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你的鲜花盛开的园子里，采取百年前消逝了的花儿的芬芳记忆。在你心的欢乐里，愿你感到一个春晨吟唱的活的欢乐，把它快乐的声音，传过一百年的时间。愿你在迅疾流逝的时光里偶尔驻足，通过泰戈尔著的《泰戈尔诗选》，找回心灵的静谧，发现日常生活里的吉光片羽——清晨的静海，漾起鸟语的微波；路旁的繁华，争妍斗艳；在我们匆忙赶路无心理睬的时候，云隙中散射出灿烂的金光。

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从自己的孟加拉文诗歌中挑选出他最喜欢最得意的诗篇，经过再体验和再创作，译成洗净铅华的，清新、自然、隽永的散文诗，陆续结集奉献给全世界的读者：《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采果集》、《情人的礼物》等。

《泰戈尔诗选》从这些诗集中精选了最脍炙人口的篇目，是泰戈尔抒情诗的集萃。

序诗

《园丁集》（选译40首）

《游思集》（选译19首）

《新月集》（选译20首）

《飞鸟集》（选译51首）

《采果集》（选译23首）

《吉檀迦利》（选译43首，附初版本叶芝序）

《情人的礼物》（选译23首）

《渡》（选译20首）

《鸿鹄集》（选译21首）

《流萤集》（选译42首）

K·克里巴拉尼编选：《诗集》（选译34首）

《茅庐集》（选译8首）

《死亡之翼》（选译15首）

《断想钩沉》（103篇）

几天以前，我同一位著名的孟加拉医学博士说：“我不懂德语，然而，如果有个德国诗人的英语译本感动了我，我会到不列颠博物馆去，找些用英语写的、讲述这个诗人生平事迹以及思想发展的书。尽管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这些诗歌的散文译本使我心潮起伏，多年来还没有什么作品这样打动过我，然而，若不是印度的旅行者告诉我，我对于泰戈尔的生平，以及使这种作品可能产生的思想运动，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在孟加拉医学博士看来，我之受到感动，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说道：“我天天都读罗宾德拉纳特，读一行他的诗就可以忘却人世间的一切烦恼。”我说：“一个生在理查二世王朝、住在伦敦的英国人，如果他见得到彼得拉克或但丁的英语译本，却找不到解答他的问题的书籍，他倒可以询问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或伦巴第的商人，就像我问你—群。就我所知，泰戈尔的诗歌是那么丰富多彩而又那么单纯，新的文艺复兴已在你们的国家里诞生，可惜今后除了道听途说，我却无从了解了。”他答道：“我们还有其他诗人，然而无人可以和他并驾齐驱；我们把这称之为罗宾德拉纳特时代。在我看来，你们没有一个诗人在欧洲像泰戈尔在印度那样著名。他在音乐方面和在诗歌方面同样了不起，他创作的歌，从印度的西部一直流传到缅甸讲孟加拉语的任何地方。他十九岁写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就已经出名了；稍微长大一点儿时写的戏剧，现在依旧在加尔各答上演。我十分钦佩他一生十全十美；他年纪很轻时写了许多描绘自然景物的作品，他会整天坐在花园里；从二十五岁左右到三十五岁光景，他心中怀着极大的哀伤，写下了我们的语言中最美丽的爱情诗。”孟加拉医学博士接着又深情地说道：“我十七岁时对泰戈尔爱情诗的感谢之情，实非言语所能表达。此后他的艺术愈来愈深刻，变得富有宗教和哲学意味了；人类的一切向往憧憬，都是他歌咏的题材。他是我们的圣人中间第一个不厌弃生存的，他倒是从人生本身出发来说话的，那就是我们所以敬爱他的缘故。”我也许对他那字斟句酌的话记忆得不太确切，但我并没有改变他的原意。“一会儿以前，泰戈尔在我们的一个教堂里诵经礼拜～我们用你们英语中的‘教堂’两字称呼我们梵天的庙宇——这是加尔各答最大的庙宇，不仅庙里挤满了人，人甚至站到了窗台上，而目．街道都因为人山人海而几乎水泄不通了。”

别的印度人来看我，他们对泰戈尔这人的尊敬，在我们的世界里听起来，真是奇哉怪也；我们这儿，把伟大和渺小的事物，都隐藏在同一块面纱之下，都隐藏在明显的玩笑和半认真的贬损的背后。我们在建筑大教堂的时候，对于我们的伟大人物，我们可怀着同样的尊敬？“每天早晨三点钟——我知道，因为我亲眼目睹过”——有个印度人对我说，“泰戈尔一动不动地静坐默想，就神性沉思了两个钟头之久，方始醒了过来。他的父亲摩诃·里希，有时候竟静坐上整整一天；有一次，航行在一条河上，他因为景色美丽而陷入了沉思默想，划船的人等候了八个钟头才得以继续航行。”接着，他便给我讲泰戈尔先生的家族，讲怎样一代又一代的出了伟人。他说：“现在就有哥贡能德拉纳和阿巴宁德拉纳，他们都是艺术家；而德威津德拉纳是罗宾德拉纳特的哥哥，他可是个大哲学家。松鼠从树枝匕下来，爬到他的膝上，而小鸟栖息在他的手里。”我注意到这些印度人的思想里自有一种对肉眼看得见的美和意义的感受力，仿佛他们都信奉尼采的学说，即，我们千万别相信道德美或理智美，这两者是迟早都不会在有形可见的事物上铭刻下印记的。我说：“在东方，你们懂得怎样使一个家族保持声誉。前些日子，一个博物馆馆长指给我看一个正在整理中文版本书的黑皮肤小个儿，说道：“那一位是米卡杜家世代相传的鉴赏家，他是他们家族中担任这个职位的第十四代了。一他回答道：“罗宾德拉纳特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家里上下左右都是文学和音乐。”我想起了泰戈尔的诗歌既丰富多彩又极为单纯，说道：“在你们的国家里，可有大量的宣传文字，大量的批评？我们不得不大搞而特搞，特别是在我自己的国家里，结果是我们的头脑逐渐逐渐缺乏创造陛了，然而我们无可奈何。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不断的战争状态，我们就不会有艺术趣味，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就找不到听众或读者。我们五分之四的精力，都花在同不良趣味的争论上了，不论是同我们自己脑子里的还是同别人脑子里的不良趣味争论。”“我理解的，”他答道，“我们也有我们的宣传文字。人们在乡村里朗诵神话长诗，那是根据中世纪的梵文改编的，他们往往在中间穿插些段落，教训世人必须尽到他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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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著名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于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生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那是当时英印帝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他的祖父德瓦尔格纳特，以生活豪华而又乐善好施闻名，成了商业时代的“王子”；他的父亲戴温德拉纳特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生活简朴纯洁，在社会上被称为“大仙”。

