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哲学”代表人物！

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

“二战”之后，全世界年轻一代的代言人和精神导师！

卡夫卡唤起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钦佩，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唤起敬意，加缪唤起了爱。

阿尔贝·加缪著，李玉民译的《局外人鼠疫(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精)/中译经典文库》包含两个故事，其中《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它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鼠疫》是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讲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发生瘟疫，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主人公这时挺身而出救助病人，与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不过自己的妻子却远在疗养院，生死未卜。这部小说所表达的人生观是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再重要，群体的生命才有意义，个人的利益已经不具意义，群体的利益才具意义。

阿尔贝·加缪著，李玉民译的《局外人鼠疫(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精)/中译经典文库》包含两个故事，其中《局外人》是阿尔贝·加缪的成名作，也是荒诞文学代表作之一。主人公默尔索性格怪异，处事冷漠。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失手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他是生命的旁观者和局外人，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最终导致自我毁灭。

《鼠疫》是加缪具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之一。北非城市奥兰突发鼠疫，里厄医生挺身而出，救助病人，最终疫情得到控制。加缪冷静平淡的笔调下涌动着对生命的无限激情，传达“无爱世界犹如死亡世界”的生活信念。

局外人

 第一部

 第二部

鼠疫

 人物简介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

接着，他又絮叨了半天。当初若是有人对他说，他最后的归宿就是在马伦戈养老院当门房，他准会万分惊诧。现在他六十四岁了，还是巴黎人呢。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哦，您不是本地人？”随即我就想起来，他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就对我说起过我妈妈。他曾对我说，务必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很热，这个地方气温尤其高。那时他就告诉了我，从前他在巴黎生活，难以忘怀。在巴黎，守在死者身边，有时能守上三四天。这里却刻不容缓，想想怎么也不习惯，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就得去追灵车了。当时他妻子还说他：“闭嘴，这种事情不该对先生讲。”老头子红了脸，连声道歉。我赶紧给解围，说道“没什么，没什么。”我倒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很有趣。

在小陈尸间里，他告诉我，由于贫困，他才进了养老院。他自觉身板硬朗，就主动请求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其实他也是养老院收容的人，他矢口否认。他说话的方式，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他提起住在养老院的人，总是称为“他们”，“其他人”。偶尔也称“那些老人”，而其中一些人年龄并不比他大。自不待言，这不是一码事儿。他是门房，在一定程度上，他有权管理他们。

这时，女护士进来了。天蓦地黑下来。在玻璃顶棚上面，夜色很快就浓了。门房打开灯，灯光突然明亮，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他请我去食堂吃晚饭。可是我不饿。于是他主动提出，可以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不大工夫，他就端来了托盘。我喝了咖啡，又想抽烟，但是不免犹豫，不知道在妈妈的遗体旁边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觉得这不算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香烟，我们便抽起烟来。

过了片刻，他对我说：“要知道，您母亲的那些朋友，也要前来守灵，这是院里的常规。我还得去搬几把椅子来，煮些清咖啡。”我问他能否关掉一盏灯。强烈的灯光映在白墙上，容易让我困倦。他回答我说不可能。电灯就是这样安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于是，我就不怎么注意他了。他出出进进，摆好几把椅子，还在一把椅子上放好咖啡壶，周围套放着一圈杯子。继而，他隔着妈妈，坐到我的对面。女护士则坐在里端，背对着我。看不见她在做什么，但是从她的手臂动作来判断，估计她在打毛线。厅堂里很温馨，我喝了咖啡，觉得身子暖暖的，从敞开的房门，飘进夜晚和花卉的清香。想必我打了一个盹儿。

我是被一阵窸窸窣窣声音弄醒了。合上眼睛，我倒觉得房间白森森的，更加明亮了，面前没有一点阴影，每个物体、每个突角、所有曲线，轮廓都那么分明，清晰得刺眼。恰好这时候，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共有十一二个人，他们在这种晃眼的灯光中，静静地移动，落座的时候，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吱嘎的声响。我看任何人也没有像看他们这样，他们的面孔，或者他们的衣着，无一细节漏掉，全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且不怎么相信他们真实存在。几乎所有女人都系着围裙，扎着腰带，鼓鼓的肚腹更显突出了。我还从未注意过，老妇人的肚腹能大到什么程度。老头子几乎个个精瘦，人人拄着拐杖。他们的脸上令我深感惊异的是，我看不见他们的眼睛，只在由皱纹构成的小巢里见到一点暗淡的光亮。他们坐下之后，大多数人瞧了瞧我，拘谨地点了点头，嘴唇都瘪进牙齿掉光的嘴里，让我闹不清他们是向我打招呼，还是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我情愿相信他们那是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全坐到我对面，围了门房一圈儿，一个个摇晃着脑袋。一时间，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他们坐在那里是要审判我。

过了片刻，一个老妇人开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一个女伴挡住，我看不清楚。她小声号哭，很有节奏，让我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停止。其他人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都很颓丧，神情黯然，默默无语。他们的目光注视棺木，或者他们的拐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而且目不转睛。那老妇人一直在哭泣。我很奇怪不认识她，真希望她不要再哭了，可是又不敢跟她说。门房俯近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摇了摇头，咕哝了两句话，又接着哭泣，还是原来的节奏。于是，门房过到我这边来，坐到我旁边。过了好半天，他才向我说明情况，但是并不正面看我：“她同您的母亲关系非常密切。（P4-5）

真理原本的面目

这部《鼠疫》，通常论来，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不过，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为具体：“这部纪事体小说”，他还强调指出，采用“历史学家笔法”。生怕读者误解似的，叙述者(最后里厄承认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说明这一点。不妨原话引用，像路标一样立在这里，指引我们阅读：

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予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

