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作者要有独立品格，即不屈从于权力，不依附于资本，也不从众不媚俗。著名实事评论员盛大林正是这样一位独立思考的人。

《盛氏微言》是盛大林多年来对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思考集结而成，文笔优秀，代表着作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看法，尤其对一些社会现象保持着冷静清醒的认识，针对各种热点、难点问题，作者不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更是给出了建设性意见。对于广大读者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盛氏微言》为著名时评员盛大林的评论文集，全书共包括八辑。分别为品历史、讲时政、反腐败、谈经济、说法律、聊文化、侃教育、看社会。每辑下各包含若干篇针砭时弊、见解独特的文章。

第一辑 品历史

 小平的话也要历史地看待

 “大公无私”与“先公后私”

 戈尔巴乔夫的“教训”

 “要是鲁迅还活着”

 历史永远都不会有“定论”

 谁是“胜利者”？

 谁“解放”了谁？

 为“纠错”而读书

 卡扎菲为何不愿当“总统”？

 客观评价“敌人”，才能认清“自己”！

第二辑 讲时政

 警惕“满票”

 “中国没有工会”？

 有多少“沉没的声音”无须打捞？

 “33个指标”不如“一杆秤”

 “两会”不应给城市“添堵”

 听证会“无人报名”是一种“无声抗议”

 “其他”别成了预算公开中的“黑洞”

 居委会是自治组织还是“政府的一只脚”？

 “全面禁止儿童乞讨”，善意可能变成恶行！

 该不该“以房养老”是个伪命题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似是而非

 表达权的保障不能靠“雅量”

 陈玉莲的“杯具”几人能懂？

 “政府否定判决”呼唤扩大民主

 “咆哮哥”揭穿了“伪公仆”的画皮

 价格听证目录为什么不经过听证？

 减少上访不能指望“领导少批示”

 为倪萍说句公道话

 法治政府的词典中不应有“灰色”二字

 政府采购“国货优先”是天经地义的

 哪个消费者愿意被“蒙面人”代表？

 纳税人权利公告“克扣”了纳税人的权利

 “回避”是权力运行的基本伦理

 这才有点“人大代表”的样子！

 应早日告别“万岁”！

 中彩者身份不公开是“国际惯例”吗？

 谨防“信访终结制度”阻绝“后一线希望”

 听证制度已经被“潜规则”架空？

 失业统计：“自欺欺人”VS“求真务实”

 旗帜鲜明地否定仇和

 附：我为什么否定仇和

第三辑 反腐败

 “思想上的武装”是如何被解除的

 贿赂没有“雅”“俗”之分

 反腐利剑何以成了腐败工具？

 别再“陷害”交通厅长们了

 吕日周为什么也“送礼”？

 从发掘古墓说起

 怕“润物细无声”

 “就怕领导没爱好”

 “杂文家”缘何也成了“大贪官”？

 “政策口子”助长了“福利分房”的回潮

 收受“洋贿赂”岂能“零风险”

 赎买式车改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公车改革的方向只能是“货币化”

 麻将里头有“鬼”

第四辑 谈经济

 浙江为什么“插根筷子都发芽”？

 比制度更重要？

 不要总拿“游资”和“炒作”说事儿

 机关幼儿园是计划经济的“尾巴”

 反对出租车个体化的理由都不成立

 “央企利润超万亿”是不是好消息？

 食用油停产为“限价”敲响了警钟

 国企到底有没有享受政府补贴？

 央企捐款的实质是“慷国家之慨”

 铁路“上座率”应该怎样统计？

 这个《特别规定》特别不靠谱

 “房价是否编入CPI”其实是个伪命题

 政府规定菜价“一毛都不能涨”是致命的自负

 挑战消毒餐具费纯属多管闲事

 “短命小区”凸显“低效率发展”

 “同一种药半年涨价20 倍”捅出政府定价之弊

 “宅基地置换房产”是一石三鸟之举

 住房应该成为“准公共产品”吗？

 垄断国企不能这样向民营企业“学习”

 打破垄断比抑制收入过高更重要

 经适房“冤案”凸显制度性“死结”

 住房“三三制”只能是“乌托邦”

 住房面积计算方式应该“全国统一”

 “政策市”是中国股市大的不稳定因素

 中小企业融资难根在中小银行太少

 资源性产品可以涨价但不能“自肥”

