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传记文学编写、彭明哲和曾德明所共同主编的《十四年－－从1931到1945（中国将领抗战亲历史）／传记文学书系》一书讲述了何应钦、张发奎等国军将领抗战亲历史，解密从指挥决策到战场不为人知的细节！中国现代史丰富的宝库——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首度完整呈现！

首辑《从晚清到民国》《再见大师》《民国三大校长》《我们的朋友胡适之》口碑与市场双丰收！第二辑《从甲午到抗战》《十四年：从1931到1945》《冯玉祥传》《陈布雷回忆录》再续辉煌！

本书辑录台湾《传记文学》所载抗战亲历者的回忆文章，所有文章都是首次在大陆出版，价值极高！

所辑文章包括何应钦、张发奎、宋哲元等国军高级将领参与指挥决策的回忆，也有一些参与具体战斗的中下级军官对战场细节的回顾。从宏观到微观全面讲述了抗日战争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本书选取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对日受降五个重大历史事件，通过亲历者的回忆，让读者对全民族十四年的抗战有一全面深入的了解！

由传记文学编写、彭明哲和曾德明所共同主编的《十四年－－从1931到1945（中国将领抗战亲历史）／传记文学书系》一书辑录了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所载的抗战亲历者回忆文章。这些亲历者既包括何应钦、张发奎、宋哲元等国军高级将领，也有参加过大小战斗的国军中下级军官。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中华民族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浴血抗战。本书选取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对日受降五个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战争亲历者的回忆，用第一手资料为读者解密不为人知的战场细节，近景重现中华民族的悲壮史诗。

第一编　九一八事变

 王铁汉：“不抵抗”的抵抗——沈阳北大营守军团长关于“九一八”的回忆

 宁恩承：“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话沧桑》外一章

 刘博昆：“九一八”噩梦录

 John B. Powell　原著　尹雪曼　译：美国记者笔下的“九一八”（节选）——《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维尔回忆录》之一七

 李璜：九一八事变与东北义勇军（节选）——《学钝室回忆录》之一章

 顾维钧：“九一八”前后与张学良的接触

 刘健群：回忆马占山将军

第二编　七七事变

 刘汝明：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纪念卢沟桥事变二十七周年兼悼二十九军诸老友

 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

 刘健群：我与宋哲元将军的几次交往

 宣介溪：追念宋哲元将军

 宣介溪：宋哲元与特殊的二十九军

 宣介溪：宋哲元将军的遗憾

 刘振三：从廿九军的起源说到宋明轩先生的为人

 刘振三：关于陈觉生及七七抗战的序幕

 张子扬：我与宋将军的一段工作经验及其报国的决心

 叶逸凡：印象深刻的三件事

 陶希圣：平津学界与廿九军

 楼兆元：记忆犹新的宋哲元的一段谈话

 宋哲元：同甘共苦就是团结一致的真精神——二十六年四月召集冀察政委会及所属各委员会职员讲话

第三编　淞沪会战

 吴相湘：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

 张发奎：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

 王公玙：抗日初期国军守浦东的回忆——并记我所知道的张发奎将军

 张柏亭：八一三淞沪会战回忆

 曾虚白：“八一三”忆往

第四编　台儿庄战役

 侯象麟：第二集团军台儿庄战役实录

 黎东方：台儿庄之战

 王仲廉：台儿庄战役的回忆

 萧自诚：台儿庄大捷忆往

 郭学虞：张自忠、李宗仁与台儿庄大捷

 崔万秋：日本记录中的台儿庄之战

 何应钦：台儿庄战斗与徐州会战

第五编　对日受降

 何应钦：对日受降签字二十周年感言

 刘本厚：第十一战区北平受降典礼实录

 赵光汉：抗战胜利空军受降亲历记

 石美瑜：审判战犯回忆录

 吴相湘：东京湾受降的徐永昌

东京湾受降的徐永昌

吴相湘

徐永昌字次辰，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山西省崞县出生，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二日殁于台湾省台北市。

徐永昌是一朴实的军人，他服膺春秋大义，挺立于反复无常、变乱多端的北方军界，颇具模范作用。主持绥远、河北、山西省政，以廉介爱民著称。沈阳事变以后，调协南北军人意见，沟通各方思想，不遗余力。对日抗战发生，担任军令部长，主持参谋作业，前后八年，于国军参谋人事制度之建立、参谋教育之改进，措置井然。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任中华民国代表，在东京湾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获享近代军人所难得的荣幸。

徐出生于一农村家庭，父名庆，后改业商，携妻子居大同府城，徐开始与都市接触。七岁人塾读书，聪颖勤学，很受父母的喜爱，尤其是他的两姊一兄相继夭殇，他更受家庭重视。不幸好景不常，一九〇〇年六月遭母丧，十月父亦见背，徐遂陷于伶仃孤苦、饔飧不继而无可告语的悲惨境界。