所谓“给予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粗看也许是虚笔谦抑，泛泛承让，恐非作者真实的意图。历史学家的笔法，也并不意味着不能颂扬英雄主义，尤其像塔鲁这样一批志愿者，协助里厄这样一些尽职的大夫，一起抗击鼠疫，坚持十个月，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们的行为怎么就不能歌颂呢？事关对这部小说整体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怀着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期待着在这场大灾大难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又迎头浇来一盆冷水，只见叙述者进一步解释：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不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树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罢了，如若树立，怎么也轮不到格朗这个窝囊废呀，总该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塔鲁。这还是次要的。经过仔细琢磨，我觉得这段话分量相当重，以加缪严谨的文风，不会是戏言妄语，看来郑重其事，似乎在宣告这部小说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首先，小说，就不该是约定俗成的英雄颂歌。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现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等，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哪个也没有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就颠覆了乱世出英雄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英雄主义何以该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话就道破了：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么谁来占主要地位呢？当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说到底，《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次，“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这句话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为重大的颠覆，而且颠覆到真理的头上。“原本的面目”，莫非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并没有见到本相？这里又不是确指哪一条真理，而且泛指一切真理，简短一句话，好大的口气。言下之意，虽未得其详，但是，我们凭借经验，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联想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高远，何其圣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目中，真理已经神圣化了，偶像化了。那么，怎么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书中这样一段话：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面对肆虐的鼠疫，绝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是《鼠疫》通篇彰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

以上两点：“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伪存真，去其神圣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将这种高不可攀的大词宏旨，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顺理成章”也就是合乎常情常理。

这是本书的两大关目，关联着人与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为象征的命运、苦难、上帝、信仰、生与死、爱情、亲情、社会、道德、善恶、怜悯、良心、责任、抗争等等，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与书中人物息息相关，需天天面对，时刻处理的问题了。

奥兰，一座几十万居民的城市，本来正常生活，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却突然闹起鼠疫，全城封闭，一切就全变了。全城仅仅演义着集体的历史，个人的命运不复存在了。

鼠疫这个象征物，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泛滥的法西斯主义。不过，这种象征显然预留了很大空间，大大淡化了具体所指。罗兰·巴特发出批评的声音，对此就有微词，加缪在答复中有这样一段话：

《鼠疫》，本意是希望读出多重含义，但是从内容上看很明显，是欧洲抵抗纳粹的斗争。证据就是这个敌人没有指明，而在欧洲各国，人人都能指认出来。……《鼠疫》，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一部抵抗的纪事体小说。

……

生活在当代社会的逻辑中，做一个“正派人”，“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仅就这两点，能认真坚守，确实千难万难，不胜其苦，拿塔鲁的话说“真得有意志，还要绷紧神经”。生活逻辑就是这么荒谬：做好人难，不做坏人更难。换言之：做点儿好事容易，难的是不做坏事。  由此可见，鼠疫、灾难、死亡(包括良心的泯灭，道德的沦丧)、邪恶势力，所有荒诞的东西、负能量，可以说无处不在．总能把人搞得晕头转向，难以“原原本本做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塔鲁敢于断言：“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只因“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这样讲并不算言过其实，我们扪心自问，其实谁的心没有受过鼠疫的侵害，至今还留下阴影，潜伏着病菌？这不仅从生活经验上，而且从荒诞哲学意义上看，也同样切中事理。在《鼠疫》的结尾部分，那位患哮喘病老人总结似的讲了一句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破题的话，就这么简单，随口由那位形同局外人的老患者讲出来，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他得知他十分钦佩的塔鲁也被瘟神带走了，不免感叹道：“最优秀的人总是先走。这就是生活。”他对塔鲁的赞语是：“他可从来不讲空话废话。”还有一赞：“他那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么，塔鲁想要什么呢？塔鲁明确表示：“我关心的是了解如何成为圣人，人，不信上帝能否成为圣人。”这里的“圣人”概念，没有汉语中为人师表的意义，也不同于基督教中的圣徒，姑且理解为在生活中保持“圣洁”的人，不携带鼠疫的人。按照里厄的揣度，塔鲁认为人无权处死任何人，可是受害者又难免会成为刽子手。因而他生活在矛盾之中，从未萌生过希望，为此才想要当圣人，“通过为别人服务获取安宁”。那么，在塔鲁的眼中，谁像圣人呢？他想到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生活那么有规律，讲话还有哲理性，或许他就是个圣人，“如果神圣性就是习惯的总和的话”。不过，他真正佩服的只有两个人，在他的心目中．唯独里厄母子达到圣人的高度。他对里厄大夫的赞扬不必赘述，对里厄老太太的评价倒值得一提。

塔鲁在纪事中着重指出，里厄老太太为人非常低调，无论表达什么事，都用简单的语句。每天傍晚，她总爱坐在窗前，面对清静的街道，身子微微挺直，双手安闲地放在膝上，目光总那么凝注，渐渐融入暝色中。她在塔鲁面前从未拿出具体例证，但是从她那一言一行中，塔鲁能辨别出善良的光芒。纪事中还谈到一个事实：老太太从不思索就洞察一切，“她与沉默和阴影相伴，却始终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哪怕是鼠疫的亮度”。塔鲁正是在这里透露他一点隐私：“我母亲就是这样，我喜爱她身上这种同样的低调，她正是我一直想要回到身边的人。八年了，现在我还不能说她去世了……”这道出了加缪的心声。这些母亲，以其低调和光明的高度，都同样体现了“原本的真理”，思想的升华，都同样体现了能与鼠疫抗衡的正气、正能量。

李玉民

2014年9月于北京花园村

无所谓善恶，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这种范畴对他(默尔索)不适用。作者为主角保留了“荒谬”这个词，也就是说，主角属于极为特殊的类型。

——萨特

默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加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