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妖编著的《少女哪吒》讲述了小城青年的青春往事。痛苦、叛逆、压抑、逃离，与柔情、炽烈、渴望、勇敢相交织。

因为与众不同，所以历经艰险。诚实地活着，或跟这个世界妥协，哪个更为惨烈？

本书中的《少女哪吒》被导演李霄峰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于2015年7月全国公映。

《少女哪吒》是善写大城漂泊记的绿妖，以小说形式对那些异乡出走者的隐秘青春故事，所做出的深入探究。全书以六个短篇小说组成，语言质地冰冷凛冽，但其下却涌动着炽热的生命之歌。亦可视作《沉默也会歌唱》的前传。

在不断兴建与拆毁的九十年代，一个典型的中国小镇。无论是向田野深处狂奔的失意少女；还是只与候鸟为伴的敏感少年；抑或是那个消失了，却让叙述者确认了自身的存在的危险红衣女孩……都可视作通向同名短篇小说《少女哪吒》的密匙：在青春期结束时，女主人公最终决定以出逃的形式来逃避母亲令人窒息的爱，和灰色压抑的出生地。与童年好友关于果园、河堤的美好记忆，似乎模糊在时间的流逝之中了，纷扰的俗世也令她判若两人。但她终究还是成功了，成为了一个剔骨还母、彻彻底底再把自己生育一回的天地好儿。在别的篇章中曾经出现过的人物再度出现，一张张叠加起来的干净青春脸孔共同叩问着读者的灵魂：肉体的消失和精神的幻灭，究竟哪一个更为惨烈？

本书中的《少女哪吒》后被导演李霄峰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是第19届韩国釜山电影节“新浪潮”竞赛单元唯一入围的中国电影，并获第51届台湾金马电影节“最佳新导演”及“最佳改编剧本”奖两项提名。2015年7月全国公映。

代序：疯狂天使的人间秘语

硬蛹

少女哪吒

寻人启事

所有失败的鱼

青春

我们能拥有的地狱

跋：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1．黄玲玲

那年我23岁，刚毕业，在一家电视台实习。另一个实习生叫黄玲玲，有人说，她很快就会是女主播。大概因为这个，组里的高唯经常找她麻烦，无形中，我的日子倒好过了一些。

其实怎么看，黄玲玲都不像主持人，我们台里的女主播，出来都化妆，衣服也鲜艳，跟制片人说话时异常娇媚，跟我们说话也都和颜悦色的。黄玲玲嘛，她穿的衣服都是黑白灰，好像成心要把自己遮住。她走路也是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在室内，就沿着墙角走，在街上，就贴着街边走。这一点，高唯骂得很传神：鬼鬼祟祟，像个特务。如果抛开这一切，黄玲玲其实还挺好看，有争议的好看。比方我的男同事，他们就觉得她还没有高唯有女人味。

黄玲玲让我觉得美的是她的眼睛，平时，她总是视线朝下，偶尔才抬起来，有些吃惊似的。她的眼睛像深不可测的黑曜石，只有听到特别感兴趣的话题，黄玲玲的视线才会聚焦，你会发现她比一般女孩的眼神更坚决。那种冷静远远超出正常需要。

那是一个星期六，要播出的节目因为国庆晚会推迟一周。我跟她一下没了事。我们工作的地方是宾馆的一个长包房，窗帘常年紧闭，白天也开灯，那种惨淡的电压不足的灯光，看久了让人感觉大脑也电压不足。我从宿舍拿来一盆仙人球，放在窗台上，撩开一角窗帘，它靠这一点点阳光就活了下来。

节目组的电脑上不了网，待在办公室是很闷的。但回到住处也很闷，我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平房，八十块钱一个月。房间里什么都没有，房东想给我一台彩电，可我从来不看电视。想想都可笑：一个从来不看电视的人，在做电视。

