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由魏金永著的《跟着黄河走——从梁山泊来到垦利洼去(共2册)》主要是反映东平湖畔的灾民，在1935年春夏之交的黄河泛滥中，如何团结一心与贪官土豪斗争、如何同舟共济度荒防洪、如何背乡离井到黄河尾闾的垦利洼垦荒谋生、如何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抗日救亡的故事……

《跟着黄河走——从梁山泊来到垦利洼去(共2册)》作者魏金永以70多岁的高龄，历时4年多，走遍了垦利县永安镇几十个村庄，采访了60多位80岁以上的老人，此后与老伴还3次去东平湖周围的梁山、东平等县进行了调查采访，以包含满腔热情的笔触，以执着、认真、求实的精神创作出了这部史诗般的真实感人的巨著。

小说分芳草情和永安梦两部，主要反映了1935年春夏之交黄河泛滥前后，东平湖畔的灾民，如何团结一心与贪官土豪斗争、如何同舟共济度荒防洪、如何背井离乡到黄河尾间的垦利洼垦荒谋生、如何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抗日救亡的故事……

第一部 芳草隋

 楔子

 第一章 顺天轮案

 第二章 黄龙罹难

 第三章 民不畏死

 第四章 人情超重

 第五章 芳草萋萋

 第六章 海屋添筹

 第七章 庆堂惊梦

 第八章 以攻为守

 第九章 烛影斧声

 第十章 祸不单行

 第十一章 道高一尺

 第十二章 筹措营救

 第十三章 侠骨溢香

 第十四章 青天老爷

 第十五章 阴晴圆缺

 第十六章 山雨欲来

 第十七章 大河之殇

 附记

第二部 永安梦

 第一章 灾连祸结

 第二章 孽子隐情

 第三章 狼奔豕突

 第四章 热土难离

 第五章 和光同尘

 第六章 世态物情

 第七章 满堂出彩

 第八章 平安是福

 第九章 病病不病

 第十章 天地不仁

 第十一章 进出茅茨

 第十二章 恩怨情仇

 第十三章 国难当头

 第十四章 军人蒙羞

 第十五章 时乖命蹇

 第十六章 国恨家仇

 第十七章 进驻永安

 第十八章 “肃托”逆流

 第十九章 薪尽火传

 附录 我所认识的魏金永

 后记

第一章 顺天轮案

读过《水浒》的人，都为宋江于招安后遭杀害而痛心；都对高俅之辈翻云覆雨而痛恨；  “顺天轮大劫案”的根子，在杀徐子平以灭口，我们理应痛悔。向方兄，如今你也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封疆大吏了，慎重慎重啊！

——孙丹林

1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五月初六日(阳历6月17日)。

这天中午，天津塘沽港，在火辣辣的太阳炙烤下，从海上吹来的风都烫人脸面；石板路都烙人脚板；街面上行人不多，有些女人已撑起了阳伞；拉东洋车子(黄包车)的车夫，个个敞开了怀扣，脸热得酱紫，气喘吁吁，不时地用力甩头，想甩掉直往眼里流的汗水。

“这鬼天气，才进五月，就热死人啊！”坐在车上的女人说。

“再有五天……就是夏至……该热了！”车夫喘着粗气说。

“这大热天，让你们拉车，真不好意思。”

“夫人，天再热，我们也得挣钱吃饭不……”

东洋车拉到码头检票处门口，停下。乘车的女人下了车，提下一个沉重的行李箱。然后递给车夫一张大票，挺客气地说：“师傅，甭找了。天太热，辛苦了……”

“谢谢。夫人，用不用送你进码头？”

“不，不客气。有佣人帮我……”

车夫道了声谢，转身拉车走了。后边一辆车子跟过来，下来的则是她的女佣。这位夫人，是匪首富瑞武的妻子，名字叫薛大凤，绰号“黑牡丹”。三十岁上下，面色艳红黑亮，体态高挺丰腴，今日身穿月白丝绸旗袍，更显得风姿绰约，雍容华贵。是名副其实的“黑牡丹”了。女佣李二姑，看上去比她大三五岁，穿竹布短褂，黑绸长裤，干净利索，动作敏捷。她跳下车子，两步就到了主人面前，抓起了沉重的行李箱，望着远处刚刚跳下电车的富瑞武等人，低声问道：“凤妹，他们到了，是不是……”

