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凌国家(美国体制如何制造欺凌社会)(精)》作者查尔斯·德伯、耶尔·R·马格拉斯认为，学校中的欺凌现象是更大的社会问题的一个表现，是社会制度中欺凌本性的一个自然结果。只要美国坚持奉行军事主义和攻击性的资本主义，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外，系统制度性的欺凌就将存在，并带来危机。本书将欺凌视为一个结构性问题，来源于围绕深层次的权力等级组织而成的社会体系，从五角大楼、国会、公司办公室到学校教室和操场。占据主导地位的人和机构需要建立一种暴力和攻击性被视为自然和公正的文化，在其中人们相互竞争，成为欺凌者或者受害者，在这个等级制度中每个人的命运被认为是其应得的。一个社会中，或者国家间，甚至物种间的力量越不平等，制度性的欺凌就越普遍。在美国，一个企业、政府、军事机构相互交织的体系执行系统性的欺凌政策，以创造利润、维持权力。作为世界上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行其制度，是这种欺凌文化的表现之一。本书提供一个理解美国文化、社会现象、国内政治以及对外政策的新视角，对于研究社会学、美国政治与外交的人员有参考价值。

欺凌并不只是校园问题或个体行为问题，而是一种编织在美国文化中的社会病态。

个人层面的欺凌和体制层面的欺凌看起来十分相似，都来自权力的不平衡，表现为持续打击受害者、确保其卑躬屈膝、捍卫欺凌者的优越感和正当感。查尔斯·德伯、耶尔·R·马格拉斯著的《霸凌国家(美国体制如何制造欺凌社会)(精)》告诉读者，这种相似并非偶然。

在本书中，两位社会学家运用“社会学想象力”概念，将个人问题与公共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个体欺凌是更大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所导致的后果。欺凌是体制催生的结构性问题，陡峭的权力层级是骨骼，欺凌行为是围绕其产生的血肉——从大楼、公司办公室到教室、操场，再到自然环境，莫不如此。当权的个人与机构需要创造一种文化以使暴力和侵略性成为一种自然常理——在这种文化中，个体之间会争当欺凌者，不当被欺凌者。社会、各国甚至各物种间的力量差距越大，体制欺凌和个人欺凌就越常见。如果不首先挑战培养、鼓励这种欺凌行为的宏观体制，就不可能减少欺凌行为。

《霸凌国家》是迄今为止关于欺凌相当全面的分析，揭示了欺凌行为背后的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心理原因，论证雄辩有力。所有教育工作者、家长以及任何希望减少校园欺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攻击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暴力冲突的人都应该阅读本书。

第一章 反思欺凌：从个人到体制

耶尔·马格拉斯自己的故事

 微观范式：微缩欺凌

 宏观范式：社会学想象力、体制欺凌以及能帮助我们反思、

提炼欺凌概念的多种定义

 社会学范式的不同之处

 力量差距与偶发因素：力量的不平等在何种条件下

将会导致欺凌？

 军国资本主义

第二章 资本欺凌：资本主义、权力与经济欺凌

——工人的“腌黄瓜式”困境

 资本欺凌：资本主义、竞争以及强弱对抗

——富人如何欺凌穷人

 为利而欺：强盗式资本家教你如何通过欺凌员工大赚一笔

 退出权与欺凌：全球化是一种欺凌体制

 临时工：教授、短期合同劳工与架构欺凌

——当潜在欺凌成为实发欺凌

 资本家欺凌资本家：那1%内部的倾轧

 资本家欺凌消费者：品牌推广与公司的思想控制

 资本家欺凌政治家：有钱能买到的好民主

第三章 环境欺凌：欺凌动物，打击自然

 动物欺凌：我们真的将狗当作好的朋友吗？

 公司的环境欺凌与环境打击：农场内外

 气候变化：危急关头的环境打击

第四章 军国主义欺凌：超级大国与校园欺凌

 超级大国和校园欺凌（上）

 超级大国和校园欺凌（下）

 核欺凌

 奥巴马主义与欺凌国度

 越南、军国主义以及欺凌文化：国家服众力、永不退缩以及永不示弱

第五章 奴隶之国与恶霸之乡：种族与军事化欺凌

 “的好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

 “没人在地里唱歌

 吉姆·克劳还活着

 “恐怖婴儿”：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第六章 向着欺凌进军：军方如何在军队内外培养欺凌者

