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中国革命史专家。主要学术著作有《孙中山思想研究》、《孙中山论》、《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行者》、《孙中山评传》、《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世纪三伟人》、《跨世纪的深思——历史、文化、人物》、《张磊自选集》等。参与主编或编辑《孙中山辞典》、《宋庆龄辞典》、《广东百科全书》、《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岭南文化志》及《孙中山与宋庆龄》（图录）、《孙中山与厦门》（图录）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潮起南粤（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专集）》是该作品之一。

张磊著的《潮起南粤（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专集）》选录其学术研究、学术评论、时评、书评、序跋等文章数十篇，并在书后附有张磊著作目录。能够全面反映他的研究和著作活动。全书约30万字。

学术自传：我与历史科学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孙中山

试论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持久普遍意义

科学地评价孙中山与革命民主派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与捍卫共和国的斗争

五四运动与孙中山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历史的必然革命的需要

——纪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0周年

三民主义新阶段与三大政策

孙中山与黄埔建军

孙中山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

孙文学说：构建近代中国的理论先导

孙中山的文化取向与“理想国”

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构想与方案(纲要)

关于孙中山与社会主义的几点浅见

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孙中山与“中国梦”(提纲)

孙中山与宋庆龄

国之瑰宝宋庆龄

朱执信论

为中国民主革命献身的伟大革命家——廖仲恺

论刘思复

郑观应与孙中山

魏源思想刍论

洪仁玕简论

爱国主义：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

枷锁与觉醒

——从《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谈起

戊戌维新百年祭

辛亥革命是窝囊的革命吗?

辛亥革命打开了进步的闸门

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抗日战争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香港回归：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香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境外基地

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活动舞台

广东可以在广开言路上走在全国前面

——问策文化强省建设(广东文化名人访谈)

应当编著一部《中国近代全史》

坚持历史研究的正确导向深刻地、全面地、真实地反映历史

——与《岭南文史》侯月祥、黄建雄同志的访谈

关于岭南文化的几点思考

《中华国学经典教育丛书》导论

自然国学：国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伦理学说的研究和践行

——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体会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共筑“中国梦”

加强文史研究高扬人文精神

传承文化离不开历史科学

锲而不舍深化拓展

——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浅见

重视和强化宋庆龄研究工作

与时俱进：宝贵的精神状态与优秀品格

变革、奋进与思想解放

小康总体小康与全面小康(访谈)

《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评介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序

《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与革命实践》序

《孙中山的儒学情结——中华文化的承传与超越》序

《孙中山与大元帅府》序

《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序

《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序

《孙氏家族一脉——孙中山爱女孙婉人生探析》序

《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序

《珠海历史名人丛书》《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珠海历史名人著作丛书》

序

《东厂论史录》序

《宋庆龄研究丛稿》序

《历史不止一只耳朵》总序

——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实录

《胡汉民评传》序

《廖家两代人》序

《真善美——何香凝思想研究》序

《广东民国史》序

影视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姻

——与香港华娱卫视刘钰珍女士的访谈

《伤逝》(电影文学剧本)

《伤逝》(电影文学剧本)前言

《伤逝》(电影文学剧本)后记

廿载沧桑话《伤逝》

《孙中山传》(电影文学剧本)

不畏险阻奋力攀登

——《孙中山传》创作谈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电视纪实片剧本)

香山文化与孙中山、容闳和郑观应

——与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的对话

青史凭谁定是非

——关于电视剧《走向共和》的几点思考

雕塑家唐大禧艺术创作思想及内涵浅谈

《一位历史学家的艺术情缘》后记

主要著述目录

后记

学术自传：我与历史科学

我非常赞同并经常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一段论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这是我从事学习和研究历史——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以来，逾60余年岁月而不渝的信念。

这种对专业的抉择和热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显然与家庭的文化氛围有关。父亲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同时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报业史等课程。兄姐则酷爱文史，涉猎范围广阔。我从少年时代便阅读了不少书籍，尤其是鲁迅的著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中对封建旧制度的本质的犀利剖析，使我稚嫩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不仅引发了我读史的热望，也启示与促成我立志掀翻那血腥的“人肉宴席”。对我而言，学习和研究历史一开始就是与揭露和消灭“吃人”的制度密切相关的。迄今，我的这种初衷并未改变。另一方面，数、理、化课程的荒疏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我的中学时代正值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少年生活中充满着激情、战斗和憧憬。而于1948年春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外围“民主青年联盟”后，更成为一名“职业学生”。同年夏天，反动统治者进行着垂死的挣扎。白色恐怖使我被迫暂时避往天津，旋于岁末按组织指示潜赴解放区，翌年年初随人民解放军重返天津并在市军管会参与接管工作。稍后，组织在干部“南下”的大潮中安排我复学，因为我时年仅16岁，即将大规模开展的建设祖国事业，必然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我接受了组织的建议，决心重新返校学习。由于对理科课程的搁置，我别无考虑地选取了历史专业。虽然，对未来的经济建设心向往之：梦想成为一个水利工程师，奔波在江河山谷之间。