其时，八国联军陷北京，清廷西迁，大同为必经要道。一日，徐永昌在他父亲朋友经营的商店中遇见武卫左军某营的一位书记官徐椿龄（营口人），很同情他的不幸，加以又是同姓，就携带他人营执勤务，随军历晋、陕、豫、冀。翌年秋，还驻琉璃河，乃得利用暇闲温习书字，徐永昌的生活才获安顿。一九。六年，徐永昌渐长成，徐椿龄乃使其入毅军正式列名军籍，随军先后驻南苑、通州、平泉、呼兰等地，以诚实有恒为长官所赏识。偶染伤寒，休养于徐椿龄家，读《左传》，爱不释手，从此在营更利用闲暇读书，学识日以长进。

一九〇八年，徐永昌考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多年来梦寐求学的愿望乃获实现。他既感激徐椿龄对他的培植恩惠，更专心攻读，以补不足。第三次月考成绩乃由入学时一百六十人之最末二名，跃进至前茅第四名。又以算术难解，苦事钻研，足不出校门者四月余，遂一跃而以成绩为全班之冠。一九一一年夏毕业，授副军校（中尉），任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副哨长（副连长）。就在这时，徐开始与革命党往来，常秘密集会于北京国风报馆。

一九一一年秋，大革命爆发，徐永昌驻守北京宝泉局。其统领陈希义奉令率部赴大同平革命党，徐特以“离家久，未尝归省斯土，今回乡作战，实在不忍心”为理由请免。乃改就毅军新兵营哨长，对新兵严格训练，尤注重纪律，这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三月毅军弹压北京兵变时就见其效果。然而，徐不以为满足，是年夏，陆军部筹设将校讲习所，徐即辞哨长入所进修。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冬毕业，成绩冠侪辈，为中德教官及陆军部主管所器重，派任南京陆军预备学校第七连连长，不就；或荐任直军团附，亦坚辞。盖徐深切体味学然后知不足，仍发愤力学。民国三年（一九一四）遂又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接受最高阶之军学教育。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春，徐为参加倒袁运动，暂抛书本离校南下，谋入浙江有所活动。过嘉兴，闻浙省独立，乃转道赴山东参与居正、吴大洲之民军，并为组织参谋厅。是年六月，袁世凯死，徐重回陆军大学继续学业，同年冬以第一名毕业。为便与革命党人孙岳、续桐溪共同工作，乃辞外调之命，留住北京任陆军训练监编辑官。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七月，张勋在北京进行复辟，徐极不以为然，立即往保定孙岳处，促孙劝说曹锟迅调轻装部队二团即午入京，可立摧破张勋军力。以曹锟观望，徐又赴天津续桐溪处与陆建章等会商，即由陆作书介绍往晤驻廊坊之冯玉祥及驻通州之张锡元，并以开拔费一万元交张，促急进。张为所动，率部掩入北京朝阳门，事将成功，乃张忽受人劝阻，又将所部撤出城外。其后乃有段祺瑞马厂誓师之举，多数人也就不知徐是洞烛机先的一人。

民国六年冬，孙岳创办直隶军官教育团于廊坊，邀徐任教官主持之。翌年舂，北京政局变化，孙岳适因公赴武穴，军官教育团奉命迁保定，徐代部署其事，三日之内即在保定开课。这些学员后来即为孙岳领导的国民军第三军干部分子。是年五月，徐应续桐溪之召南下，自上海转广州拟晋谒国父孙逸仙博士，不意孙博士适离粤取道日本往上海，而于右任之靖国军正为陕西督军陈树藩所逼迫，徐、续乃取道中国香港、越南人云南，再经贵阳、重庆而达成都，促滇、黔、川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及川军同志熊克武、吕超等迅速分兵援助，徐等随军北上。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元旦，师次广元，不得进，续桐溪改道先入陕西，徐旋回保定再执教于军官教育团。

民国九年（一九二〇）春，徐应渭北游击司令李歧山之约赴陕，与陕西同志等会于三原，徐重申经营甘肃以为根据地之议，并劝李放弃此一游击司令共图进行。李不能决，徐遂辞去。六月，应第八混成旅旅长靳云鹗之约，检阅其北自黄河桥、南迄武胜关之部队。适直、皖两系战争发生，靳即商同直军旅长王承斌委请徐调停：战争止于德州、琉璃河一带，使河南不卷入战祸，俟前方战争之解决。徐奔走郑外I、洛阳间调停，不遗余力，结果皖系军败，河南遂归直系掌握。人民幸免战祸。

是年七月，孙岳成立直隶保卫团，促徐任营长。孙旋奉命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又挽徐为参谋长。时北方兵变频仍，徐则对所部剀切教育，认真约束。（P378-380）

总序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30万字，453期就是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主人”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