 欺凌者的训练

 欺凌与暴力：同时存在于军事基地以及公民生活中

 军队与心理学范式

 文化战争：和平运动对战军事主义者

第七章 欺凌教学：教育与欺凌

 军国资本主义教学

 男生恶霸

 耶尔·马格拉斯自己的故事

 女生恶霸

 校园中的心理学范式

第八章 无情世界：一切关乎家庭

 前资本主义家庭

 家庭变革：孩子挑战父母所导致的传统侵蚀

 文化战争中作为战场的家庭

 侵蚀家庭的体制力量

 其他削弱家庭的力量

 是资本主义欺凌的避难所还是其化身？

 永远是个孩子：通过爱与溺爱来欺凌

 家庭欺凌的新民主主义

第九章 反欺凌运动：欺凌国度的文化矛盾

 资本主义新型矛盾

 文化战争：贯彻启蒙运动和60年代精神的新式反主流文化，是否能挑战权力精英恶霸和校园恶霸？

结语 解决方案是否存在？减少欺凌行为的新思路

注释

第一章 反思欺凌：从个人到体制

耶尔·马格拉斯自己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时我还在上初中。一天，我坐在学校户外体育场的墙头上。我完全没有运动技巧，也知道没人愿意让我加入他们队，所以没跟大家一起玩。以前就算我想玩，每个队也会吵来吵去、互相推让——谁也不想被我拖后腿。那天，有人伸手拽住我的领带(当时公立学校要求学生打领带)。他用力拉着我的领带，另一只手顺着我领口伸进去，将一只蚂蚁放在了我后背上。我被勒得快要窒息，很快开始晕头转向，头前后直晃。又一个人问我：“你干吗呢？”我暂时恢复了神志，回答道：“没什么。”我站起身来想走到操场另一边去，然而很快不支，摔倒在地。众人哄然大笑。

第二天，我在操场上。有个男生说：“咚咚。”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在讲敲门笑话，于是回问：“谁啊？”他拿一条女人长筒袜绕过我脖子，越勒越紧，回答说：“波士顿扼杀者。”我再次倒在地上。后来我跪起身，慢慢醒转，他才放手。众人再次哄然大笑。

场景快进到高中食堂。有人叫了我的名字，他旁边的学生也跟着开始叫：“耶尔，耶尔！”坐在旁边那排椅子上的学生也开始叫：“耶尔，耶尔！”很快，整个食堂中的学生都开始异口同声地喊我名字。后来一连好几天，他们都如法炮制。

又一回，四个男生将我围住，每人抓住我四肢中的一肢。他们把我抬到学校楼上一扇打开的窗户旁边，像预备发射火箭炮般将我前后荡悠，嘴里数着一、二、三，然后将我身体伸出了窗外。又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的巴士上，一个男生抢走我夹在腋下的书，扔给另一个人。那个人又丢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再传给第三个人。我在车里来回追赶，怎么也抢不回我的书本。第二天我上车时，司机警告我：“你要是再胡闹，我就把你扔下去。”

欺凌存在的时间久到无法追溯，却仅仅在最近才开始引起人们严肃的关注。十年或二十年前，人们对欺凌问题要么大事化小，要么小事化了，觉得所谓欺凌不过是搞个笑、逗个乐，或者是成长“必须克服的”烦恼。被欺凌的人才需要硬气一些。要是他不能承受、不能还击，那他就活该被人嘲笑、被人骚扰。欺凌别人的人反而很骄傲一能做出欺凌行为，这表示他很成功、很厉害，说不定还说明他人缘很好，被大家崇拜，甚至连被欺凌的人都会崇拜他。

