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泓海水杯中泻
我们方位观念的形成，往往以自己所居地为中心坐标，然后有了东西南北、前后左右的区分。“中原”“中国”一类词语的形成应该与此有关。
在古人的观念中，我们是天下的中心，周边是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陆游《关山月》），“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陆游《金错刀行》）。在这些铿锵有力誓言般的诗句中，其实隐藏着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
后来，我们知道，西方人把我们定位在东亚。今天我们虽然沿袭“中国”之称的古语，但我们已不再固执于其世界中心的内涵。这种转变说到底是源自我们的脚下，源自我们走出了自己所居地的中心坐标。行旅改变了人对天下的基本判断，即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
庄子最先扩展了中国的眼界。那一年，秋雨滂沱，百川灌河，黄河之水横无际涯，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水尽归于己，没有哪里的水能比我黄河更大了。于是，扬扬自得，顺流东下，来到北海，东面而视，只见海天一色，不见水端。河伯大惊失色，望洋兴叹，对海若说：“我实在是太孤陋寡闻了，与你北海之水相比，我黄河的水小得简直不值一提。要是不出来走一走，见到你的浩大，我对黄河的夸口，岂不贻笑大方？”
海若却说：“我北海的水算得了什么，像我北海这样大的有四个，所以才有四海之说。可四海又算得了什么，四海在天地之间，就像是湖边的一个小蚂蚁洞。人生活的陆地叫海内，也就是在四海的包围之内的那一小块地方，而中国在海内，就像是堆积如山的粮仓里的一粒米。”
这是庄子在《秋水》中讲述的一则寓言。他越过陆地看中国，仿佛站在云端，俯瞰天下，烟水渺茫的四海中，漂浮着一块小小的陆地，而中国就在这一小块陆地之中。至此，中国之外不仅有四夷，四夷之外还有四海。我们没有理由苛求庄子像我们今天一样清楚地球是圆的，四海之外还有海洋和陆地，此外还有无数的星球。因为后来，我们走过了比他更远的路。
也许是深受庄子的启发，一千多年后的诗鬼李贺，梦入月宫，俯瞰中国，吟出了惊人的诗句：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梦天》
无独有偶，稍后的李商隐踵武前贤，沿着此路继续发挥想象：
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
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谒山》
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全书只有一千一百九十三个字，以山脉、河流为天然界线，分天下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东渐于大海，西被于流沙。李贺梦入月宫，俯视人寰，桑田（黄尘）沧海（清水）的变幻之中，中国九州就如九个模糊不清的小点，而大海就像倾泻的一杯清水。
《禹贡》把中国东与西的界限划分得十分明确，“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而南北的界限却相对模糊，这并非偶然的疏忽，而是中国疆域开拓和文明传播的必然路径与事实。
周穆王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大旅行家。他五十岁继承西周王位。继位之初，东征西讨，十分辛苦。待到海清河晏以后，他把国事交给大臣，自己则带着随从游山玩水。他驾着八骏，日行万里，“东游沧海，西驰昆仑”，与西王母会于瑶台之上：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李商隐的这首《瑶池》，用意虽然在于指斥长生成仙的虚妄，但从诗人所用的周穆王与西王母相约三年后再会的典故却可以看出，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对西方昆仑就怀有美好想象。早期的神话中，先民们想象的空间范围，基本上不超出东边的大海和西边的昆仑。
想象的风筝纵然可以在天空四处飘扬，但无法脱离牵着它的细线。穆王的八骏纵然可以日行万里，按理可以四荒八极，无所不至，但也只是“朝辞扶桑底，暮宿昆仑下”（元稹《八骏图诗》），到达的只是当时国人足迹所到的东与西的极限。至于中国的南与北，五岭和燕山（或阴山）此时尚是横亘眼前而不曾翻越的天险蛮荒。拓荒之旅，只能交给汉唐之后的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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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华夏，是勇于探索的民族。两者结合，自当是相得益彰的。中国的诗歌史跟人类的行旅活动始终关系密切，无数优美感人的诗篇都是诗人们在旅途中写就的。那么古代的诗人们又曾有过怎样的旅程呢？从《诗经》到《楚辞》，从汉乐府到魏晋六朝诗，从唐诗到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文人们把身体和心灵放到山水和人文的旅程中，足迹由中原渐次延展到海内八方。