1950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学习生活——先是本科生，后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尽管运动频繁，但在北大的学习终究是极为难得的。在诸多名师的指导下，我从史学的学徒起步，逐渐入门，成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时光流逝，匆匆过去了一个甲子。已逝的翦伯赞、向达、杨人梗、齐思和、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和任继愈诸师音容宛在，风范长存。健在的诸先生依然奋战于史学战线，继续给我以教诲和激励。特别是导师邵循正教授的严谨学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毕业不授学位，我毫不感到欠缺，遗憾的是自己仅从诸师的道德文章中学得十之一二，确是愧对母校和有负师教。  1958年秋，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所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杜国庠前辈，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我的楷模。我在所内从事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虽有干扰和冲击，但在领导支持下，总算不绝如缕，并在师长和同事的指导、促进下得以初窥堂奥。在回溯五十余年的研究工作历程时，我必须提到中山大学的陈锡祺和金应熙教授，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更成为我的同事，他们对我的长期谆谆教诲，使我作为私淑弟子受益匪浅。

忆昔二十初度，今已年逾八旬，反思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不禁十分愧怍，虽然这种状况有其客观原因——在十年内乱及此前的年代中，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泰半为各种“运动”所消耗；而社会科学的春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到来后，却又忙于不可推卸的事务与活动。但是，个人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时至今日，思之犹令人痛惜！

值得告慰于师友和社会的是：我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它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无论历史科学的遭际如何，我始终确认它在社会文明演进中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奉献给历史科学，了无遗憾。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我仍将选择这门科学作为终生的事业。

毫无疑问，历史科学无疑承担着重任。

许多哲人曾经就此作过论述。培根的阐释十分中肯：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科学的终极任务，正是在于从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其实质和不同领域、层次的客观规律（不仅是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知识），使人们得以了然于过去，从而更为自觉地把握现在和瞻望未来。历史是人们创造的，但其主观能动性并非随心所欲，只有立足于和凭借客观条件和现实因素，人们才得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各式各样的戏剧。因之，历史创造者就必须力求避免盲目性和提高自觉性，以便充分发挥其社会活动的效能，并使社会发展较为顺畅和健康。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正是赋予人们活动以理性的主要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们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愈益深刻与全面。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得史学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令其摆脱了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主义的局限，不愧为人类认识、变革与改造社会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研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或只是满足于烦琐的考据，甚至尊为名山事业，而必须站在现实的土壤上，充分为社会的发展服务。对于我们说来，就是要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提供正能量。这是历史科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即其义务与权利。

历史科学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甚至成为它的主要载体。任何一个健康发育的民族，都不可能抛却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虚无主义是有害的偏见，“全盘西化”的侈谈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然，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有赖于对它进行科学的理解、辨识和取舍，取其精华，并使之具有时代价值的新内涵。在这种意义上，全盘肯定同样是有害的偏见。历史科学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它的认识功能是广泛的：既纵观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又横览了社会生活的断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阐明了事物的本质，确认了它们存在的依据和作用，从而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辨识、取舍乃至推陈出新提供了科学的基础。P1－3

这本自选集的编纂虽为对过去科研成果的回溯和反思，却亦大有裨益于在工作中切实把握现在和瞻望未来。来日已非方长，奋蹄无须扬鞭。

《学术自传：我与历史科学》置于卷首，是因为它具有“序言”的性质，大体反映了我对历史科学的认知和实践。它包括了经验与教训。正文略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孙中山的述评，他的活动给予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以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二部分是有关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对他产生过影响的人物的研讨。第三部分着重于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的阐发，兼论及孙中山与香港、澳门地区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关于历史科学、中国近代史学科以及当前国学研究所面临的相关问题的思考，兼及对于岭南文化的浅见。至于编著一部《中国近代全史》，把大陆与台湾、港、澳融为一体，纳入中国近代史的整个进程，乃是我长久的愿望。《应当编著一部（中国近代全史）》文中的初步构思，实为十余年苦思的结果。至于后面两篇短文，则是《广州日报》理论版为我开设的专栏——《读史新得》所载，歉疚的是我未能持续下去，只“得”数则而已。第五部分是我写的许多书评和序言的少量选辑。我曾以顾炎武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为诫，但他的另外一句“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又使我每读一部好书总是不能自已，往往不揣浅陋地应嘱写些评介或序言，既令自己得到学习的机会，也算是聊以慰藉那些不辞劳瘁的作者们。第六部分算是个人把史学与文学艺术“联姻”的实践，既有文艺评论，又有电影文学剧本《伤逝》《孙中山传》及其改编与创作谈。破门而出曾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我带来灾难，但我至今不悔。《青史凭谁定是非》一文是对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批评，目睹它歪曲历史、误导受众而保持沉默有悖于我的良知。加之，剧中主角的扮演者与我偶然在翠亨孙中山故居相逢时的诉说，还有《南方日报》的朋友们对我的督促，并把多达59集的电视光盘给我先睹，促成了这篇批评以访谈形式见报于该剧播完的次日，后并应邀约寄了数篇评论。此外，还有两首习作的新诗。文集选录了一篇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短文，确是15岁的少年发表在学校壁报上的习作。无须悔其少作，因为幼稚的文字显示了我的思想的初步启蒙。当然，也算是“朝花夕拾”了。

