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精)》是一本关于《读书》的书，是对原《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在一生的编辑生涯中所思所想的精神集粹。沈昌文先生在整整50年的出版生涯中，有三分之一年头都在编《读书》，几乎经历了《读书》创刊、成长的全过程，是《读书》的见证人。对创刊40年整的《读书》杂志来说“阁楼”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名词——《读书》编辑室同仁自嘲的室号。 且听一个能说、会说、敢说之人的睿智语絮，让这些关于当时文化界、思想界情况的犀利思考和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温暖关怀带你重温一个时代读书人的美好记忆。

《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精)》收录了1984—1996年这13年间100余篇《读书》杂志的“编后絮语”，是关于人文刊物《读书》的历史记录。沈昌文先生任《读书》主编多年，这些文章涉猎广泛，思想敏锐，文采飞扬，对中国思想界、文化界、读书界诸多话题娓娓道来，既记录了八十、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与学术的发展轨迹，也全面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的出版、文化动态。

序有无之间王蒙

自述出于无能沈昌文

知识分子——我们的对象

病中的列宁

预测未来

我们的五周年

挑战

小文章

加强书评

改革需要知识

“荷马”不是“罗马”

补白之乐

读其书，知其人

一读再读的书

多树几块“指路牌”

禁锢与指导

拓展思维空间

作家手稿

看动静的窗口

服务日

书评的自由

傅雷家书墨迹展

德不孤，必有邻

说宽容

不可言说

看海外

人情的联系

提倡反思

看书内，想书外

“不伦不类”

旧学新知

再说宽容

且看文章高手

解放编辑

敏感或贤明

这一声喝得好！

文化的共识

面对“文化热”

改变习惯

海外归来

老将丁聪

通往“精英文化”的桥

专栏之兴

一字之错

百期感言

不免有三分傻气

惟恐失之艰深

短些，再短些！

信任

海峡那边

我们的班底

多开窗户

请柳苏出场

张承志的感慨

文化“整合”

书是死的，又是活的

“每一寸都是女人的女人”

“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

“新生创伤”

用“？”还是用“！”？

想起本雅明

文化的前途

请*蒙出场

吃猪肝还是订杂志

智慧默默流淌

《读书》十周年

拟作《洗澡》又一篇

说“逼”

合刊致辞

感谢老前辈

风狂霜峭录

别人的话

活得尚好

又到“读书服务日”

无序与有序

何妨轻风漫语

三人行：*蒙、张中行、金克木

撑一叶扁舟

悲欣交集，抚简识人

辛丰年的妙处

莫把深奥当深刻

柯灵来信

不是即是

冷眼观热门

我们的栏目

谓予不信，请看历史

黄仁宇的书

纠谬摘误

还得“拿来”

人在困境中

胡愈之“承包”

**是仓皇辞庙日

脑力操练

文人还会被尊敬吗？

评自己

他们文明吗？

吾道不孤

“精神贵族”

什么是自由？

三三四四

裤子·尊严·乐趣

上帝·阿斗·朋友

后饮酌·后学术·后刊物

被遮蔽·被掩盖

黄昏·朝阳

地理与文化

文化阁楼

采一片异乡的云

闭一只眼

背叛·挑拨

打擂规则·费厄泼赖

自己的声音

《发事隐》的“事隐”

倒和顺

精致和粗率

何必大声

想入非非

把关种种

《阁楼人语》后记沈昌文

存在主义在中国名声不佳，不过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关于读书的某些议论似还不可一笔抹煞。他在四十年代谈到读书问题时说，写作和阅读存在着辩证关系，作者和读者必须相互依靠。读书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而是读者在作者引导下的一种再创造。萨特关于这问题的进一步引申和论述且不去管它，引多了也许会使我们不自觉地陷入“存在主义的泥坑”——但仅就这一点而言，颇有道理，尤其对于我们这些以劝人读书为业的编辑来说。

《读书》创办有年，每逢年尾岁末，我们也经常反躬自问：读书干什么?如果是为了“颜如玉，黄金屋”，我们就应当告诉读者怎样更快地得到它们；要是目的在于消遣，那就该在刊物的娱乐性上下功夫；要是为了考大学、得文凭，刊物也得有另一种编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求知，那当然是好事，但似乎很含混：怎样求知，求什么知……

