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兴起于上海，以婚姻关系为纽带的孙、孔、蒋家也长期活跃在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舞台上。这些家族人物，各自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拥有哪些产业？到过什么地方？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史事与史迹(孙宋孔蒋家族在上海)》通过40余篇专题文章，系统梳理了这段史事，终于搞清楚这些史迹，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与认识贡献甚巨。

交织于孙中山、宋庆龄两位伟人背后的，是一张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以浦东川沙倪家为源头，以宋氏家族为核心，进而到通过婚姻关系联结起来的孔家、孙家和蒋家。上海是这个家族集团的诞生地和主要活动舞台，梳理孙、宋、蒋、孔家族在上海的史事和史迹，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史事与史迹(孙宋孔蒋家族在上海)》根据这四大家族在上海居住、生活的足迹，以相关地标为点，以点带面地勾勒出四大家族中的重要人物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活动，同时历数了这些地标的历史变迁。今昔对比，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历史变革跃然纸上，真实再现了风云变幻的那段历史。

前言 从川沙倪家到宋氏家族

孙宋孔蒋家族人物简表

九间楼与文定公祠

阁老坟山

八仙桥西人公墓

阜丰面粉厂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

中央信托局

上海浚浦局

松江盐务稽核所

虬江码头

中国航空协会飞机楼

中国公学

万竹小学

浦东中学

复旦公学

沪江大学

同济大学

暨南大学

大夏大学

奉化中学

沪西礼拜堂

天安堂与仁济医院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

同仁医院

霖生医院

中山医院

大华饭店

百乐门舞厅

孙科别墅与卫乐公寓

玫瑰别墅

爱庐

陈洁如寓所

逸村

诺曼底公寓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

虹桥高尔夫球场

真如火车站

中央运动场

江亚轮

复兴岛

附录

 上海地区的中山公园

 景仰与俪怀——上海市区孙中山纪念地名考录

 从张虹路到宋园路——宋庆龄陵园门前一条小路的变迁史

参考文献

后记

九间楼与文定公祠

宋氏三姐妹的外祖母姓徐，据说是明末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天主教先驱徐光启的后裔。相传，徐氏的一支为躲避倭寇之乱，从上海辗转落户浦东川沙。原川沙城郊倪家宅的小伙倪蕴山，早年读过私塾，曾在川沙镇中市街“徐记鞋铺”跟随徐承志师傅当学徒。后来，倪蕴山在浦西受洗，成为一名华籍牧师。清同治二年（1863年），徐家小姐徐玉花嫁给了倪蕴山。徐承志和徐玉花，就是落户浦东川沙的徐氏后人，因此宋家兄弟姐妹也许就是文定公徐光启的后裔。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启出生于上海县城太卿坊徐氏祖宅。太卿坊位于城南，原为纪念明代太常寺少卿沈瑜的牌坊。到了清同治年间，这座牌坊已被毁坏而不复存在了，但“太卿坊”一直沿用成为街巷名称，也就是今天的俞家弄。徐氏祖居苏州，以务农为业，后迁至上海。徐光启的祖父因经商致富，在上海城内购地建造了一座宅院。原先的徐氏祖宅，为典型的江南大户住宅，共三进，房屋百余问，有后乐堂、遵训楼等建筑。祖宅大门朝南，设在太卿坊，即今俞家弄。进人大门后，为一条5米长的夹道，过了夹道即前天井。再向北又是厅堂，即前客堂，是主人会客的地方，通过客堂是中天井。再后面是后天井，中天井和后天井之间有裙房相隔。后天井北面就是联排的楼阁，这里一般是小姐和其他女眷的用房。楼阁北面就是乔家浜（后填没改筑为乔家路），辟有后门。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考中进士，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与其显赫的官位相比，徐家在上海县城的宅邸根本不算豪华，一大家子人住在里面甚至还不怎么宽敞。但据《明史·徐光启传》记载，他“通籍四十年，室庐不改”，一直居住于此，城内住宅从未扩建。徐家在大南门外康衢里另有南北双园，是被徐光启用作种植甘薯的实验田。因此，双园又被称为“桑园”，意为徐光启植桑养蚕的场所。如今，黄浦区小南门街道靠近陆家浜路还有一条桑园街，就是原先徐家南园所在之地。

