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尔斯·金著，宋非译的《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精)》中，作者用了二十七年构思、三年写完这部以佩拉宫的历史沉浮为主线的历史著作，讲述了奥斯曼帝国的没落、现代土耳其的诞生，以及伊斯坦布尔的变迁。他的讲述从具体人物的命运着手，从托洛茨基到海明威，从双目失明的亚美尼亚音乐家到前途无量的教皇，以点带面、见微知著，让宏观、抽象的历史背景画卷一点点在读者面前铺陈开来，豁然开朗。丰富的人物、通俗生动的语言、紧凑的叙事，查尔斯·金让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变得鲜活、立体，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历史著作。

查尔斯·金著，宋非译的《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精)》讲述了20世纪初，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发、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伊斯坦布尔成为各色人等聚集的地方，这些人包括试图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各帝国的间谍，白俄难民，非裔亚美尼亚艺人，希腊移民女歌手，列夫·托洛茨基，海明威，当然还有凯末尔。而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与佩拉宫——这座伊斯坦布尔闻名遐迩的大酒店有关联。查尔斯·金通过描述这些或有名或无名的人物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命运起伏，向读者展示了伊斯坦布尔在20世纪的历史变迁，讲述了这座名城所经历的现代化革新的实验。

地图

序言

序幕

大酒店

灰色舰队

占领

反抗

博斯普鲁斯的莫斯科

君士坦丁堡

战后世界奏响爵士乐

过去是我心口的一道伤

摩登时代

远去的面纱

像松鼠一样生活

孤岛生活

皇后

圣索菲亚大教堂

暗影战争

书面记录

吉兆门

尾声

致谢

年表

注释

词汇表

参考文献

索引

我第一次看见佩拉宫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在那个年代，你必须3有相当具体的理由才能走进伊斯坦布尔的这片区域，比如，台灯需要换新的电线，或者你要拜会某个变性的娼妓。这家古老的酒店方正敦实，通体都是绿色的大理石贴面，尽管世纪华彩消退大半，但与周围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旧的多层建筑相比，仍然十分显眼。走进佩拉宫的东方酒吧，我没遇见什么客人，红色的丝绒座椅大多空着，我停下来，点了一杯鸡尾酒和一碗不太新鲜的烤鹰嘴豆（leblebi），酒保似乎感到很意外。

世事难料。1892年，佩拉宫刚刚开业，服务的客人都是乘坐东方快车抵达奥斯曼帝国的名流显贵，几十年后，这家酒店却成了异乡人最平常的落脚之地。佩拉宫的电梯有着铸铁框架、木质轿厢，是（继埃菲尔铁塔之后）在欧洲安装的第二部电梯，像鸟笼一般在酒店的大理石阶梯中间上下穿行；餐厅完全是巴洛克风格，休息室就在隔壁，顶部是高耸的玻璃天篷，室内镶嵌着人造大理石，装点着金丝银线细工精制的纱屏。这栋雄伟的建筑坐落在伊斯坦布尔最时尚的佩拉区。19世纪，佩拉大街早已声名远播，沿着这条街道漫步，你会经过许多世界强国的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与合法妓院就位于佩拉宫附近的同一条街巷，英国人、俄国人和德国人款待政府官员常去的鎏金的餐馆和昏暗的俱乐部也距离酒店不远。

佩拉宫如同西方在东方耳边最后的低语，是全球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建成的最雄伟的西式酒店。佩拉宫当初和伊斯坦布尔一样，都是向往苏丹、闺房和托钵僧的欧洲旅人踏进东方世界时停靠的第一个港湾，只是经过二十余载的风雨洗礼，这家酒店早已不复往昔。

国内革命推翻了苏丹长期的封建统治，拉开了十多年政局变迁和暴力冲突的帷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军事战败，外国占领紧随而至。1923年，土耳其人发起了意义深远的政治自立运动，翻开了现代历史的新篇章，他们决意挣脱土耳其民族的过去，放弃以伊斯兰教为主、多宗教并存的奥斯曼帝国，建立世俗化、同质化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的新领导人把首都向东迁移二百英里，迁到多风的丘陵城市安卡拉，挥别了故都陈腐的记忆。