“大仙”生了十四个子女，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他最小的儿子。这小儿子八岁时写了他的第一首诗，以后经常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些诗句，总要朗诵给长辈们听，“像长出新角的牝鹿，到处用头去碰撞一样。”“大仙”喜欢在喜马拉雅山区旅行。罗宾十一岁时，“大仙”把孩子也带出去走了一趟：白天，高山丛林目不暇给，孩子“总担心，别把那儿的美景遗漏了”，晚上，儿子给父亲唱他所喜欢的颂神曲，父亲给儿子讲天文学。罗宾十四岁时，在大学杂志《知识幼苗》上发表了第一部叙事诗《野花》，长达一千六百行，便是以喜马拉雅山为背景的。

一八七八年，罗宾赴英国学法律，兴致索然，改入伦敦大学学英国文学，并研究西方音乐。一八八O年，奉父命中途辍学回家。他对国内外的学校教育都不怎么喜欢，觉得收获不大。他的家庭植根于印度哲学思潮，浸润于印度文学、艺术的传统，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罗宾主要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自学成才的。一八九一年，奉父命下乡管理祖传田产，常泛舟漫游，同佃户有些接触，因而触发了改造农村、“更合理地分配财富”的幻想。为此，一九。一年在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一九二一年发展成为“国际大学”）。二十世纪初，参加反英的人民运动，以诗歌抨击殖民主义者。他反对暴力，也反对妥协；逐渐与群众运动格格不入时，便退隐了。一九一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一五年结识甘地。一九一九年发生阿姆利则惨案，泰戈尔愤而放弃英国政府封他的“爵士”称号，从此重新面对现实，关心印度的命运和世界大事。他几次出国，访问过中国、日本、英国、美国、拉美、西欧和苏联，他赞美社会主义的苏联，谴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写下《文明的危机》，控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深信祖国必将获得民族独立。同年八月七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去世。

泰戈尔多才多艺，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个剧本，一千五百多幅画，以及大量的歌曲和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从总体看来，他首先是个诗人；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吉檀迦利》。

泰戈尔自己曾经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这段夫子自道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要懂得泰戈尔的诗，诗中的哲理，多多少少得知道一点儿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和宇宙观。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与“梵”也是统一体。“‘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季羡林先生还指出：“既然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其间的关系，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泰戈尔认为“完全的自由在于关系之完全的和谐”。泰戈尔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宣传爱的福音，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不过，泰戈尔也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他的思想里多少有些辩证法的因素，他承认自然、社会、人的思想都是在流转变化的。“又要和谐，又要流转不息，又要有一些矛盾（泰戈尔所了解的矛盾），那么结果只能产生一种情况，用泰戈尔的术语来说，就是‘韵律’，有时候他也把‘比例均衡’同韵律并列。只空洞地谈和谐，没有流转，没有高低之别、长短之别，也就无所谓‘韵律’。只有流转，没有和谐，也无所谓韵律。只有这些条件具备，才产生‘韵律’。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最高理想，最根本的原理，是打开宇宙奥秘的金钥匙。”

……

吉尔伯特·默里教授是泰戈尔生前的朋友，他年过九十时还给《死亡之翼》的英译本写了个“前言”，六个月后教授本人也去世了，没有看到该书的出版。教授在“前言”中追忆当年《吉檀迦利》、《新月集》等震动西欧诗坛的盛况，称赞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我颇有同感，因而选译了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除了我不懂孟加拉文、掌握的资料不多之外，我在欣赏、理解、采择和表达等等方面，都有我的局限性，都有力不从心的地方，所以，尽管主观上自以为是艺苑掇英，很可能实际上却把偌大花园的好些色彩和芳香留在外面了。这是我必须向读者致歉的。好在泰戈尔许多诗集的一个又一个的全译本，仿佛一个又一个的花园，我们国内有的是单行本。例如，我的老师和前辈郑振铎先生和冰心先生、精通孟加拉文的石真先生、我的老同事汤永宽同志，都译过不少泰戈尔的诗篇。有的在我青少年时期就培养了我的审美趣味，有的给了我不少启发和教益，我至今还是很感激的。

这部抒情诗选，许多是新译的，旧译选入也重新作了斟酌或订正，最后定稿时又得到译文出版社老编辑的认真校订，谨致衷心的感谢之情。

吴岩

一九八六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