黄玲玲的手机响了。她等它响了半晌，才按掉，不情愿地用座机打回去。她声音很小，但能听出来她的P市口音，我太熟悉了。但她挂掉电话后，我什么也没说。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我更像一个被动式：从小到大，都是别人主动跟我交朋友，主动跟我保持联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就没有朋友了。我跟黄玲玲，是两个被动式的相遇。

不知什么时候起，外面下起了雨。

“我要冲咖啡，你要吗?”黄玲玲忽然问我。她的声音是很好听的，不是高频尖细的那种，而是沉沉的中音，像白银一样。她拿出两包雀巢速溶咖啡走到饮水机边。中午她买咖啡时，我就在后面。从细节看，黄玲玲出身很好，她的衣服，仔细看，剪裁和质地都是上好的。但这时候的女孩子正是穿时尚的时候，黄玲玲的穿衣风格像一个历尽沧桑的女明星。付账时，她从钱包里抠出一枚枚分币，五毛、一毛、五分，一分。后面等付账的人排起了队。她结完账，一回身看见我，微微一愣，就走了。

“小心烫。”递给我咖啡时，她说了一句，顺势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我们一口一口地喝着烫嘴的咖啡，虽然是两个被动式，在内心无聊的巨大压迫下，也会试图组建一个句子。

“我有个习惯，如果钱包里有零钱，买东西时把它们全部花掉，心里会特别舒畅。”她说。

“哦。以前我有个同学，也有这习惯。有回她买一本书，用的全是五分五分的硬币。”其实被她提醒，我才发现我也有这种习惯。我们都是自己经历的奴隶。我忽然想起来：“你的名字跟她一样。”

“真的吗?”黄玲玲猛地抬起眼，晶莹深邃，让我觉得黄玲玲这三个字配不上她的眼睛，“我这名字，太大众了，从小到大点名，总有四五个重的。”她自嘲地笑笑，“你同学也是宝城人吗?”

我看看她。P3-5

疯狂天使的人间秘语

路内

每个人的经验之中，总有一些是秘语，是不被言说的。三年前，我在北京受邀做一档电台访谈，对面的人是绿妖。她的声线很好，非常适合做电台主持人，很不幸的是我也曾做过这行，坐在话筒前面戴上耳机我就会露出自己的播音腔，于是那档节目变得不太像是作家之间的交谈。录完之后，我们都很开心，她说自己也曾经做过电工，而且和我一样，是在一间配电室里，看着各种各样的电表，看它们循环。

当时我已经拜读过她的作品《硬蛹》和《少女哪吒》，这两篇小说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几乎就是我最喜欢的短篇范式，有一个人在讲述着什么，一些专属于她的细节和对话，轻盈而顽皮地推进着故事，其中密集的视觉体验犹若加注了神力，文本的背后则是一个发了疯的天使，凌驾于实在的世界。

小说集的出版是三年后了。宝城的故事，以及这个叫李小路的讲述者，有点像巴别尔的《骑兵军》，或者是海明威的《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个作家执著地书写着某个年代、某个地方，像一艘冰海中的破冰船，用自己的方式在没有参照物的世界里前行，所经之处，看到一条轨迹，以及深邃的海洋。

三年前，在谈论这些往事的时候，绿妖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心态，工人啊，小城青年啊，文艺范儿啊，这些标签并不起效。90年代已经过去了，属于她的青年时代也消失了，但据说那座县城还在，或者被她锻造在小说里了。在这个渐行渐远的过程中，不被言说的秘语终于形成了这样一部小说集。有时候我觉得她还是很愤懑，但在小说里，仿佛不是经历了时间的释然，而是在一开始就已经成为“他者”，远远地看着，看它们循环。那个曾经在场的人，既不曾满地打滚，也不曾傲然自赏。非常之好。

写序的时候，我问绿妖，你的真名叫什么。认识多年，我没有在任何资料上看到她的真名，也没有想起来要问这件事。很多作家笔名用久了，说起自己的真名，会觉得别扭。

她说其实是个很俗气的名字。

我说到底叫什么呢。

绿妖说，我叫王海燕啊。

无论如何，这两个名字都像咒语。在小说的河流中，一侧是绿妖，一侧是王海燕。这是我最深的感受。

2015年7月11日

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和许多有志文学的青年一样，我在北京的工作一直是媒体。听到过八百万种拖稿的理由，写过大量用心或走神的工作文章，被出刊周期折磨时总会想：如果可以不工作，全职写作那是什么感觉。我在2007年做过实验，但真正实现是2010年。

