手里。我找到阿城，先拿到他一个短篇《树桩》，发在1984年第十期《人民文学》上。《孩子王》是他“王系列”的第二篇，他原计划写“八大王”，可惜后来只写出一个质量下降的《树王》，发在《当代》上，就再没有创作冲动了。

《你别无选择》在当时，确实是读后能令人热血偾张的一个作品。我是在李陀手里拿到的稿子，小说明显是受《第二十二条军规》影响：其中无论学生老师，几乎人人都带点神经质。一帮精力过盛无处发泄的学子，到处不谐和音交织成的喧嚣。那个“功能圈”高悬其上，人人都如陀螺。所描写人物中，依稀能找到谭盾、瞿小松、叶小刚、郭文景及刘索拉自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他们这一班的种种原型。因为这篇小说，我知道了不协和和弦，知道了无调性的张力，知道了勋伯格。李陀当时说，这稿子，你们《人民文学》肯定发不了。记得我当时写了满满一页的稿签，没想到王蒙很快就有了终审意见，一下将这小说提到很高的高度。可惜当时没意识，将他的稿签准确留存下来。记得大体意思是，我们有志突破自己无形的框子久矣，而“青春的锐气，活泼的生命，正是我们的向往”！“闹剧的形式是不是太怪了呢？闹剧中有狂热，狂热中有激情，激情中有真正的庄严、有当代青年的奋斗、追求、苦恼、成功和失败。也许这篇作品能引起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一点兴趣和评议？争论更好。但愿它是一枚能激起些许水花的石子。”都来自王蒙的稿签。

P16-17

我一直说，此生幸运，是在还年轻时，亲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是在还年富力强时，又亲历了一个媒体崛起的时代。

八十年代是我的文学年代。我的八十年代始于1977年冬进《人民文学》当实习编辑，那时我是个户口在黑龙江的知青。我要感谢把我引进《人民文学》的，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涂光群，是他带我走上的编辑工作岗位。

我一直说，我在八十年代的幸运，是因在《中国青年》遇到了时任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又因为王蒙而回到了《人民文学》。我是因为《人民文学》解决不了户口问题，才进了1978年正筹备复刊的《中国青年》，有幸经历了《中国青年》复刊事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朝气勃勃的《中国青年》集体中的一员。回到《人民文学》，是因为王蒙说：“你要做文学编辑，还是到《人民文学》吧。”我就随他回到东四八条，亲历了《人民文学》辉煌的1985、1986，成为1987年一二期合刊的当事人。

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每一个时代，都成为了生命中的一段坐标。八十年代是什么？我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在网上到处流传——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从卡夫卡、福克纳到罗布﹒格里耶到胡安﹒鲁尔福到博尔赫斯，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那是一种饥渴的囫囵吞枣。黄子平说，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大家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那时，我和何志云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东大桥，李陀坐两站路公共汽车就到我家了。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在一个城市里，彼此距离都很近，骑着一辆自行车，说到就到了。更重要是，那时的亲密无间，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随时敲门都可进去的；是可以从早到晚，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我还清楚记得，早晨我骑车去阿城家里，他总在被子里瓮声瓮气说：“催命鬼又来了？”傍晚去，他则总不在，桌上有留言：“面条在盆里。”

整个八十年代，我的文学履迹，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周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书店，搜寻书架上能跳入眼帘的新书的过程，几乎每一家书店，都留有如获至宝的记忆。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因此，我的八十年代记忆中，满是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的印象。那原是我太太娘家以很多张工业券买下来的产权，结婚时我太太从家里骑过来，成为我们小家的财产，因是男车而成为我的交通工具。我骑着它穿过一条又一条胡同，避开警察，送儿子去幼儿园。冬天的寒风中，那双小手紧紧抓在车把上。一次他的脚没蹬住竹椅，卷进了前轮，我俩一起被紧急制动摔出去，他的脚卷在轮里，脸被冻硬的路面蹭破，幸无大碍。骑自行车的冬天总是格外刺骨，下雪化过又结上冰，路上就是纵横交错的一道道浅浅深深的冰坎。我记忆深刻是，那一个夜晚我骑车从白家庄去和平里，给影协的陈剑雨送刚写完的《红高粱》的电影剧本初稿。那时的自行车已是老年，处处毛病了：车把是松的，每在冰弄里遇到坎，随时都像要摔倒，但硬是在冰坎中歪歪扭扭地走了过去。还有的骑自行车记忆，则是编《东方纪事》时，我骑着它，到阜成门外找钱刚，到蓟门桥找李零，再到北大找陈平原，到万泉河找戴晴，那是八十年代末了，居住范围扩大，相距已经远了，骑在自行车上，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已经觉得累了。有时，骑着骑着，睡着了，一个激灵，吓一大跳。这辆自行车陪伴了我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送儿子上补习班停在楼下，它终于被偷走了。

那正是些年轻而值得回味的日子。

我曾在博客中开始写《我与八十年代》，期望以我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记录与一位位作家交往的过程。结果，开了个头，就因为还在岗，工作繁忙，放下了。退休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邀我写专栏，他希望我写写八十年代熟悉的作家们，对他们的作品作一个系统梳理、解读，于是就有了这些文章。尽管有些作家还未写到，也未能做到系统，总算也将我与这些作家的交集记录了下来。这其中，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这正是一个编辑应该做的工作。

有人说，这其实是一部，一个个人经历的，八十年代文学史。我想，也许，再花几年时间，涉及的作家更广泛些，才能形成系统与规模。且，一部文学史，还必须对八十年代各阶段社会背景的烙印作出反应，因此，这本书，只能算一个开端，一个基础。

总是心有余力不足。时间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故能完成的总是有限，这是我一直的嗟叹。

是为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