“先跟他们打个招呼。咱到那棵大槐树底下，等他们的消息。”

“好。”

李二姑向富瑞武招了招手，见富瑞武会意地点了点头，便用力提起行李箱，与“黑牡丹”来到了槐荫下边。并立即把手绢递给了“黑牡丹”。

“凤妹，赶紧擦擦汗。看，这前胸后背……全溻透了……凤妹，你光让他们沉住气、稳住神，可是，你自己……”

“黑牡丹”擦着脖子上的汗水，苦笑着摇摇头，轻轻叹了口气。

不一会儿，富瑞武和罗元宝气呼呼地从港内出来，走到她们面前，低声说：“还真他娘的不顺……”

“咋的？”

富瑞武说：“‘盛京’号商船，趁潮水上涨，提前一个半小时离港，开走了。”

“噢……”

罗元宝嘟嘟囔囔：“我早就说，今日行动不宜。你就是不听，就是不听。怎么样？应验了吧？”

“黑牡丹”厉声说：“闭上你的乌鸦嘴。再胡说八道，扰乱人心，就滚，滚得远远的！”

原来，罗元宝查了皇历，说这一天：“冲牛煞西。忌：搬家、入宅。凶神宜忌：大败……”罗元宝则再三向富瑞武劝阻，这天行动不吉利。富瑞武没了主意，则问老婆“黑牡丹”。“黑牡丹”说：“如此婆婆妈妈，能办成什么大事？有什么这不吉那不利的？姑奶奶行事，天天大吉大利！”于是，一锤敲定。

不过，临行前，“黑牡丹”还是让罗元宝烧了不少香纸，叩拜了四方神灵，祈求护佑。

如今，她见罗元宝还真黑了脸、撅了嘴巴，便缓了缓口气，撒了个谎，说：“元宝，其实我也请人测算过，折冲樽俎，好事多磨……”

“啥叫折冲樽俎？”

“连这都不懂？往后别在我跟前谈论阴阳八卦！”

“黑牡丹”话音还没落地，“飞毛腿”小富贵赶来回报：下午英国太古商行的“顺天轮”由天津去上海，中途在山东烟台暂停。

真是喜从天降。富瑞武立即改变计划，急忙派人张罗购票。

“瑞武，你别走，我总觉着想得还不周到，如此上船，很可能露出破绽。来，再细琢磨琢磨……”

“好。”

她们又讨论了半天。最后决定，再去搞一副担架，让“黑牡丹”扮作难产的孕妇……于是，又分头去做准备。

这“顺天轮”是英国太古洋行的新型商船。太古洋行是英国人约翰·史怀特于1867年1月1日在上海滩创办的大洋行之一。传说，创建之初，依约翰·史怀特的本意是按东方人的经商心理、生活习俗为该洋行起了“大吉”二字作洋行的名字。可约翰·史怀特不懂汉字书法，提笔一挥，竞将“大”字下多上一点，“吉”字中少了一横，好端端一个“大吉”则写成“太古”。偏偏约翰·史怀特又是位醉死不认酒钱的犟种，什么“大吉”“太古”，一样的！于是将错就错，怪里怪气的“太古”，便成了洋行的名字。当然，也有人说，这都是某些人演义出的故事，笑谈而已。也许，出自唐宋八大家首席韩愈的《原道》：“曷不为太古之无事？”即为什么不能像远古时期那样无为而治呢？也就是说，他期望像“太古”时期，人们不争不斗、和平共处。另外，无论是“太古”的老板还是“顺天轮”的船长，对于满载排水量达1500吨巨舰，进入了20世纪落后的中国，作沪津航线专用船，过于自负。而对路途风险却估计防范不足。才致使这次处女航，险些变成丧命航。

P8-10

楔子

(题解)

在垦利县，老百姓有两句“经典”话语：“要吃饭，跟着黄河转；要糊口，跟着黄河走！”