第一次到绍兴玩，住在沈园旁边的一家旅社，旧旧的房子，靠窗放一张书桌，一把藤椅，气场沉静，看到的第一眼就想：是个写作的好所在。因为这一念，2010年我搬到绍兴。

过了梅雨季节就是夏天。南方的夏天，水泼在青石路上会冒烟，最大的享受是买两瓶冰镇啤酒，喝下去的一瞬间，感觉食道也在刺啦刺啦冒烟，继而是通体舒泰。那种感觉，不是热疯的人享受不到。这是我辞去工作的第一年，再没有截稿期没有拖稿的作者没有编辑部噬噬啦啦的传真机的尖嘶，我有花不完的时间。上一次辞职是因为要写长篇，像孕妇休假保胎，而2010年我不知道要写什么。《北京小兽》已经写完，一个长篇会像一次过度的丰收，削弱地力、掏干蓄水。我已经一两年写不出东西，在接下来的两年也将持续干旱。我能做的只是每天傍晚，踩着着火的青石板路，去桥头小店买两瓶冰镇啤酒。

我三十多岁了，如果按照六十岁寿命，人生已经过半，应该是站在山巅，感受山顶清风吹拂之时，却感觉一直在灌木丛中披荆斩棘，茫无头绪地前行。对于一个写作者，有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却“写不出来”，这是莫大的耻辱。它等于说，你根本没有才华，不适合干这行。“写不出来”，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如今在这个恐惧和我之间，不再有工作作为借口。人是很虚弱的动物，有时候必须有一个意义作为生存支点，找不到，就痛苦。被终极恐惧碾压，我甚至打算起了退路：也许我该结婚?作为别人的女朋友或妻子，不是女人很容易进入的一个职业吗?

我试着写短篇小说，写出来的东西可怕之极。第二年搬到蕺山下，“书圣故里”小巷里一栋二层小木楼。楼上朝北的房间是房东女儿的，靠窗放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小小的书架。那时我已熟悉绍兴的名人故居，不论名气大小，他们的书房都是如此朴素、宁静。春夏之时，看书倦了，窗外是无尽的雨，打在黑色的瓦上溅起白色圆点。

这是异乡。人们的口音难以辨认，跟着唱歌一样的叫卖声跑一路，到底还是不知道自行车后面竹篮里卖的是什么。这也像故乡，走在巷子里，对面自行车上摇晃而来的中年男子，分明长了一张鲁迅的脸，车后夹着一把葱或一捆菠菜。初中时无书可读，鲁迅的书被再三咀嚼，走在他写过的文学地图中，总像他仍栩栩如生地活着，走出门就能撞到。

冬天来了。南方的冬天，血液冻成冰碴，相互撞击。关上小卧室的门，五六平方米的小屋犹如洞穴，洞穴一般安静，洞穴一般孤独。我在这小小的洞穴写出了《硬蛹》和《少女哪吒》，一片沉寂中下雪的声音变得清晰，雪转为冻雨，铮铮敲着屋瓦。我发现，我写的全是宝城。

宝城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它的蓝本是我的故乡，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县城。华德福教育创始人斯泰纳说，人在少年时因为尊敬和相信而接受过的教育，在他三十多岁之后，其他的领域成熟会带来这一部分记忆的苏醒，那时的感受，就是生活的力量。我的少年，并未遇到过可尊敬相信的权威，老师要么在办公室打麻将，对学生不管不顾；要么粗暴专制，那种粗暴在少年稚嫩的灵魂上留下永远的烙印。三十多岁时，回顾这些平庸与匮乏，人在多大程度上能超越自己的童年?即使我写出了一个儿童眼中的社会主义学校和家庭，对平庸匮乏的反抗也不过是匮乏平庸。

