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窝的白蚁王是忽必烈大汗自己，他建立了这个窝，也蛀蚀了这个窝。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君主，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发动了长期的广泛的海洋侵略。军费的负担无限扩大，增加国内财政困难，只好任命一批作买卖的刮钱好手作大臣，专门搜括财富，剥削人民，造成了贪污刻薄而又无能的政治风气，闹成对外打仗失败对内民穷财尽的局面。
军费之外，还有诸王的定期巨量赏赐，僧侣的宗教费用和宫廷的浪费。一年的收人还不够几个月的用度，没办法，只好加紧印钞票。元朝的钞票原来有很好的制度，发行有定额，可以随时兑现，和物价有一定的比例，通行全帝国，信誉极好。到了政府财政无办法，支用完钞票的准备金，变成不兑现纸币，加上无限制发行，发得愈多，币值愈跌，相对的物价愈高。到了十四世纪中期，整车整船运钞到前方，已经不济事了，一张钞还抵不上同样的废纸，不值一钱。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总崩溃了。
政治的情况也和经济一样，从元武宗以来，唱戏的，杀猪卖酒的。和尚道士，只要有门路，得到大汗欢心，就可作大官，有作到中书左丞、平章参政的。国公、司徒，多到无法计算。贵族诸王随便杀人，随便荐人作官。地主豪民犯法该杀的，只要买通僧侣，就可以得到大汗特赦。后来索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了。尤其是蒙古色目的官吏，根本不知道有廉耻这回事，问人讨钱，各有名目，例如下属来拜见有“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撒花钱”，逢节送“追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事要“常例钱”，送迎有“人情钱”，发传票拘票要“卖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弄得钱多说是“得手”，除得州美说是“好地分”，补得职近说是“好窠窟”。甚至台宪官都可以用钱买，像拍卖似的钱多得缺。肃政廉访司官巡察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争多论少，简直在作买卖。¨’大官吃小官，小官呢?当然吃百姓。民间有诗嘲官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温州台州一带的老百姓，给官府榨苦了，在村子边树起旗子，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军队呢?自从平宋之后，太平了多年，忘记了怎样打仗。驻防在内地繁华都市，日子久了，生活整个儿腐化，也不愿意打仗了。军官们大都是世袭的公子哥儿，懂吃，懂喝，懂玩，会发脾气，会克扣军粮，会奴役虐待士兵，更会劫掠百姓，就是不懂和不会打仗。蒙古初起时，那种纵横欧亚、叱咤风云的沙漠中健儿的子孙，到这时已经完全不是军人了，他们比老百姓更胆小，怕事。
这个几十个家族奴役中国人民的政权，一靠官僚，二靠武力支持。官僚弄钱，武力吓人。如今，全不行了，千疮百孔，到处发霉发烂了。从顶到脚，都蛀蚀得空空，自然经不起红军雷霆万钧的一击。 红军爆发的导火线是蒙古政府对汉人、南人加重压迫和歧视。
元顺帝从广西进京作皇帝，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率领部下蒙古汉军扈送，因功作了丞相。伯颜仗着功劳大，擅权贪污。养着西番师婆叫畀畀，常问她来年好歹，又问身后事如何，畀畀说当死于南人之手。伯颜因此深恨南人。至元三年(1337年)广州朱光卿反，称大金国，棒胡反于汝宁信阳州，伯颜假借题目，四月间下诏书禁汉人、南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的都拘收入官。五月间又说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等都是汉人，汉人有在政府作官的，应该讲究诛捕造反汉人的方案，呈报上来。接着又要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南人，因为这五姓都是大族，人数最多，汉人、南人杀了大半，自然不能造反了。五年四月又重申汉、南、高丽人执持军器的禁令。还规定一条法令，蒙古、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只许挨打，不许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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