这两句话，我在垦利县工作了二十年，才逐渐有所领悟。

我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曲阜师范学院毕业，志愿到当时的重灾区山东惠民地区垦利县工作的。先在文教局工作，尔后又到中学教书，再后来又到文化馆当创作员。垦利县的东部农民，大多是1935年黄河在山东鄄城董庄决口后迁来的鲁西(郓城、梁山、东平、巨野、寿张、阳谷、东阿等)十几个县的灾民。我的学生大部分则是这些灾民的后辈。他们来垦利洼数十年了，但乡音不改，一开口即能听出是鲁西老乡。在我与他们长期相处交往中，听他们讲述了他们的父母兄长姊妹逃荒来垦利以前和以后的许多动人故事。无论是在“十年九不收”的东平湖(即梁山泊)之水浒荒村，还是在土匪猖獗的黄河尾闾旷野，这些农民、渔民、读书人，在黄水泛滥之后，家破人亡的、妻离子散的、逃荒要饭的、官匪勾结的、逼良为娼的、败坏堕落的……故事人物情节形形色色、古怪离奇，甚至惊心动魄、血肉横飞……这些故事都是经过了几代人血泪的浸泡，饱含了人世活命的酸甜苦辣，听后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譬如：1929年，黄河口“四大团”的土匪，听说左家庄和十六户村有人向官兵通风报信，六月初，“八千岁”与“先生老三”带人血袭了左家庄，火烧了十六户(烧毁房屋两千多间、烧死五十余人)。眼睛越杀越红，胆子越闯越大。至八月中旬，正值黄河秋汛，土匪“二大头”探听到官兵从西边来剿，他率匪兵几十人，到宁海北边的纪家庄处，扒开了大坝，号称“水淹七军”。洪水出坝，浊浪滔天。正是庄稼收获季节，老百姓没有丝毫准备，灾难从天而降，房屋多被冲毁，庄稼全被淹没，上百个村庄，上万户人家，转眼问则被吞没，老幼侥幸逃命者寥寥无几……这次的黄河决口，竟然造成了一次黄河下游的改道！

“蛇吞象”那是狂妄；  “初生牛犊不畏虎”那是无知；拿根竹竿就想把天捅个窟窿，那是傻大胆。这，兴许他们土匪兼有。当地人称土匪为“老缺”。缺什么？缺钱、缺粮；缺爹、缺娘；缺规行矩步、缺肉长的心肠。他们做事，老百姓说，没个“把拉门”；用现代人的话说，“没个底线”。总之，既为匪徒，无不疯狂。发疯发狂，那是病态。头脑发热，甚至发高烧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呢？

此后，黄河口十三股土匪推举徐三为盟主，在桃花园子(今垦利县永安镇)举办了龙虎会；尔后，徐三率领众匪(一千多人)接受过三次“招安”，但“谁料三年三易主，靠山次第变冰山”。徐三于1933年被韩复榘的五十九旅旅长赵心德杀害，其残部逃亡天津，于1934年6月竟在黄河口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劫持英国顺天轮的大案，以此要挟韩复榘重新给徐三一个公道裁决……

至于发生在鲁西各县的故事也很多。让我料想不到的是，这些鲁西灾民的父兄中，亦不乏革命先驱和志士精英，有的是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同盟会会员，有的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将官，也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延安抗大的学生，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战线，都谱写过不同的篇章，做出了不同的贡献，让人肃然起敬、扼腕惊叹。

当然，了解最多的还是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最底层的灾民。他们为了糊口、为了活命、为了儿女、为了家庭、为了乡亲，是如何义结同心与官匪黑恶势力进行殊死拼斗的？是如何相依为命、相互救助战胜天灾人祸的？是如何背井离乡拖儿带女到天涯海角重新安家立业的？

面对如此丰富的生活素材，年逾古稀的我，一时心血来潮，便萌生了写部小说的梦想。然而，生活素材，如同乱麻，很长时间，我找不到头绪，不知从何处入手……

直到采访数年之后，某日，在一个阮姓家中，我突然发现了两张老照片：一张摄于日本横滨，是八个留日学生(七男一女)的照片，他们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山东会员。因“各有其能”，有人称他们为“渡海八仙”；也有人说，他们个个激进勇猛，便称这七位男同学为齐鲁“留日七雄”。其中有山东同学会的会长、同盟会北方支部的主盟人徐镜心；有后来当过山东省议会议长的王鸿一；还有赵汗青、黄云生、冯文魁、阮宗圣、潘响晴(女)、龚无忌。后来一一考证，有的并非真实姓名，而是字、是号、是笔名或化名。在照片后边，有的写着座右铭；有的写着“勿忘国耻：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另一张摄于垦利永安，是阮宗圣家的女眷照片，计十二人：坐在中间的是主妇吕蕴玉和她的表妹严依霞、弟妹孙尚香、亲家李二姑；还有她家的四个女儿：兰、梅、菊、竹；三个儿媳：玉莲、小琴、秋鸿；还有吕蕴玉的一个干女儿：宁小娥。