 要整治“捂盘惜售”，咋不管“持币待购”？

 统计住房成本，注定让人失望！

 “房价一次性降到位”不具可操作性

 “廉租房不建厕所”是个合理化建议

第五辑 说法律

 法官的独立性从何而来？

 冤案何以“闯三关”？

 “十年法治人物”的成色严重不足

 “狂欢杀人说”是对公众的污辱

 全国人大的法律解释权不应一直“虚置”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未必违反法治

 “亲亲相隐”取代“大义灭亲”有利于社会和谐

 两种正义的冲突

 被告人“不配合”公诉人，有错吗？

 “被精神病”的大隐患是司法程序缺失

 政府接受捐赠“没有法律障碍”吗？

 “史上牛公函”的精神是“干预+ 要挟”

 “聂树斌案”应由高法院提审

 “谢绝自带酒水”的合法性理所当然

 说句“狠话”就有罪，那才是真的“恐怖”！

 “政府”会是敲诈勒索罪的“受害人”吗？

 还要死多少人才肯实行“侦押分离”？

 审判长为何总在“关键”时刻“打断”？

 “持砖歹徒”有必要“当场击毙”吗？

 谁说“法庭禁止携带任何电子设备”？

 旅客可因“12 点退房”而拒绝付款吗？

 “王帅帖案”的胜利者是“权”而不是“法”

 不要把“公判”与“公捕”混为一谈

 “天价”社会抚养费“扭曲”了立法原意

 逐条点评深圳规定的14 种“非正常上访”

第六辑 聊文化

 关于“韩方之争”的断想

 围棋的魅力

 常识也需要重复

 “杜甫故里”在哪里？

 争鸣也需“回避”

 “文抄公”的层次

 评委都没有读完的茅盾文学奖作品有多大价值？

 岂能将“围观”郭美美与“”相提并论

 “女人的眼泪”考验国人的规则意识

 “朱学勤剽窃案”为学术规范树立了典范

 “瓷器爱国主义”只是一种传说

 《八天八夜》是悲剧还是喜剧？

 作协灾区开会吃豪宴，究竟谁之错？

 孔子与南子是不是该“礼貌性上床”？

 “给祖国拜年”把官意强加于民俗

 曹操墓是在“质疑”中逼近“真相”的

 《蜗居》需要的不是“禁令”而是“分级”

 “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不要过度阐释《实话实说》的倒掉

 让人无法容忍的语病

 假如孟学农在任上发表这样的诗作

 心在哪里安放？

 余秋雨的“雄辩”能改变“事实”吗？

 “梨花诗”之争，还是回到本体吧

 效颦西方，是中国诗歌“死亡”的根本原因

第七辑 侃教育

 想象力哪儿去了？

 惊闻“孟母三迁”成了糟粕

 凭什么说那12 种发型是“不良”的？

 “领军教授年薪115 万”让人无法乐观

 弃录“造假状元”，北大令人起敬！

 热烈的掌声献给何川洋

 “不考国文考外文”没那么可怕！

 “取消高考”不行，“取消中考”更不行！

 本科生毕业论文都该休矣

 “批评教育”是“天赋师权”

 拿什么吸引你，我们的留学生？

 季羡林走了，他瞑目了吗？

 高考阅卷不能没有救济程序

 重点大学理应摒弃“地方化”

 “颠覆”何止是校园

第八辑 看社会

 应重新诠释“男女平等”

 说“作秀”

 “公务员热”与“科教兴国”背道而驰

 凭什么说神农架野人“确实存在”？

 “巴比”慈善晚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买刀实名制”可疑复可笑

 举报家乡官员就是“不爱家乡”吗？

 “我的拾荒老娘”为什么如此感人？

 “一毛钱处方”应该印入医德教科书

 回归二三线城市就是回归理性

 “裸婚”是一种返璞归真

 “抹掉”信用“污点”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说“农民工概念将消失”为时尚早

 只要舆论有自由，不怕有人雇“枪手”！

附文

 盛大林：“微言”中显“大义”

 网络意见领袖在突发公共事件舆论中的作用

 “盛氏微言”

代后记 我之幸，谁之哀？

警惕“满票”

据新华社报道，在浙江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的习提出：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不能形成“唯票”导向，更不要片面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

习的这番话，鲜明地指出了当前干部队伍中一种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同时也让笔者联想起了很多“满票”事件——