我们想要追求的境界，倒正是萨特拈出的那个“读者的再创造”。消极被动地读书，虽然可以继承某些人类的精神遗产，但本身没有创造。这种读书，时间久了会使人感到乏味，更主要的是于社会、人类无益(或益处较少)。作为帮助读书的刊物的编辑，责任就是帮助自己的读者进行这种“再创造”，影响他，作用他，使他产生“再创造”的欲求，完成“再创造”的过程。

有的读者对我们说，你们的文章是“言在书中，意在书外”，这也许就是我们经常采用的一种激励“再创造”的方法。读了一本书，浮想联翩，往往看的是“书内”，想的是“书外”。这不是坏事。包括本期在内大多数文章，都是这么做的。

《读书》一九八六年第三期

据说，梁启超当年向清华大学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有没有著作，梁均作否定的答复。校长表示，这样的人进“清华”是难了。任公听言，愤然作色日：“我梁某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这段故事，素为治学术史者所称道，因为它说明学问与学历不能绝对地等量齐观。

这道理也能用在办刊物上。讲学问，说道理，自然无如写一篇学术论文来得透辟、周全、响亮，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广征博引、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现在比较容易组约，可是要请求写一篇“言在书中，意在书外”的书评，一则寥寥千字的“品书录”，有时反而困难。作者不是不帮忙，实在也为难：你这些文字，写起来不易，可是它们能帮助我评上学位或职称吗?

有位评论家喜欢给《读书》写稿，有一次偶然说起，是因为他的评论文章常给评论杂志以“不合论文体例”打回来，于是想到《读书》——它不是专爱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的吗?!

领会学术，吸收知识，有正常的途径：各种学校、讲义教材、学术论著……这如同是过去仕进的“正途”，不可忽视。但是为学也往往有“别径”，那就是不拘形式，不限格局，只求心领神会，不在背诵记忆，更不要什么教条、陈规了。

只因有这看法，我们编《读书》几年，只觉得文章写法还不够杂，篇幅还不够小，整个说还不够多样，却不觉得非要把自己挤到“正途”去不可。自然，也因此吃了苦头：创刊未久，就有一位同志到编辑部来，要求退订，因为发现这杂志无助于孩子考大学。这位同志是对的，错在我们向读者说明不够。

明乎此，则读者尽可自由选择了。P60-63

读二○○○年十一月九日《南方周末》上沈昌文公的《回忆读书》一文，浮想联翩，感慨系之。那些年的《读书》，实在是一个亮点，如果不说是一朵月月开放的奇葩的话。而且，现在回想起来谈起来给人以俱往矣的不胜今昔之感。

沈公总结说，或者更正确一点沈公与吴彬同志共同总结说，办这个刊物的经验是三无：无能，无为，无我。这就把问题提升(按：“提升”云云这是港台说法，其实我们的习惯是说提高)到老子哲学上来了。

《道德经》上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没有比用出版家编辑家作例子更能说明老子的这个绕脖子的命题了。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人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才能真正显出一种恢宏，一种思稿若渴一种思贤若渴的谦虚和真诚，才能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吸引力容纳力——港台说法叫做磁性。

有时候，一个很好的很可爱的很纯洁的很用功很执著认真的学者却硬是做不成一个好出版者好编辑，就是因为他们太“有”了，他们有“有”的功夫——有定见，有一派或一种观点，有很强的学派烙印和思潮色彩，有来历有渊源有自己在学术思想上的固定位置或预期的固定位置，有一拨学友一拨以类聚以群分的应和者配合者合作者切磋者，他们更有自己的个人的学术活动学术预期学术名望学术项目学术出访学术时刻表与学术自信和学术风格学术个性，他们是“这一个”，他们习惯于做独胆英雄，他们习惯于单挑独鸣，与众不同，与俗鲜谐，自成一格，放在哪儿都显出个人的光芒来。