直到今天人们才意识到，长期欺凌会造成童年创伤，其所造成的伤痕可能到成年后也难消解。越来越多的父母担心，孩子可能正在遭受校园欺凌或网络欺凌，或者正在目击操场上的欺凌。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可能会为了生存或考跻身“校园赢家”之列而欺凌别人。另一些家长甚至鼓励孩子去欺凌他人，这样孩子才能比别人强，才能融入集体。然而，还是有一些家长会告诉孩子一欺凌是一件恶劣的事。这些家长想到的可能是那几起令人发指的校园屠杀案——科伦拜校园事件、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牛顿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暴怒》和《欺凌社会》等畅销书对这些事件做了记述，然而这几起案件也只是由来已久的欺凌问题的冰山一角。

目前，关于欺凌的探讨将该问题定性为个人心理问题，认为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双方都应寻求心理咨询或治疗来解决。被欺凌者应该学会去沟通，去自我调节。被欺凌者可能应该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欺凌者——好像欺凌者不知道自己正在伤害别人或者目的根本不是伤害别人一样。很少有人探讨的是，是否可能存在着一股更大的社会或文化力量正在鼓励欺凌，或者说，欺凌行为是否可能是为某些体制利益服务的。不过，诚如20世纪知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的，个人的问题往往是社会的问题。如果仅对欺凌进行心理矫正，那是绝对扭曲的。我们需要着眼于大局，社会中的关键体制与机构——经济、军事、文化、家庭、学校——是如何通力创造了欺凌环境，并成为其帮凶。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范式的转移，将如今对个人心理问题的微观研究摆在对美国公司化和军事化社会宏观研究的背景之下。

心理学框架掩盖了鼓励并强化个人欺凌的体制欺凌。欺凌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文化、经济以及军事的共同特征。美国社会的结构可以用“军国资本主义”来描述，正是这样的社会体系导致了体制欺凌与个人欺凌的产生。

欺凌的根源来自社会，而且是强势体制主流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反映，这一观点乍听起来很合理——毕竟，我们提到唐纳德·特朗普或新泽西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这样的政治人物时都会说他们是恶霸。国家橄榄球联盟(NFL)会鼓励球场上的欺凌行为以谋利，强国会欺凌弱国，诸如沃尔玛的大公司会欺凌员工，农产品巨头泰森公司或史密斯菲尔德农场公司甚至还会欺凌动物和环境，这些我们都会挂在嘴边上讨论。但这些欺凌却很少在关于欺凌的学术或流行图书、文章中出现。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提出要拓宽框架，例如社会学家杰西·克莱恩(Jessie Klein)在著作《欺凌社会》中将研究目标定为两性关系，然而我们接下来将要在本书中说明的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已经占领了欺凌分析的阵地。他们重点研究校园中的个人欺凌，并将其视为心理和个体层面上的问题，很少考虑欺凌问题如何反映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构架问题。即便是克莱恩，尽管在书中花了一章笔墨来讨论“欺凌式经济”，其研究仍过分集中在学生和校园暴力上。

P1-4

解决方案是否存在？

减少欺凌行为的新思路

本书提供了思考欺凌成因的新范式。我们希望新范式能够使思考问题的方式发生本质转移，对研究欺凌问题的学者以及公众对欺凌问题的理解提供重要启示。不过，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如何减少欺凌现象、降低欺凌广泛性、缓解欺凌对于机构、个人和社会本身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我们的范式转移可能能够提供一种新思路。

我们已经指出，欺凌深深植根于社会架构和体制之中，并非单纯由心理或精神障碍导致。由此可知，如果想要减少社会欺凌现象，就必须以政治经济所发挥的作用为对象进行干预。如果军国资本主义是最核心的欺凌体制根源，那么想要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就必须从改变这一体制开始。