自选集中有的成果是我和几位同行、同事和朋友合作的，此处一并致谢。当然，他们对我的帮助、指教和鼓励决不仅限于具体项目。

还需强调说明的是：我把专业与文艺“联姻”并非偶然，从少年时代就喜爱文艺自是因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原因乃是自己始终认为把史学通俗化、群众化，让这门“使人明智”的学科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而使青少年和广大群众得以在寓教于乐中认知历史并受到教益，是我的事业必需的担当。我不认同严重背离史实的演义或戏说，而文艺特别是影视，则是具有非常广泛受众喜闻乐见的载体。正是这样，我改编《伤逝》还在20世纪60年代初，电影文学剧本发表后不仅未能拍摄，还给我带来了匪夷所思的折磨。在“五七干校”劳动后期百无聊赖时还撰写了长达四卷的《鲁迅传》连环画脚本，又参加了广东省连环画研究会。80年代开始，我始与影视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为了直接借用荧屏的辐射力，曾于新世纪之初担任了香港凤凰卫视的高级顾问、评论员和《数字解码》《环球新闻追击》两个栏目的主持人，并策划和主持了历史文献片《回首辛亥革命》，后又在广东电视台担任《解密档案》主持人达3年之久。

岁月流逝，我已年逾八旬。一个唯物主义者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衰老、病患和终结？毫无疑问，正确的答案应是坚持理想，恪守信念，继续工作，保持与社会、人们的密切联系，长葆精神的青春。这样，就能够摆脱失落、孤寂、消沉乃至忧惧的心情。在不断奉献的同时，获致了心灵的安宁、充实和快慰。我执着于这种理念，并力求付诸实践。马克思的生命结束在书桌上，是我永远尊崇的典范。

记得少年时常去邻近的清华园内朱自清先生家，因为他的孩子乔森与我同在燕京大学附中读书。先生对我的作文勖勉有加，并签名赐书一册。我则对他书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张信笺十分关注，因为上面有先生亲书的近人的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先生却对我笑说：你不能体会此中涵义，“少年不识愁滋味”，何来惆怅？等你年老后还应快乐地为社会工作。于今先生和乔森都已辞世，而我也能感悟诗句的策励意味，在悲怆中领会先生难忘的教诲。

最后，需要赘言的是：自选集中的论著大抵先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求实》《科学通报》《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中山大学学报》《辛亥革命史丛书》《内蒙古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新港》《电影创作》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亚太经济时报》《深圳日报》、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台湾《“中央”日报》及国外的一些报刊上。由于成文的时间跨度60余年，搜集十分费力，好在我于2002年出版了由广东省文化传播学会主编的“中国新文化传播书系”中的两卷本文集《跨世纪的沉思：历史·文化·人物》，继之又付梓了《岭南社科名家文丛．张磊自选集》《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名家论丛·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张磊自选集》，与《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张磊自选集》，现在就以四书作为底本，并补充了不少新篇。因为我的这几本选集虽然忝列文丛，选择却较狭窄。这次编选时则放宽了空间和容量，利于大家对我的写作的诸多方面和层面的了解，也算是较为全面的汇报，由于本书的纪念性质，所以内容大都直接、间接与孙中山相关。事实是没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不会发生五四运动。《伤逝》的主角涓生虽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人物，但却曾为辛亥革命精神所哺育。况且，鲁迅始终是孙中山的战友，他早年在日本即加入光复会，他们在思想和实践上都是相通和呼应的。我正在撰写《孙中山与鲁迅》一文，作为对五四运动百年纪念的薄献。至于2016年11月在全国政协属下的刊物《纵横》上发表的《继承和超越：孙中山与毛泽东》，则来不及收入自选集。只有很少数的文字不在此限，选录的原因则是它们反映了现实生活和我的笔触。成书过程中只对极少相关论著的个别舛错作了必要的少量修订，但实质性的观点依旧保存——哪怕它们带有时代的痕迹，因为我无权更动而使其失去“严格的历史性”。

恳切企盼大家的指正。因为我从未停顿工作，继续攀登，努力探索，力争多作奉献。我衷心感激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的领导，他们的督促和指点使我在短促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部自选集。

编完这本自选集后刚刚进入了新的一年，谨以此书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2016年春于广州

2017年7月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