如今，九十五岁的宁小娥告诉我，那是县城照像馆的人来赶永安集时为她们照的，她穿的旗袍，那是向永安完小的女老师借的。

面对这两张老照片，我突发奇想，既然我掌握的主要素材，都与这两张照片上的人物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何不以此为线索，编织串联，次第进行讲述？小说的初名则定为《两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可及至动笔成篇，则渐渐感到这题目欠妥，圈子太窄狭，有些事件纳不进去，况后来又见有类似书名者，恐怕雷同，我只得重新思索，另起名字。

我还记得，那是1964年，垦利县护林中学有个侯延贵老师，哼唱了几句自编的歌词，诉说逃荒之凄惨，令人难忘。  老汉我五十六，家住东平州，

逃荒来垦利，那年我才二十九。

一根扁担挑着一个家，手里边还领着一个小、r头……

其实，从那时起，便给我埋下了关注鲁西灾民的种子。后来，我在一个阮姓家族中发现了主妇吕蕴玉日记本里的一首词，调寄“水调歌头”，题目则是《跟着黄河走》：

水调歌头

跟着黄河走

迈出家门口，一步一回头，

穷家热土难离，儿女泪双流。

此去黄河尾闾，千里烟波漫漫，唯蜃景虚楼。

何曰乡情断？何处有归舟？

天长久，地长久，水悠悠。未圆温饱梦，黑发变白头。

几度沧桑改换，几度悲欢苦斗，岁月淡乡愁。

跟着黄河走，血泪写春秋……

跟着黄河走，原为圆温饱梦、永安梦。可一年复一年，何曾有风平浪静之日？正如黄庭坚诗云：“人间欲避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兴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岁月，这就是历史……

世界上的古老民族，多围绕着一条主要河流繁衍生息，叫作母亲河。埃及有尼罗河；印度有恒河；咱中国则有条黄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九曲十八弯，波涛高万丈。有时如逆风千里，有时如野马脱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数不清多少次泛滥、改道、筑堤、修坝。但它一路东去，不舍昼夜，浩浩荡荡，顺昌逆亡，最后，则汇人渤海，汇入太平洋……

于是，我决定，仍以那两张老照片为主线进行串联，但题目改为：《跟着黄河走》。

过去，农村没有剧院，逢年过节，请个戏班，都是临时找个宽敞地场。筑个高台，搭个“野台子”演出。“野台子”唱戏，有时连幕布也没有，至于布景道具电声彩光就更谈不到了。除了登台的主要角色要勾眉画脸，次要人物和跑龙套的多不装扮；掌鼓板的、拉弦子的、搬桌椅的，也坐在台子一角，不藏不避。台上台下，不时互动，插科打诨。近处的房舍树木，远处的山山水水，不遮不盖，不修不饰。用当下时尚用语说，最阳光、透明、绿色，没有任何暗箱操作。

原生态的，自然落后简陋。可这些年，不知为何，却备受青睐。买鸡蛋，要买笨鸡的；买猪肉，要买笨猪的；买布匹要棉花土布……一听“人造的”“化纤的”“转基因的”，不考察好孬，便连连摇头。就连文学艺术的“创作”，也几乎与“编造”等同了。与此同时，喜欢读传记、回忆录、家史的人则越来越多。不是我想跟这个“风”，而是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真人真事，其生动、鲜活，那是我挖空心思也编造不出来的。我思前想后，觉得除了非编不可的，则一律实话实说——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决非编造。我把这种方法，暂称作“野台子”唱戏。即除了舞台上那几个所谓的“角”，进行了一番改头换面、乔装打扮，已经真不真、假不假了，而其他人物、环境，基本上是露天的、原有的。这，其实并不新鲜，翻翻老祖宗的书，俯拾即是。如《聊斋志异》，每篇开头即是：某生，某州某县人……至于狐仙鬼魅，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这部长篇小说《跟着黄河走》，副标题是“从梁山泊来，到垦利洼去”。也就是说，我沿着黄河，搭建了两处“野台子”：一处在梁山泊(鲁西东平湖畔)；一处在在黄河口垦利县，原来叫利津东北洼。小说中除了活动在舞台上那几个主要角色，其他人物场景，基本是真实的——就像“野台子”四周一样，是原生态的。换句话说，大事不失真，小事不拘泥。