在号称“天下第村”的华西村前不久进行的“换届选举”上，原当家人吴仁宝对代表们说：“我的看法，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果然，“钦定”的接班人吴协恩以及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均以“满票”分别当选村党委书记、副书记和村集团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而在上一届选举中，吴仁宝也是以全票当选的。

朝鲜第十一届高人民会议中央选举委员会8月4日宣布，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第６４９号人民军选区以“满票”当选为第十一届高人民会议代表。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不久，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曾就自己是否继续执政举行全民公决，结果赞成率100％——也是“满票”！

“满票”通过真的意味着投票者全部支持吗？伊拉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萨达姆倒台后，除极少数人支持者仍然追随外，绝大多数民众欢呼雀跃。事实证明，这个“100％”根本就是虚假的。

那么，有人明明心里不赞成，为什么还要投赞成票呢？习在那次会议上说，时下一些领导干部发现群众投票的重要性后，就一门心思在如何“赢票”上做文章。一些干部大搞“微笑外交”，左右逢源，吃吃喝喝，到处讨好人。他们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锦上添花的事抢着揽，甚至在坚持真理、主持公道的大是大非面前，也不敢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唯恐得罪了人，丢了票……甚至搞拉票、贿选。这是一种情况。

此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大搞独裁专制，萨达姆的“100％”就是“代表作”。据《羊城晚报》报道，在公决后伊战前，就有一个伊拉克人悄悄地对一名外国记者说，他们不敢不投赞成票，因为如果投了反对票，一旦查出，脑袋就要搬家（大意）——说完这句话，这个伊拉克人就慌忙跑开。一是大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期间，伟大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所以那时候经常有“满票当选”和“一致通过”。当然，有些“满票”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出于一个方面的原因，而常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日常工作中，工作越多的干部遇到的矛盾就越多，丢一些票是正常的。一项重大决策，往往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不可能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如果是“满票”，那倒是不正常的。在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下，“满票”是不可想像的。在美国上届总统选举中，布什仅仅以51％的得票率当选。而该国的任何重大事项的决定，从来都不乏反对者。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每一个团体都会有独立的立场，每一个党派都会代表着某一方面的利益。只要允许自由表达，就不可能出现“完全一致”的情况。然而，总有人希望“票要集中”，甚至不得“满票”誓不罢休。这种思维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无数的事实证明，大凡“满票”，一般都是在非常的社会环境下或是通过不正常手段而取得的。所以，不但不应该追求“满票”，而且必须对“满票”时刻保持警惕！

P31－32

鄢烈山

看到盛大林的这本时评文选《盛氏微言》，我的第一反应是，联想到近代启蒙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1）的名著《盛世危言》。郑著初版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那个年代天朝体制虽然早已在列强攻击下露出百孔千疮末世景象，欲进言者还得顾及天朝自信美称“盛世”，而先自贬为“危言（耸听）”。郑以洋行买办（外资企业经管人员）身分与经历学通中西，著书宣称“首为（中国与列强进行）商战鼓与呼”，而内容包括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下危难的所有问题，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之战次年），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皇帝，正思变法图强的皇上批示印制二千部，分发给高级干部参阅；国内各书坊立即盗版翻刻十余万部，学林士子争相传阅，此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七尺身躯大丈夫，百年世事竞如何”？整整120年过去了，郑观应所谈到的“商战商务”基本上已经实现，经历了二战后的非殖民化浪潮和经济全球化，“中国制造”的产品不用炮舰开路已行销世界各国；但是，郑观应提出的“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即民众的国家认同感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以致今日执政者认为还有必要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以致在网络上“五毛”与“汉奸”的对骂日甚一日，以致近年有论者在纪念郑观应的文章中说“盛世一日不到来，危言一日不过时。”

然而，盛大林氏只有“微言”而已。这“微言”是“人微言轻”，还是“微言大义”，抑或兼而有之？我想，大林是不会有“人微言轻”叹息的，因为他是在进行公民表达，是在对大众说话，从未将自己定位于上奏折的谏官，更没想做胡鞍钢那样的“国师”。

关于大林的写作经历和创作特点，文集附录的两篇记者专访、一篇编辑友人的特写有生动的呈现；而作为一位活跃的公知，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刘锐的论文《网络意见领袖在突发公共事件舆论中的作用——以盛大林为例》（节选），则有令人信服的专业分析，他们的描述与概括我基本上都赞同，这里就不多重复了。

