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风上水上海淀
据说海淀是全中国最有文化的地方。小时候教科书告诉我，中国是全世界最有文化的地方。假如教科书是对的，海淀无疑是全球最有文化的地方，但看上去确实不像。如今的海淀很难给人“有文化”的感觉，倒像个低端的商务区。你在街角吃一根油条，边上的人不是在讨论代码，就是打算卖两张毛片儿给你。情景切换极为迅速，要么极其高端主流，要么极其三俗三贴近。
言归正传，“上风上水上海淀”，是一副著名的对联，这是上联。稍微有点古文常识的人，都知道尾字是去声，做不得上联的。下联更大气，叫“融智融商融天下”。在许多宣传场合，北京两个字早被忽略不计，只说“中国海淀”。这副对联的作者，如今还在号子里蹲着。他轻轻地走了，留了这句口号，如今还在用，最靠谱的翻译公司，也没能把这句话译成英文。
海淀在北京的西北，早年真是上风上水的佳地。当初司徒雷登把学校设在这里，也是看中三山五园的风水好。学生远离市区，能够安心念书。不像城里的大学，动辄就有组织地悄悄忽悠一个运动——因为游行太方便了。当初的远郊如今成为中心城区之一，大学也不太像大学，只是大一点的中学，时常闹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新闻来，搞得主管机关恨不能把“女大学生”设置成关键词屏蔽。
这样的大学，不仅为周边林立的高楼培养了数不清的IT民工，似乎也送去了久违的文化气息。文化似乎无处不在，卖毛片儿的也会告诉你，这是“两性文化”。房地产商都借着大学来卖房子，售楼小姐拼命告诉你，咱这儿住的都是文化人。仿佛与教授为邻，你就有了副教授的学问，其实“臭老九”们都住在十几公里之外。假如你不怕上当买了房子，会发现去大学散步都要登记身份证。
有时候偶尔能见到一两个文化人潜伏在海淀。记得余秋雨老师曾经说过，泰州是中华文化的高台，那他一定该来海淀学习一下。比如在万圣书园，遇见梁文道或者秦晖的概率要比在CBD(中央商务区)大很多。不过这些小圈子活动，外边的普通人无从知晓。通常来说，这些活动也不被主流人群认可。因为主流就是跟主流保持一致，他们只是一小撮罢了。
这里出现最多的人群，是一种被称作“IT民工”的人，他们一般精神恍惚、睡眼惺忪、行色匆匆，而且衣着邋遢——电脑包、牛仔裤、T恤和球鞋是标准配置，属于一眼就能被认出的特殊人种。胸前挂着工牌，一望便知是哪个公司的。中国的网络新闻，九成就是这些人做的，而且是在男女比例极度失调的情况下做的。曾经有个时尚杂志的编辑转行去干IT，因为穿得过于时髦，竟被保安拦下来索要证件。
另外一种是苦力活——在几个大电脑市场攒机的，也被称为“挨踢(IT)人士”。他们虽然学历不高，但水平一点不差。不管多么复杂的电脑问题，只要收了钱，几分钟就能搞定。苹果刚刚发布了iPad，一天后就可以在这里找到国产的山寨货，号称比iPad功能强大五倍。“寨都”深圳的最新产品，当天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在很多人印象里，中关村就是个“修电脑”的地方。
如今林立的广告牌，倒真把海淀变成“融商”的地方了。比如教授被叫作老板，老板被叫作博士，博士被叫作民工。只要你愿意出钱，立马有人拿着一堆学位等着你买。人大天桥上，二十四小时有兜售证书的贩子，如果不介意的话，你立刻能变成唐骏或者张朝阳的校友。假如你真能忽悠几句，也可以像张悟本那样出书、上电视。
海淀，一切皆有可能。
P20-23
贾葭做过宁漂、京漂和港漂，因为传媒工作的缘故，不免又要漂流更多的地方，甚至漂到了海峡彼岸。于是便有了这辑俏皮幽默、冷眼热肠的好文章，不妨视之为新中国漂流记。虽说漂流，但贾葭却能精准掌握一座城市的本色；因为漂流，他反而看见了我们本地人看不见的角落。这种潜伏在日常都市生活之中的游荡目光，正是上佳专栏作者的标记。
——梁文道
专栏作家不崇高也不低贱，不太累也不轻松，不难当也难当好，就像天下所有其他匠人的状态一样，凭自己本事吃饭，总是很光彩的。这本书的文字不煽情不造作，可当成一个专栏作家的成长史来看。
——连岳
贾葭神出鬼没于北京，香港，台北，以至华人世界的各大城市，不易捕捉。幸而，神龙不见首，文字却留尾。一篇又一篇的长短文章写出他的所感所思所析所论，无不直指城市核心，是上等城市书写。我爱读，你必，也爱。
——马家辉
贾葭待人至诚，其文字也至诚。笔底波澜之下，可见其对城、对人的悲悯与爱。
——王小山
自序 你才是专栏作家
在北京，与其说一个人是专栏作家，倒不如说他是无业游民更合适些。中国媒体的专栏文章制度相比西方而言，远未完善。一个居住在北京的专栏作家，除非他能一天写一篇文章，否则完全不足以供养家用。专栏作家也不是一个可以定义身份的职业。我在居委会登记资料时，居委会大妈七嘴八舌地要看我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非此不足以证明我是个作家。
专栏作家是游离于这个大体制之外的民间发言人。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我很喜欢被人称为专栏作家，这样可以较为自由、不带顾虑地独立发言，既不会牵涉我所供职的公司，也不会给别人带来媒体所携带的那种不安。其实，我根本也算不上作家，也根本不想加入中国作协。我就是个码字儿的文字工作者。在没有正经工作的时候，写专栏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