徐光启去世后，太卿坊祖宅由其孙徐尔爵等居住。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破南京，江南一带大户人家的奴婢乘势暴动，要求索回卖身契约，解除奴役，甚至还殴杀及火焚主家，占据田产，散发钱粮，史称“江南奴变”。上海徐家也未能幸免，太卿坊宅邸大部被焚毁，仅存最后一进。此后，徐氏家道中落，祖产陆续变卖，后裔相继移居他处。劫后余存的徐宅，为北部毗临乔家浜的联排楼阁，坐南朝北，呈横列长条形，上下两层，九开间门面，俗称“九间楼”。在乔家浜填没前，徐氏祖宅沿浜筑有篱笆墙，并在西首双开跨间以北造了一座木桥。木桥上建有廊屋，远远望去，好似跨越河浜的一座木屋。20世纪20年代后，乔家浜、薛家浜相继被填没，居民沿乔家路设门出入，原楼阁前筑墙封闭，太卿坊徐氏祖宅遂改旧观。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南市遭到日军炮火轰炸，徐宅又被毁去两问，实存七间，但人们仍习称其为“九间楼”。

九间楼为上海现存罕见的明代宅第，今占地面积55l平方米，建筑面积684平方米。房屋结构为砖柱立柱、抬梁式木构架、榫卯组合建筑，小青瓦双披出檐硬山房顶。正面为木板墙壁和门窗，底层前顶后长披檐。九间楼屡经修缮，已失去原貌，楼下槅扇已改为新式玻璃门窗，只有几扇旧门窗仍为明代式样。楼上梁架尚存，斗棋、雀替等是明代结构，梁上镌刻有卷水云纹饰。另外，宽厚的楼板和青石柱墩也都是明代遗物，楼内尚有被填没的三口古井。1959年，徐光启故居九间楼被公布为上海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11月，在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同年之际，九间楼又重新被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宅第前立有“明徐光启故居”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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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川沙倪家到宋氏家族

一

浦东川沙倪家，祖籍安徽桐城。先祖倪山堂，是清朝初年一位著名的学者，系桐城派开山鼻祖戴名世的得意门生。戴名世因编写《南山集》一书，刊载南明抗清之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以“大逆罪”被处以极刑。其门下学生三百余人均遭受株连，连倪山堂的后人亦被充军发配到福建、浙江沿海，以打鱼为生。

几十年后，倪家已在浙江省宁波鄞县（今鄞州区）落户生根，生息繁衍，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社会生活。没想到，当年“文字狱”的影响并没有消退，倪家仍深受官府的欺压，常常被抓去充作苦役。为了子孙后代不受奴役，倪山堂嗣孙倪继山决定带领全家出逃。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半个多月，终于来到了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的白龙港一带。从此，安徽桐城倪家就在浦东沿海的滩涂上住了下来。到了孙辈倪念祖，倪家又迁至川沙城郊。多年以后，川沙城东北角出现了一个很小的自然村——倪家宅。

清道光十六年十二月初八（1837年1月14日），迁居浦东的倪家第四代倪兆堂生下长子，取名倪嘉珍，后改名倪蕴山。因二哥倪日堂没有子嗣，根据浦东当地风俗，倪兆堂将倪蕴山过继给了倪日堂。作为“两房合一子”的倪蕴山，两家都对其寄予了厚望，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倪蕴山读书勤奋刻苦，成绩也不错，但运气似乎差了一些，几次秀才考试均名落孙山。弃学举业之后，倪蕴山开始跟随川沙镇中市街“徐记鞋铺”的徐承志师傅学习制鞋手艺。徐承志十分喜欢这位聪明伶俐的小学徒，不仅将全部手艺倾囊相授，还把自己的女儿徐玉花许配给了倪蕴山为妻。相传，川沙徐家是明代著名科学家文定公徐光启的后代。当年曾有一位徐姓将军，是徐光启的子孙，驻防东海之滨高桥一带，在一次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于是，徐氏家族就留在了浦东，长期居住在川沙和高桥。另有一说，川沙徐姓原籍南京，是明初中山王徐达的后代。那位徐姓将军，就是徐达的第十六世孙徐光发，在抗击太平军的战斗中阵亡。总而言之，到了清代中期，川沙徐家已经十分没落了，与倪家倒也算是门当户对。