年轻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见证了土耳其新时代的开始。1922年深秋，他登载于《多伦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的文章这样写道：“我在电影里看见的伊斯坦布尔纯洁闪亮，难以琢磨。”海明威乘坐火车从巴尔干半岛出发，沿途经过砖红的拜占庭岸墙，绕过水中嬉闹的孩童，驶入小清真寺和矮木屋密集的地区，积满灰尘的穹顶和饱经海风侵蚀的墙板几乎触手可及。他看见乡间赶路的农夫穿着鲜艳的衣衫，蹒跚地跟在全身污泥、刚毛直立的水牛之后；他看见使馆门外的移民披裹着露水打湿的大衣，排着长队默默等待；他看见退役军官身着磨损的制服，昂首阔步地走在街上；他还透过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救援船上的难民家庭，由于空间所限他们只能蜷缩在紧靠轮船围栏的方寸之地，旁边就是喷吐蒸汽的高温管道。海明威发现，白色掩盖了一切肮脏，人们心如死灰，就像爱人被推进手术室那般绝望。（P1-2）

要记述这样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表达方式难免会前后不一。我在书里总把这座城市称为“伊斯坦布尔”，包括说1930年以前的事，我想大多数人都明白，我有时指的就是“君士坦丁堡”。以此类推，奥斯曼帝国时代，“穆斯林”指代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我现在沿用这一标签，也并未考量他们之间信仰程度的差别。事实上，这个群体中后来有许多人自称是土耳其人。另外，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东正教教徒一直认为他们自己与希腊本土的国民不同，于是我用英文也做了区分，称前者为“希腊人”(Greeks)，后者为“古希腊人”(Hellenes)。还有，我总是把独立大街(Istiklal Avenue)叫成“佩拉大街”(Grande Rue)，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是这条大街被正式命名后，许多人仍习惯使用这一旧称。

如果没有资料记载的特殊拼法或对应的英文名词和称谓(比如，帕夏不能译成帕萨)，我拼写土耳其单词往往是按照土耳其语的习惯方式。提及某些历史人物时，尤其是土耳其的穆斯林，我可能会用不止一个名字，因为直到1934年，他们才采用家族姓氏。在此之前，人们的称谓一般是名字加后缀尊称，比如，“帕夏”是指将军或地方高官，有身份的男人被称为“贝”(Bey)或“阿凡提”(Efendi)，同样，地位尊贵的妇人被叫作“哈尼姆”(Hanim)。故此“伊斯麦特·帕夏”相当于“伊斯麦特将军”，“哈里斯·贝”相当于“哈里斯先生”。

有关伊斯坦布尔的布局，我主要描述了大体方位，你看一眼地图就会知道这有多么不准确。但是伊斯坦布尔的地理特征就是这样，它的地势走向没有严格的东西或南北。从前佩拉区(Pera)山地周围如今被划成许多区域，大部分并入了贝伊奥卢区(Beyoglu)。

当然，如果读者想要查证本书出现过的人物与地点，上述这些惯常叫法之间的细微差别也不会造成什么障碍。毕竟，伊斯坦布尔是座很包容的城市。

从穆斯林选美皇后、格鲁吉亚皇室到列夫·托洛茨基，各色人物都在伊斯坦布尔留下了印迹，金机智地串起了他们的故事，不只素材丰富，可以吸引普通读者，细节又很到位，也满足了专业人士。

——《出版人周刊》

上佳之作——查尔斯·金以（伊斯坦布尔）这个大城市为棱镜，从各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近东的历史，他的讲述详尽有趣，充满了纯粹的叙事力量。堪称一部传世经典！

——罗伯特·D.卡普兰，《地理的复仇》和《向东去鞑靼》作者

金精确细致地把这一段错综复杂的故事梳理出了几条主线，这本书有大量的考证研究，读起来非常过瘾，引人入胜。

——贾森·古德温，《纽约时报书评》

极佳的通俗历史，非常有趣的权威著作。几乎没有其他地方能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伊斯坦布尔这般丰富多彩，金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座城市、一种文化所在混沌无序和矛盾冲突之中蕴藏的活力，并将其进行了重塑。

——约瑟夫·卡农，《伊斯坦布尔走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