我俩共同的朋友陈雯女士说，作为（贵阳晚报及日报）“言路”编辑，与盛大林的交往，见证了大林从一个杂文家到时评家，从纸媒活跃时评家到网络“意见领袖”、名博博主到现在的电视、电台评论员的全过程。我写杂文比大林早，写时评可以说是同时起步，如今他在新媒体、全媒体上很活跃则是我所不及的。这不是因为我们思想上有什么代沟，而是出于自然规律，他年轻，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可以一日一篇“围观”和评点诸多公共事件，又英俊上镜适合在电视上发言。  大林说，“我认为就像王国维的‘三境界’论一样，新闻评论也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是代言人，第二种是启蒙者，第三种是思想家。”我不知他这是不是夫人自道其追求。据我对他的了解，又将心比心，我觉得我俩更相似的是，鬼使神差，不期而然地以写杂文和时评为职业为爱好，一是出于好辩的天性，二是出于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在生活中我们都是比较温和谦让的，不喜欢出风头，更不与人争锋，但读报读文章正如大林对记者所说，“每次看到有人胡说八道或者强词夺理而没有人驳斥，我就着急……”，“没有人驳斥，就会有很多人以为他说的有理呀，这是我难以容忍的！”除了稿费是收入的一个来源，“自己坚持写评论，表达的欲望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老实说，写了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无力感和疲倦感。自我重复，没有成就感，没有稿费日子也过得下去，靠什么坚持写作？这是大林与我们这些写作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大林说2005年的时候，他一度中断了写作，“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准备金盆洗手。幸而有网络，当他尝试网络博客写作，表达自由度的增加，又激活了他的写作热情。但是说到底，“我的表达欲在更深层次上的因素，可能还是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认同大林这个判断，因为网络表达自由度虽然比传统媒体高，但你高别人也高，言论市场竞争只会更激烈，思想表达的多元仍然有是非高下，有更多的话题让你觉得当仁不地要参与，要辩上一辩，表达自以为是（独具只眼）的是非观。在这个辩论过程中又逼着自己读书思考，将直觉变成条分缕析。大林之所以能大大拓宽自己写作的路子，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方面无所不谈的综合型评论员，我相信他这句自白是关键：“表达的渴望是力量之源”。

对于评论作者要有独立品格，即不屈从于权力，不依附于资本，也不从众不媚俗，不独是盛大林一人之见（虽然许多人只是标榜），而大林意识中的独立品格还包括独立于一己之私，即具有超越性。你看，“记者（问）：上面您讲的是对是非、人心的评价标准。但位置不同，是非也就不同。您的位置是？”记者讲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认同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论。“盛大林（答）：我从来是先有是非，再有立场。”好一个先有是非，再有立场！一是指不“站队”，不搞党同伐异，二就是从公是公非出发，表达理性判断、应然状态，而不是利益取舍。事实上，中外历史上有许多仁者贤者智者，发言与行事，并不符合他们所属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甚至与个人得失正相反。

认识到自己对于我们所处社会转型时代的责任，时评人不能轻言放弃，尽管“我们是思想的‘二传手’，极少有原创思想，但这也是有价值的。”大林说“时评的价值主要是思想启蒙，普及常识，这也是时评人最重要的使命。”对此，我极表认同。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托马斯·潘恩在《常识》小册子中写道：“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人要合群才能生存与发展——鄢注），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制止人性中的贪欲与争夺需要有公共治理——鄢注）。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政府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免不了的祸害（需要人们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由，授权政府来管理大家——鄢注），而在其最坏时，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只有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性方面的天生缺陷。”这样的“常识”，在中国还远没有成为常识，需要我们借助对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例的评析和讨论来建立。

至于大林作为无所不谈的“综合性评论员”的写作特色，这里就不用多费笔墨了，只要看看目录就一目了然。他的话题涉及的领域是那么宽广，但几乎每篇文章都有他独到的发现，这只要一读标题就可有“是吗”的阅读欲望。

2016年5月4日于广州

我之幸，谁之哀？

盛大林

关心我的朋友应该会发现，这两年在电视或电台上看到或听到我做评论的次数多了，而在网站和报刊上看到我写的文章少了。的确，自2012年以来，我已经由以前的“写”评论转为“说”评论。