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全盘推翻研究个人欺凌或欺凌受害者的心理学手段。社会学想象力的关键就是社会结构与个人品格之间的关系。军国资本主义通过运作学校、军队、家庭等传播机构发挥着关键的根源作用。因此，任何合理反欺凌手段都应包括对学校政策、家庭和人际心理的强弱关系进行干预。

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这些手段至多是治标不治本，是创可贴而非治愈药。如果我们的新范式是正确的，最终根源在我国的政治经济之中，那么如果不改变军国资本主义体制，就不可能发生深刻而有意义的改变。当然，军队、学校和家庭也是政治经济的组成部分。

如此改变可能是种令人生畏的挑战。但我国社会中存在众多极端不平等现象、环境危机、蔓延的战争以及社会与其他问题，因此变革政治经济又势在必行。众多新运动涌现，对我国的军国资本主义发起进攻——从占领华尔街到最低工资运动，再到“黑人的命也是命”等黑人反抗警察欺凌的运动，莫不如此。哪怕只是偶然，旨在减少欺凌现象的新运动也会诞生新领袖，新领袖将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力。

尽管我们想基于新范式提出几点新的“宏观”措施，但首先必须提出一些观察意见以及免责声明。第一，反欺凌运动已经产生了影响。无论运动是否切实减少了欺凌行为，但的确已经改变了人们对于欺凌的态度。如今，欺凌者不再有如此自信，自以为会被封为英雄或领导。恰恰相反，他们面临的是被排挤或者某种程度上被惩罚的危险，甚至可能被迫去接受治疗，而接受治疗这种事会让许多欺凌者觉得很丢人。我们提出新举措，并不是要诋毁大多数反对欺凌者的意图，而是要寻找能够加强当前运动的方式，以使运动能够吸引到更多支持者，发展出更有效的愿景和政策。

第二，我们并不相信，欺凌可以被根除。纵观历史，欺凌一直存在，几乎在每个社会都存在。部分原因是欺凌本身就隐藏在我们的生理编码之中，自然世界动物种族之间的欺凌就是明证。另一部分原因是，欺凌是实行权力的一部分，想要根除欺凌，就要根除权力，无论是人际间的权力还是经济、政治、军事系统中的权力，都要根除。这种巨变，单单去想象一下都觉不着边际。

启蒙运动和60年代的运动诞生的反主流文化都侵蚀了过去的欺凌形式，但也都创造了新的欺凌形式。启蒙运动削弱了中世纪教会与贵族的欺凌，但以此为基础也催生了暴力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暴力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公司体制。我们已经看到，60年代的新左派有时会以暴制暴，会建立黑豹党、“气象员”之类的组织，认为以解放为名举起枪杆子是件很美好的事。由此可知，即便是反欺凌文化自身也能导致欺凌，这一观点在今天得到了新的关注。

一些人认为，现在为停止校园欺凌而做出的努力实则催生了一种特有的伪装欺凌体系，欺凌的是不服从政治正确或不接受放任自流、性别主义或种族主义等时兴观点的学生与教师。反欺凌甚至还成了一种报复手段——谁不同意你的观点，就说谁欺凌你。一些笃信老式管教方法的学生、家长或教师声称，新反欺凌运动也是通过欺凌手段使人服从。他们主张，该运动是对言论自由的违犯，同样是欺凌，只不过欺凌对象变成了不接受号称能改变欺凌人格的新“自尊”教育或反主流文化治疗的人。

不过，如果说我们对欺凌无计可施，那又是过度悲观了。近些年来，美国国内已经做出了认真的努力，至少在改变人们态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上古时期最严重的欺凌和暴力形式不再名正言顺，力量有所减弱——包括奴隶制和同类相食。过去几十年间，同性恋、少数种族与残疾人等欺凌受害者均得到了更多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