学成之后，倪蕴山自己在川沙城内开了一家鞋店。但川沙偏于浦东一隅，天地太小，倪蕴山决定前往黄浦江对岸的上海浦西谋生。当时的上海，已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英、美、法列强相继在洋泾浜和苏州河两岸设立租界。作为不受清政府管辖的区域，上海的租界呈现出与中国传统城乡完全不同的景象。宽阔的马路、林立的楼房、飞奔而过的马车、琳琅满目的日用百货……这一切让这位来自川沙的小鞋匠感到新鲜和兴奋。一开始，倪蕴山在公共租界盆汤弄（今南京东路以北的山西南路）为人修鞋制鞋，后经亲友介绍来到耶稣会传教士家中帮厨。1858年，在英国伦敦会牧师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主持下，倪蕴山正式受洗入教，成为上海最早的一批华籍传教士。此后，倪蕴山常年往来于上海、南汇、宝山、川沙等处，向普通民众传播上帝福音，因成绩显著，不久即升任天安堂牧师。

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倪蕴山逐渐接受了一些民主进步思想。他不仅给已缠足的长女倪桂金放足，也不再让年幼的倪桂珍、倪秀珍缠足，并把两子三女相继送入上海的教会学校接受新式教育，这在当时的华人中是不多见的。倪蕴山的长子倪锡令，教会学校毕业后子承父业，继任天安堂牧师，在川沙、宝山、上海、南汇、崇明一带传教。1896年，倪锡令前往崇明布道，经菹藻浜出吴淞口，因遭遇风浪，不幸沉船遇难。留下寡妻沈氏，独自抚养女儿倪爱珍和幼子倪吉人长大成人。倪蕴山的次子倪锡纯，中学就读麦伦书院，后考进圣约翰大学。1907年，与宋庆龄、宋美龄一起赴美留学，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科，复又人读宾夕法尼亚大学铁道管理科、锡拉丘兹大学桥梁建筑科，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为汉冶萍煤矿上海商务所所长，后任职于汇丰银行。娶妻曹惠英，系首批留美幼童曹吉福之四女。倪锡纯有子女四人，依次为倪吉士、倪吉贞（女）、倪吉明和倪吉文。

……

孙家第一个来到申浦之滨的应该是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他曾多次由上海中转前往海外。不过，孙家的根基主要在广东，孙眉的产业又远在檀香山，倒是孙中山的儿女与上海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孽缘。孙中山的次女孙婉，早年在美国与王伯秋相知相爱，生下一双儿女。但王伯秋在国内早已有妻室，而毕生追求平等自由的孙中山决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做别人的侍妾，一场爱情悲剧由此拉开序幕。在王母的策划下，年幼的王纕蕙和王弘之姐弟被迫离开了母亲孙婉。1947年王纕蕙离沪去台湾，后在友人的帮助下联系上了生母孙婉。1969年，母女俩终于在香港见面，此时两人分别已近五十年。1979年6月11日，就在王弘之准备赴澳门探亲的前夕，孙婉猝然病逝，母子还未相见竟成永诀，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公子哥，追求上海滩的社交名媛，孙科和二夫人蓝妮的爱恋更像是一部言情小说。而在认识蓝妮之前，这位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长已与上海进德女中学生严蔼娟秘密同居，两人分手之后因经济问题还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蓝妮与女儿孙穗芬出走香港，严蔼娟则带着女儿孙穗芳专程赴港找孙科讨要抚养费。对于孙科而言，这两段孽缘是他自己酿下的苦酒，骨肉亲情在国家政权更迭的特殊时期显得那么脆弱不堪。