为什么不写了呢？因为写的太久、太多了！自1993年开始涉足杂文时评，我连续写了近20年，发表了3000多篇文字。坚持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能评的事儿都评过了，想说的话也都说过了，重复以前的观点没有多大价值，又实在难以写出新意，加之近年报社的工作多了起来，而且我对书法的爱好又重新燃起，所以，暂时停下写作之笔可谓顺理成章。

回望20年的写作历程，我时常产生一种冲动，那就是作一次“小结”，而出本选集应该是比较好的方式。虽然5年前曾经出版过一本《“意见领袖”是怎样炼成的》，但筛选范围只是此前三四年创作的文章。但每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又时而有些犹豫，因为时评被称为“易碎品”，也就是很容易“过时”——时过境迁，我的那些紧追时事的文章还有价值吗？读者还会感兴趣吗？但最近的一件事儿，让我有了自信、下了决心！

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他对“舆论审判”的看法。十多年前，涉黑的沈阳“刘涌案”曾引全国关注，而田律师就是被告人刘涌的辩护人。一审死刑，二审死缓，正是二审的改判让舆论哗然。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质疑中，笔者就曾经是主力。在舆论的压力下，最高法院提审，又改判死刑。后来有消息说，刘涌受到了刑讯逼供，死刑判决是有问题的。于是，“媒体审判”、“舆论杀人”之声再次响起，很多专家主张对媒体作出限制。出人意料的是，“输”给了媒体的田文昌律师明确反对“舆论审判”之说。他说，媒体发表评论是权利，不应该受到限制。“评论可能对也可能错，可以说内行话也可以说外行话，那都是它的问题，但司法机关应当’脚正不怕鞋歪’，如果你没有底气，跟着别人跑，那是你的问题。他说他的，你判你的，能经得住检验，就不怕别人说。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制约关系。如果因噎废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制约手段，司法公正就更难保证了。所以，舆论监督对独立司法是必须的，是不容置疑的！”田律师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对他的这种超越个人利害的品格，也深为感佩。于是，我把田律师的这篇文章转到了微博和微信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时评家马少华先生跟帖说，几年前时评家陈杰人发表过类似观点的文章，他这一说，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一篇文章，那就是2001年8月8日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法官的独立性从何而来？》。我对少华说，“这篇文章可能还是您亲自编发的哩”，因为当时他是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的编辑。我的这篇文章谈的也是舆论监督与独立司法的关系，观点与田律师完全一样。我在十几年前就论述过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在讨论，批评“媒体审判”的文章仍时有所见——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个问题没有过时，我的观点及文章也没有过时。

翻看自己20年来发表的作品，我发现这种“时过”但没“过时”的文章还有很多。比如在《小平同志的话也要历史地看待》中，我实事求是地对“不争论”之说提出了不同看法。这篇文章是10年前写的，当时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今年已是110周年，虽然10年过去了，但“山还是那座山”。再比如我对“谢绝自带酒水”及“开瓶费”的辩护、又比如我率先在国内提出的“彩票中奖者身份应该公开”、“聂树斌案应由最高法院提审”的观点，至今仍时常引起争论。而那篇《旗帜鲜明地否定仇和》发表于10多年前，当时仇和还是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此文发表之初就曾引起广泛的争论，还有媒体专门就此文采访过我。一年多前，仇和落马后，这篇文章时常被人提起，我也为之“自鸣得意”。

本应“速朽”的文章，却迟迟没有过时。对时代来说，这是不幸的；但对作者来说，却是幸运的。如果这些文章还能让读者朋友读得下去并能引发一些思考，我将非常高兴！

“盛氏微言”是对“盛世危言”的套用。我曾在《东方今报》上开过同名的专栏，在河南日报官方微博上也开过同名的微专栏。之所以如此钟爱这四个字，是觉得这个名字既巧又贴切——用这个个性鲜明的“标签”作为我的书名再合适不过。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等很多师友的大力支持，著名杂文家、鲁迅文学奖得主鄢烈山老师在百忙之中撰写了序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6年8月18日于郑州

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写道：“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人要合群才能生存与发展——鄢烈山注），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制止人性中的贪欲与争夺需要有公共治理——鄢烈山注）。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政府即使是在它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免不了的祸害（需要人们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由，授权政府来管理大家——鄢烈山注），而在其坏时，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只有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性方面的天生缺陷。”这样的“常识”，在中国还远没有成为常识，需要我们借助对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例的评析和讨论来建立。

——著名杂文家、时评家 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