这个故事要从2003年的“非典”说起。彼时，我蜗居在马连道的一间斗室里躲“非典”，天天用绳子从窗户吊麦当劳的外卖，眼见快要不名一文。有一天无意中翻开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看到《生活圆桌》那个栏目，不禁喜上眉梢，这样的稿子多简单啊，我也能写。灵光乍现后，用不到半个小时，写了一篇题为《床第之欢》的小文章，用电子邮件寄给那个投稿信箱。谁料下周就刊出了。
对一个23岁的外省来京务工青年而言，名字跟很多名人并列，我自然非常开心。这个栏目的主持人是苗炜，他的回邮也很简单，希望我能多写。于是第二周，又写了一篇小文章给他，又是当期刊出。文艺青年一般都容易把创作冲动误认为是创作能力，我被他这么一鼓励，似乎觉得自己还是有创作能力的。
这两篇文章之后，我就不给三联写了。因为《中国新闻周刊》的随笔专栏编辑看到那两篇后，辗转找到我，表示可以给更高的稿酬，让我写给他们。我才不理会这二者的差别呢，有钱就行。也就是说，我最初写专栏文章，纯粹是为了稿费。我没有太高尚的目的，我至少要把中文系的学费挣回来吧，不能亏本。多年之后，我在一个饭局上见到苗炜，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但却颇有相知已久之感。
那时候还不敢以作家自居。我是个23岁才毕业一年的毛头小子，作家这个身份离我太遥远了。200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跟巫昂坐在后海扯淡聊天。她问我以后想干什么。我说什么也不想干，像你那样白天看书，晚上写专栏就好了。这话我说过就忘记了。2009年夏天，我们一起受邀去搜狐视频做一个访谈节目，她突然提到那年夏天的晚上，说道：你当年不就是想做专栏作家吗？你现在已经是了，有什么不同吗？
2003年11月，《新京报》创刊。他们编辑找到我，希望我可以写一档叫《新北京观察》的栏目。这个栏目就是从偏理论的层次谈北京的建筑、交通、生活、游乐、社区、历史等等。为了写这个，我读了一堆当时觉得全然用不上的书。许多文章完全是现炒现卖。不过，这个时期的写作，让我迅速地重新了解北京，这个光怪陆离、让人爱恨交织的城市。一些老辈人都不太知道的典故缘起，我都能信手拈来。
……
说到这里，我索性把序和跋一勺烩了——我要感谢编辑赵琼、李静韬两位女士，她们不厌其烦地催促我整理过去的文稿，也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过去十年的自己。作为我个人出版的第一本集子(此前有一部书稿还在漫长审稿中)，我还要向内子沈亮表示由衷的谢意与敬意。她是一位禀赋极好的时政记者，通常能见人所不能见者。在有的交稿日我抓狂挠墙之时，她总能给我的选题以非常靠谱的建议。有些稿子，客观地说，是全然接受她的观点才写出来的。
此外，我非常感谢《南方都市报》的前评论编辑邓志新先生、《看天下》杂志的副主编彭远文先生、《新京报》的安峰先生，正是他们每周一次夺命般的催稿和不断鼓励，才让我有动力写下这些零零碎碎。我同时亦希望读者能够对这本小书提出最严苛的批评，让我未来会对笔下的文字更加敬畏。
这篇序言，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写了四次。也许在我心里，这篇序言反而是最想让读者看到的东西。我想起托马斯。沃尔夫在谈及自己第一本书的出版时，居然一口气写了七十五页的手稿，来分析自己的心路历程，哕唆得一塌糊涂，但一个作家愿意这样把自己剖开来，总是一件有勇气的事情。
时光荏苒，世异时移，我没有悔少作的勇气，要请读者诸君原谅。一个人的现在就是他的历史构成的，而现在又会转瞬即逝地成为历史，却又会不断地在未来出现。
请你们等着我，我会回来。
是为序。
2012年8月于香港北角
2013年3月改于北京海淀
2015年5月再改于香港北角
《我的双城记》是作者一系列关于北京、香港等城市生活、文化的随笔，小到家里的暖气，大到城市的沿革，款款下笔，勾出城市生活的风貌，有趣又有个性。作者在京生活多年，举凡典章规矩、帝京风物、庙堂江湖、胡同大院、高士流民、天象地理，无不采撷入文，妙趣横生、诙谐可亲，可知居长安大不易，亦有一针见脓之效。而在香港的生活，仿若穿越千年，从一个北方古城到南海大都市，可见城市生活的规制带来的情感冲击。
贾葭笔下，写出了新一代中国城市人的纠结。
梁文道、连岳、马家辉、王小山等联袂推荐。
《我的双城记》堪称贾葭从北方古城到南海大都市的漂流记。
香港和台北，也在2014年发生了许多与以往绝不雷同的故事，这些故事与崛起的中国相关。我眼睁睁看着，两岸三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有一种新的叙事，由更年轻的人去主导，看着他们就觉得自己老了。我当中有段时间离开香港回到北京，等我再回香港时，听着朋友们讨论发生过的事，觉得自己错过了很重要的时段，已经有点隔膜的感觉，甚至有些沮丧。
不论如何，作者还是努力试图记录这些，收入在这本《我的双城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