至于孔家，长期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抗战胜利后更是在上海囤积居奇，倒买倒卖，大做投机生意。孔家兄妹的扬子公司、嘉陵公司，以及宋家所掌控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等，实为上海经济金融乱象之源，百姓侧目，敢怒而不敢言。1948年，蒋经国担任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奉旨来上海“打老虎”，即打击日益猖獗的贪腐、投机、走私等非法经济活动。然而，所谓的经济管制，只不过是配合国民党政权推行金圆券、进一步掠夺民脂民膏的手段罢了。苍蝇没打死几只，老虎屁股更是摸不得。尽管蒋经国一度查封了孔令侃的公司，但他不得不面对来自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压力。最后，孔、宋家族企业都轻轻松松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太子爷信心满满而来，却灰心失望而去。有学者说，国民党之败实败于家族，民国之亡实亡于上海，此言不虚，诚哉斯语！

1945年，孔祥熙遭到弹劾，辞去本兼各职，从此结束政治生涯。1947年，夫妇俩飞往美国，定居纽约。1947年，宋子文因受黄金风潮案波及，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转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子文继而辞职赴港，后定居美国。1949年3月，孙科向代总统李宗仁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获准后前往香港寓居。1949年5月7日，蒋介石从上海复兴岛登上“江静”轮前往舟山，转赴台湾。自此，孙、宋、孔、蒋四大家族彻底终结了与大陆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宋庆龄一人留在大陆，继续高举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伟大旗帜，全身心地投人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1981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与世长辞，按照她的遗愿安葬在了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的身边。

广义的宋氏家族，是指以宋家为核心，加上通过婚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孔家、孙家和蒋家，这个家族整整影响了近代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从川沙倪家到宋氏家族，上海是这个家族崛起的地方。上海也是孙家、蒋家、孔家的主要活动舞台，一幕幕悲喜剧在这里上演。

这就是上海！

这本小书，从策划到最终完成，再到正式出版，可谓旷日弥久。2011年，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课题“孙中山宋庆龄上海史迹考”顺利完成，研究成果《孙中山上海史迹寻踪》和《宋庆龄上海史迹寻踪》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时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与鼓励下，我们希望“顺藤摸瓜”并继续“扩大战果”，将与孙宋相关人物在上海的史迹也做一次脉络梳理。

交织于孙中山、宋庆龄两位伟人背后的，是一张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以浦东川沙倪家为源头，以宋氏家族为核心，进而到通过婚姻关系联结起来的孔家、孙家和蒋家，起始于晚清，兴盛于民国，一直绵延至新中国。这个庞大的家族集团，纵横捭阖，呼风唤雨，影响了上海乃至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从川沙倪家到宋氏家族，上海是这个家族集团的诞生地和主要活动舞台，梳理孙、宋、蒋、孔家族在上海的史事和史迹，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较之于“孙中山、宋庆龄上海史迹”，孙、宋、蒋、孔家族史迹要复杂得多。如果还是按照以前那样，以人物足迹为主线，这绝不是一本小册子所能容纳的，也未必具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想，还是把这几个家族在上海的主要活动落实到相应的载体，即具体的建筑或机构，再按照《孙中山上海史迹寻踪》《宋庆龄上海史迹寻踪》的体例一一呈现。这样，既能保持本书的可读性，又能将原本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以较为清晰的面貌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孙宋相关人物史迹考”课题研究，自始至终得到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秦量、赵福祥、马玉成、匡成鸣、李竞业等几位主任的鼎力支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和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武研究员，由两位资深学者担任学术顾问，保证了课题研究的质量；本书编纂，得益于邹镭、黄亚平、宋时娟、任冉冉等诸位师友的不吝赐教与帮助；浦东新区中华职教社陈伟忠老师和浦东中学沈华老师，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校史材料；相关史迹现状风貌照片，均由孙宋管委会办公室陈娟女士精心拍摄，为本书增色不少；中福会出版社余岚老师，上海辞书出版社王圣良老师、杨丽萍编辑，对本书出版出力尤多。在此，谨向所有给予我们关心、支持和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著者学术水平所限，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予以宽谅指正。

编者

2017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