……

然而，我们希望，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惨烈失败以及其他经济与政治变化或许能够使美国在统治与军事干预上大开的胃口有所倒胃。美国人民选举奥巴马当总统，部分原因正是他反对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奥巴马赢得诺贝尔和平奖，但马上倒向了美国精英阶层对美国霸权或统治的热忱态度。不过，数百万美国人已对国家战争感到厌烦，认为国内的社会与经济重建才是头等要事。

因为这种态度的转变，反欺凌运动是有出路的，也必须沿着这条出路前行。统治是欺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美国的军事观点认为美国是世界警察，然而世界众多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是世界恶霸。如果美国能摒弃这一观点，就能一脚踢开支撑美国作为欺凌国度这一形象的宏观支柱。想要减少体制欺凌以及世界范围内更广义的暴力现象，这无疑是最重要的政治策略。

这一场反欺凌的宏观运动中，努力学习更多欧洲福利国家的平等主义经济政策无疑将是锦上添花。美国一些进步思想家推行“共享经济”运动和“新经济”愿景，如能朝其转移，也将大有助益。朱莉·斯考尔和加尔·阿尔佩罗维茨等作者提出了新型经济愿景，规划出一种可持续民主经济，将催生新型合作经济以及更具利他精神及集体意识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能削弱国内超富阶层的统治权，寻求对利及全社会的公共产品进行投资，那么不啻直接朝向欺凌文化开火。对基础建设进行公共投资，尤其是新型可再生能源体系，将能创造更多更好的国内就业机会，服务于整个地球的福祉。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通过削减军事预算来获取，军事预算一削减，还能直接减少体制欺凌。通过减少军国主义与环境打击、欺凌的双重欺凌，同时改善无安全感而惶惶不安的广大劳苦工人的生计，我们能够强化一种新经济政治——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和平发展。这不仅是有效的经济模式与环境政策，也是人与人之间摒弃暴力、人道相处的最好方式。想要减少如今将痛苦强加于美国及整个世界的欺凌惨象，这更是我们最有把握的打算。

本书对于欺凌行为及其如何渗透美国各大机构的研究别出心裁、使人誓醒。两位作者提醒我们：儿童做出欺凌行为时我们表示拒绝，而领导人实施欺凌行为时我们却在鼓掌。

——奥利弗·斯通

本书的研究细致而专业地剖析了毒害美国生活与社会的“欺凌之祸”，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欺凌行为反映的是“军国资本主义文化”体制结构，而且滋养着“军国资本主义文化”体制结构。本书同时揭露了在这样一种体制结构中欺凌行为产生的根源，记录了面对欺凌各种鼓舞人心的回应。人们的回应，可能会成为治愈这欺凌之病的解药。

——诺姆·乔姆斯基

《霸凌国家》是迄今为止关于欺凌最为全面的分析。这一杰出之作拒绝将欺凌定义为区区心理学概念，而是详尽地说明了欺凌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涉及各种历史、经济、政治及社会条件。人的成长往往艰难，但德伯和马格拉斯并不认为欺凌是成长必经的道路，他们将欺凌视为一种体制力量，是体制催生了浸泡在暴力与攻击性苦水中的价值观、社会关系、机构构造和集体身份。所有教育工作者、家长以及任何希望世界没有攻击与暴力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

——亨利·吉洛，《赌场资本主义年代的僵尸政治与文化》作者

极其精彩，重要、有力且及时，学者与大众读者均应阅读。欺凌问题作为热门社会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而两位作者出色地将其推及美国的经济、政治、公司与军国主义社会中，在这样的背景中进行讨论。我们渐渐明白，欺凌并不只是校园问题，而是一种编织在我们整个文化中的社会病态，很大程度上还引领着政治经济的规划路线。

——乔纳森·怀特，《社会学家在行动》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