然而编辑与出版更多的是一种组织工作，群体的工作，服务即侍候人的工作，太“有”了就干不成了。上述的那些清高和自爱的学人们则没有至少是缺少“无”的功夫，他们从不把目光注视到自己的“无”上。他们不可能虚怀若谷地去团结作者服务作者，他们自己就是优秀的作者，他们凭什么跑来跑去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们自身就是行家里手，凭什么再去请教别人倾听别人?他们的师长、同学、同行、同道、私淑弟子至少是跟随者信奉者崇拜者已经很多很多，何必再去扩大作者的队伍与上心维系原有的队伍呢?像“读书服务日”这一类劳什子，清纯优秀的学者们是不屑于去做的。

无能云云，一种是真无能并承认自己无能，这是中上。有一定的能力但更看到自己的无能方面，从而团结和聚集所有的有一得之见者，并把他们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出来，这是上上。自己有能并从而以自己为中心搞自己个人的一套，虽然自己有所建树却失去了助力失去了磁性；这是中下。而自己无能，偏偏作有能状作教训旁人状呢，那就是下下了。

用抽象一些的语言来说，上善以有为无、存有用无、知无守有；中善以无为无，无用无害无咎(这是无的低级状态)；下善以有为有，终无大用(这也是有的低级状态)；甚恶以无为有，欺世盗名，害人害己。

至于无我，对于某种类型的人就更痛苦更困难一些了，呜呼，三无亦大不易矣，呜呼!

 我编杂志是半路出家。一九五一年考进出版社，分配做《新观察》和《翻译通报》等杂志的校对员，远远看着董秋斯、吴国英、郁风等长者编出一期期刊物，羡慕得了不得。光阴荏苒，过了将近三十年，忽然奉调去编《读书》杂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偿所愿，开始编杂志。但那时编《读书》多半是业余劳动。主要的业务是编书，行有余力，则以编刊。好在有许许多多老人家、小人家在，我只是执行而已。

具体指导我编《读书》的，是陈翰伯、陈原、史枚、冯亦代、倪子明等长者。开头，自然是奉命行事，自己绝少言论。几年以后，稍稍觉得翅膀硬了一些，每次编完，想到要不要发些小议论。大抵从一九八四年后，也就是编了近三年后，每期末后开始写几句话，略表心迹。所以要略表，是因为那时每天看读者来信看出甜头。每期杂志出版，总有几十封来信，不免读后浮想联翩，进而发为文字。 这类文字，开头叫《编后絮语》。某年受“阁楼里的疯女人”说的影响，把自己的编辑室命名为“阁楼”。这不仅因为编辑室里女性居多，男子汉永远占少数，而且还考虑到编刊物不免常常犯错误，出了错承认是出于“发疯”，处分起来可以宽一些。另外，我原是上海滩上的小店员，一直羡慕上海的文人当年在亭子间里做事。那年头编辑室也居处湫隘，一旦命名为“阁楼”，并不以为丢脸，反以为荣。 之后，某日忽然读到Silverstein的诗配画：A Light in the Attic，里边说：

阁楼里亮着一盏灯……

我从屋外瞧见那灯火，

而我知道你在人在屋内……正望着我。 于是，恍然大悟，在阁楼里可以做得大事，中外通例。我辈阁楼中人绝不可自怨自艾，更不必自轻自贱。要时刻想到，阁楼外有那么多眼睛望着自己，彼此相睇，心灵相通。

由是之故，以后把自己写的鸡零狗碎通统叫：《阁楼人语》。

蒙陆灏兄盛情，在一九九六年就将此类文字耐心收集起来，打算刊印。当时社会上对《读书》杂志的议论稍稍露头，我怕人们把这看成某种“新动向”，不得不央求陆兄暂停此事，让我销声匿迹。现在李辉兄又重提此事。眼下我确实住在一个真实的阁楼上，不免时常想起当年想象中的阁楼。遗感的是，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像当年那样“从屋外瞧见那灯火”。我无法天天收到那么多来信，让我知道我们正在彼此相望。此刻每日所为，无非再三诵读当年作者、读者写给“阁楼”的信，摭拾旧闻，回忆旧事。但这也好，好歹可以比当年的思路客观一些。现在思来想去，总觉得自己在编《读书》时的所为，乃至我的整个编辑出版经历，都逃不开基督教所说的“七宗罪”。《阁楼人语》中所表达的，无非是其中一二而已。由这说来，李辉兄是要我坦布罪状。我从这角度想开去，只得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