清代两淮都专署戏台有副对联：

乾坤一场戏，请君更看戏中戏；

俯仰皆身鉴，对影莫言身外身。

此联写得挺好，细谙则深有趣味。我这“野台子”戏，浅薄简陋，是给庄稼人茶余饭后解闷昏的土耍儿，自然没这效应。不过也想效颦，追求那种老味。

垦利县的东部农民，大多是1935年黄河在山东鄄城董庄决口后迁来的鲁西十几个县的灾民。我的学生大部分则是这些灾民的后辈。他们来垦利洼近八十年了，但乡音不改，一开口即能听出是鲁西老乡。

鲁西老乡们，无不为自己故乡的“人杰地灵”而自豪——有人说，昆仑地脉泰山收，结穴结在东平州。这里是诞生英雄豪杰才士精英的地方。被金圣叹誉为“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故乡则是东平州。创作《水浒传》的施耐庵，也可断定，对这里相当熟悉，结缘相当深厚。至于水泊梁山一百单八位英雄好汉，鲁西人个个耳熟能详。有的甚至认定某位好汉，则是自己的先祖，至今有谱牒可查。当年梁山好汉还留下了大量有纪念意义的名胜古迹，眼下仍处处可见，已成为引人入胜的旅游景点。这，也都是鲁西人的骄傲。

在我与鲁西人的长期相处交往中，发现在他们身上，那种英雄豪杰的“基因”仍然印记鲜明：多数男人性格粗犷、豪放、刚直、强悍；能吃大苦而不叫屈，能行大善而不图报；崇尚侠肝义胆；喜欢耿直爽快；敬重君子，鄙薄小人；喜爱拜把子结交兄弟；不甚计较出身高低贵贱；重武重艺，重情重义，关键时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有时也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但是，也有弱项：有的争强好胜，有的粗鲁蛮横，有的好斗狠、不讲理；重面子、轻规矩，非友即敌，爱憎分明，认人不认理，吃软不吃硬；缺乏“忍”“让”“礼”“恕”；易于被人煽动、聚众殴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代垦利的鲁西人与利津的当地人为争占荒洼土地还发生过数百人参加的群体械斗事件，双方数十人受伤，有一名利津人受重伤死亡……这，鲁迅先生称为“水浒气”。

鲁迅先生曾经提醒：“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

所谓“三国气”和“水浒气”，兴许是指《三国演义》中对“阴谋权术”的崇拜；《水浒传》中对“暴力杀伐”的颂扬。他在这儿严肃指出，“三国气”与“水浒气”，已经进入了中国人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作者亟需清醒地认识到：梁山好汉的优点和弱点在鲁西人身上都烙有印记。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功绩，就是揭露批判了标榜仁义道德的非人社会、非人文化的“人吃人”罪恶本质。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妇女节烈观、二十四孝图等等，让人们警醒：在反帝的同时，深挖封建文化根基的革命任务将更加艰巨。但是，当革命风起云涌、形成大潮之后，在“砸烂孔家店”的笼统口号下，对“专制”的毒根没有挖出，对孔孟所揭示的真理——“仁义道德”却一起付之斧钺！

在一个“仁义道德”被笼统否定的时代，“暴力”，就像李逵手中的板斧，“该出手时就出手”，抡起来，砍起来，得心应手，就停不下来；有“暴力”思维，则会产生“语言暴力”“执法暴力”等等形形色色“过火的强制力量——暴力”。

在中国先人创造文字的时候，对这个“过火”的“过”字，确乎是有点儿讲究的，甚至是涵容了深邃的哲理。尤其“过”字当作“超越范围和限度”讲的时候，“过”等于“错”。如：“有过必改”。与“过”相连的还有“过失”“过激”“过分”“过度”“操之过急”“言过其实”……总之。“过了底线”便大错特错。  人非圣人，孰能无过？问题在于，“过，则勿惮改。”