一点一滴，少年时另一些东西逐渐浮起：河堤，果园，春天时的梨花和苹果树，少年时的玩伴。我们曾经发誓永不分离，永不忘记。

永不忘记。在铮铮的冻雨声中，怀着写遗书的心情，我写下这些真假参半的故事，为尚在荆棘中穿行的人生后半程寻找续航的力量。刚开始的写作是可怕的，像从洞穴里爬出来的动物。写完《硬蛹》，我梦到那个自杀的同学，这么多年过去，她仍然被困在我们的中学，铁链缠身，身后是去往烈火地狱的洞口。她想告诉我什么?我写出了她的故事，她会感谢我还是痛恨我?

后来看到唐诺提到小说家的“幸福题材”：每个作者都有一次配额，可不问意义抛开世界回头写一次自己的幸福题材，一次贴近生命现场，距离我们的感受只有一步之遥的故事。我才知道，尽管有沉甸甸的痛苦，这些故事却都是我的“幸福题材”，今生或许只能书写一次，我的源头。

旱灾持续了四年，有一些短篇被写出来，又被我判处死刑搁置。我模糊觉得，那不是技巧的问题，似乎有什么东西我还看不清楚。山巅的清风仍未吹上胸膛，我还在荆棘丛中。

现在是2015年，我住在北京，离绍兴或宝城都很遥远。北京是一个无色无味的城市，不像绍兴，到了秋天，满城都是桂花和香樟树的气息。我住的四环外，没有历史，没有老居民，一切都是新的，崭新的破破烂烂。心神渐渐向内收敛，仿佛关闭了耳鼻口，生活简化到极致，我试过一星期不出门。

我拥有全部的自己，自己全部的时间。据说，“一人生活处，智慧增长时”，但我也体会到独居生活的重力，虚无的重力。它像一个黑洞。我和虚无辩论，和手机依赖症搏斗。环顾身边，全职写作的朋友，有好几个得了抑郁症。

我感受到生活的恶意。但谁又承诺过生活就该是幸福的呢?佛教书籍谈到六道轮回中最幸福的“天人”，拥有神通、长寿、美貌，身不出汗衣不沾垢，披花环饮甘露到处游玩。天界的极大欢乐，使天人耗去众多福德，却无法像人类一样修行，福德耗尽即坠入恶趣。最幸福的天人反而不如人类。因为天人极少痛苦，便无法因他人之苦生起悲心。

宝城也好我这一世的人生也好，都是不那么完美的存在，正因为残酷和无常，我学会体察别人的隐痛，比如我的父母。重新回顾宝城，从三十多岁的成年人，倒着一步步走回少年，来来回回，感受到人间的苦海与眷恋。回头捡拾前几年的这几个短篇，烧火，炼字，趁着高温把文字补上去，它们因此有着不同时期的不同纹理，那是我珍视的岁月的痕迹。它们曾是黑暗的产物，反过来却又照亮我的生活。我又想到那个自杀的女生，写作即看见，活人的凝视将她从受困的自杀地狱中解脱，那个梦是否也可如此解?这至少是对我的解脱。她留给世界的不再是一个神经质的自杀者的形象，而是一个练习轻功，触及生命之辽阔的诗意的青春。文学否定了平庸及匮乏对人的物化，青春转瞬即逝，青春永恒不朽。

从2003年第一个短篇小说《我们的主题曲》算起，到如今已经十二年，勉强可以算度过写作的学徒期，成为一名独立的手艺人。如今，写作对我意味着更多，它督促我放下手机，六号线换十号线到图书馆日日静坐，养成上班一样的纪律与习惯。我学会不依赖灵感，依靠每日的惯性、写作的纪律去写，这很重要，稳定的工作状态带来习惯，习惯成为定力；它督促我放下电脑，放下小说，返身回到生活，去体会生活能给予的震荡不安与清明不惑。道场不在电脑里，而在生活中。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