本书是古代诗人行走中国的路线图，是诗人观察中国的导视图。我们会发现诗人的旅程竟然与中华文明开拓前行的进程同步。当然，这里的文明是诗意的行走。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审美的行旅是从劳苦的行役开始的。从诗与行旅第一次的契合，到李白、杜甫两位大诗人的壮游和唱和，我们发现行旅中的诗意从来没有远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行旅诗人，但行旅中内心一定不能没有诗意。
在交通工具发达且多样化的今天，不同的出行方式给人们不一样的体验，古人又是用何种方式和交通工具旅行的呢？在古代，不论是舟船的漂泊自在还是徒步的劳累艰辛，每种方式都会夹杂诗人们复杂的情感。交通方式的改变不仅仅是载体和速度的变更，也映射出主体主观感受的不同和出行交通工具的缓慢变迁。
谈了交通工具，我们接下来讲讲中华大地的四大名楼和三山五岳。这些名楼名山每一座都在中国百姓的心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幽州台，这些名楼和古诗结下过不解之缘，经过了时间的洗礼，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华山的险、泰山的雄、衡山的秀、嵩山的圣、恒山的峻，还有五岳之外的雁荡山、庐山、黄山，这些名山的风采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与一首首传颂千古的诗篇交相辉映，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我国的幅员辽阔，从岭南到塞北。诗人的足迹踏遍华夏的山山水水。古代的岭南并不像如今这般发达与美丽，而是官员们被贬谪的去处。这些被贬的人或苦闷或开朗，难免要在路程中一遣胸臆，使得当时蛮荒的土壤，竟然结出了别有风味的诗歌果实。而当诗人来到塞北，他们的情怀自然和秦时的明月、汉时的边关相连，游历边塞，不仅能亲睹关山万里、烽火狼烟，更会激起纵横驰骋的豪迈、建功立业的热望、对古战场的缅怀和对古今历史的沉思。文人们却通常是有心投笔，无力从戎，所以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诗笔，来给萧肃的边关添上一抹苍凉的古意，留待后人品味。
厌倦了外出漂泊的岁月，诗人们回归农村田园、古刹寺院。自陶渊明开始，广阔的田野和淳朴的人民永远是文人们在尘世官场挣扎累了之后的归宿和慰藉。寺院比之则更超然世外，出家人的清净和淡泊通常是诗人们艳羡却无法企及的，他们的诗情给寂寞的寺院平添了一些幽趣和烟火味。 诗人们还曾驻足长安、洛阳、金陵、杭州、襄阳……那些历史久远的古城里总藏着很多时代更迭的故事，留待游人们去发现、发掘。饱受路途风霜的诗人在这些历经沧桑变化的城市中更容易找到情感的共鸣。
我们还试图让读者领略古代诗人行旅途中的临流之思和离别之情。中华文明是河流哺育的文明，黄河雄浑的吼声和长江奔腾的旋律是最能打动诗人内心的声音，也是我们民族最深的记忆。面对华夏文明重要源头的长江和黄河，诗人又会发出什么样的感慨呢？而诗人们无论被动的宦游，还是主动的壮游，有行旅就有离别，有离别就有故事。我们的视线转向行旅里那些独特的情感，走进了诗人们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探寻古人行旅中的离别心境，看他们如何度过那些风月相随的旅程。
行旅重要的不仅是沿途的风景，还有所经历的道路。本书的最后从道路本身出发，不管是雄关古道还是崎岖小径，诗人们的灵感和情绪一直都在这些道路上奔腾绵延。而在道路四通八达的今天回看过去，也许会有自己的感怀和思量。《行吟天下》最后在绵绵远道的怀思中结束，但愿这是你带着诗书踏上的旅途的起点。
本卷是由多位作者倾力合作完成的，由本卷主编拟定整体框架和篇目标题，由田翠花、卢哲、古桦、刘治国、林青，储方舟、储兆文分别撰写内文（具体见每章标注），最后由储兆文进行了修改和统稿，并补写了各篇章开头部分的题记。文中难免有许多不当或者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行吟天下（行旅卷）》由储兆文著。
人人都爱旅行，但旅行的意义何在？是人类渴望探索的本能，还是释放压力的方式？同样热爱旅行的古人们又是怎样解答这个问题的呢？
从无数优美感人的诗篇出发，我们跟随古人踏上漫漫行旅之路，去感受中华大地的山川之美，无论是名都古城、三山五岳，还是边塞大漠、乡村田园，都留下了诗人们的妙笔感悟。书中配有精美的古代绘画，以古人的视角，让你感知一个不一样的行旅中国。
《诗说中国》以“诗的眼睛”去探寻，以“诗的视角”去发现。通过诗歌这面镜子去发现历史，大江东去，潮起潮落，小桥流水，杏花春雨。让诗歌带领读者循着历史的足迹，进行诗意的历史穿越。在诗的维度、诗的空间中，穿越古代中国，与古人对话，与历史交流。政治风云、金戈铁马、亭台楼阁、歌舞升平、水墨丹青、耕读传家、佳肴美馔、人性至情、禅思哲理，一路走来，聆听曾经的低吟浅唱，感受曾经的风起云涌，思考历史的起承转合。
《诗说中国》试图带着读者徜徉、浸润于浩瀚的诗海之中，以大文化的宏阔视角走入诗界，观照诗歌所呈现的丰富的文化、斑斓的人生、多彩的体悟，进而感受丰富而多元的世界。
储兆文著的《行吟天下（行旅卷）》游历于山水，体验诗中的林泉高致、山水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