是否“过”，得有个尺度，得有个明确的界限。这恰恰是中华文明的一项重大缺失。有时“无法可依”，有时“有法不依”，执法用松紧带……

……

(二)黄河浪涛高万丈，一路九曲十八弯；人事沧桑，千难万劫，置身大潮之中，多身不由己。有几个不随波逐流？离合悲欢，兴衰际遇，谁是谁非，确难较真辨析。作者以为，跟着黄河走，则是主流。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其中人物、事件，虽源自生活，但生活素材，已根据小说创作需要，进行了多番加工处理，可谓“真而不真，假而不假”了。所以不能再与任何真人真事对号。然而，凡以真实姓名出现的主要人物及其事件，皆有当时知情人所写资料或口头叙述可查，作者不敢随意编造。

(三)我深信不疑，文学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心灵渴望。我将掌握的生活素材，按照我的理解、兴趣，先编织成一个个故事，讲给我身边的人听。只要人们愿意听，我不很在乎主题是否鲜明集中，用现在某些人的提法则是“主题消解”。也不在乎谁是一号二号人物。也不想为了吸引读者，故意制造悬念、制造冲突。但是，我很在乎语言是否通俗易懂？我很在乎有几个人物能给读者留下印象？也很在乎“终极关注”，是否合乎情理。

(四)现在有人倡导“无道具小说”，我不完全赞同。但我想尽量减少那些可有可无的“道具”。因此，对于环境、氛围、天气、房屋、衣着等等的刻画描写，比较随意，取舍不甚费心。可我也不太喜欢“删繁就简”的“三秋树”，枝头仅保留着红艳艳的果实。我更喜欢春天的草木，尽管有些似乎多余枝蔓，但自然真实、富有生机。

(五)我平生畏惧“暴力”“恐怖”“残忍”“血腥”，因此，我尽量回避、淡化、删减、摈弃类似的情节。第一部我为此删除了朱贵才为报父仇、残忍杀戮岳父家妇女儿童的两章。总之，我不喜欢任何“强刺激”，嗅不得“血腥味”。这是我的创作理念偏颇和心灵承受力脆弱所致。

(六)这部小说，从2012年春天开始酝酿、采访、创作，至2013年底写出第一部；从2014年春天至2015年年底写出第二部。在这四年中，垦利县委宣传部、县文广新局、县史志办的领导同志，永安镇委、镇政府，特别是永安镇的隋艳珍、黄文卿、李昭军、许志刚、苟云鹏、张景智、翟东明等多位同志对我的采访、创作、生活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全力支持和热情关怀。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单连涛、段思科、戴永昌、申宝柱、于志平、王胜华、李长梅、张英士、陈崇禧、宋振华、武桂兰等等同志在提供素材、资料、阅读初稿后多次提出修改意见等诸多方面，都给予了全力支持和帮助；可以说，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关怀，我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想完成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根本是不可能的。值此，一并深表诚挚谢意！

最最让我感动的是山东作协原副主席曲延坤老师，年逾八十岁高龄，是用放大镜逐字逐句阅读我的书稿，然后跟我谈修改意见；还有潍坊市文艺创作室的王汝凯主任，是在住院期间于病床上艰难阅稿后，提出极其中肯的修改意见。对此，用感激涕零亦不足表达自己的心意。

我从二十岁至四十岁，是在垦利县度过的。这儿的胡萝卜、黄荠菜曾帮助我克服饥饿困扰；这儿的良师益友曾教导我如何适应路途的坎坷；这儿有那么多有出息的让我引为自豪的学生；这儿我有那么多让我终生不知如何报答的患难之交、忘年之交、老实巴交的知己故交。我在这儿品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我在这儿也体味过人生的价值。这儿是我铭肌镂骨的第二故乡，我多么想把我心里的故事，奉献给这儿的父老乡亲，以表达我的感恩之情！

但愿乡亲们不以迂拙见弃，能够喜欢我这部小说。

魏金永

写于2014年12月22日(恰逢冬至日)

修改于2015年12月12日 垦利县永安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