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先生生平阅历丰富、思想的灵动、学识广博。他这一生跌宕起伏，亦不是这本小小的传记可以概括、可以勾画、可以写透的。

仝冠军、蔡长虹、张婧著，柳斌杰主编的《中国出版家(陈原)》收录了陈原先生的年谱。全书共五章，包括青青子衿家国梦、天翻地覆新出版、不是空白的空白、又向书林努力来、千丈之松云中龙。

仝冠军、蔡长虹、张婧著，柳斌杰主编的《中国出版家(陈原)》为出版家陈原先生的传记，主体内容分六章，以时间为序，全面、客观地介绍了他的编辑生涯及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提出报国之心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的出版理念；保护《现代汉语词典》，参与国家工具书出版规划；主持规划《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助力新启蒙运动；创办《读书》杂志，开辟浩劫之后“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文化园地；务实尽责，定立出版岗位职责，树立新中国出版管理新思想、新作风；时刻与时俱进，重视科技革新，20世纪80年代后对信息化在国内出版业积极引介。

前言

第一章 青青子衿家国梦

 第一节 语言救国梦

 第二节 艺术救国梦

 第三节 文学救国梦

 第四节 出版救国梦

第二章 天翻地覆新出版

 第一节 1949年后的出版业

 第二节 从出版礼到出版局

 第三节 《知识丛书》与《东方红》

第三章 不是空白的空白

 第一节 政治运动中的陈原和出版界

 第二节 《现代汉语词典》事件

 第三节 漫步世界语：沉醉与解脱

第四章 又向书林努力来

 第一节 忽如一夜春风来

 第二节 风中的蒲公英

 第三节 读书无禁区

 第四节 重新发现张元济

第五章 千丈之松云中龙

 第一节 改革精神与战略思维

 第二节 日出一书：多出书，出好书

 第三节 品质至上

 第四节 开放心态与市场意识

陈原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青青子衿家国梦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惊扰了中华帝国这头东方雄狮的睡梦，却并未惊醒被这千年迷梦笼罩着的绝大多数国民。只有零星的先知先觉者，看到封建体制的种种弊端，看到国民精神的萎靡不振，看到社会阶层的僵化凝滞，在令人窒息的铁屋中发出几声急迫的呐喊。陈原的同乡、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把希望寄托在少年一代的身上，写出了激情飞扬、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圉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但殷勤的期望并没有换来热切的响应。他们忧心如焚，却又徒呼奈何！鲁迅先生用不无悲凉的笔调，描述他们这些清醒者的落寞心情：“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这种先行者的寂寞与孤独，是今人难以感同身受的。

如果说梁启超的梦想是新建一个少年之中国，使之屹立于世界强闰之林，鲁迅的梦想是改善全体国民之精神，塑造一个奋发向上之民族，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梦想的实现看起来也并不是痴人说梦。国家统一了，教育进步了，和平有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也被请来了，我们所缺的似乎只是时间了……可偏偏造化弄人，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国人的富强梦，抗日救亡、民族生存转而成为中华儿女的首要任务。

1918年出生的陈原，那时正在中山大学工学院就读，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屋，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梦：“这是我最初的小屋，最初的梦。少男少女爱做梦。多少个美丽的梦在这里升起，有的梦后来网了，有的梦却幻灭了，仅仅留下一些值得回味的记忆。那是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岁月，虽则小屋充其量只容得下五六个人，可是它充满着希望，悲愤，激情，欢乐，烦恼，以及永远不会消失的最高贵的战斗情谊。救亡运动，学生运动，世界语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还有歌咏，戏剧，绘画，创作——百川归海，通通都跟民族解放连结在一起。”纵观陈原1949年以前的人生轨迹和出版活动，可以发现民族解放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无论是由于深感民智不开而积极投身文字改革运动，还是另辟蹊径编选出版一部部歌集，无论是热心著述和翻译工作以引进新思想，还是投身出版事业传播先进文化，其核心或说主线，都是对民族和国家深深的热爱、殷切的期盼、美好的追求，都是陈原的个人之梦与国家民族之梦的融合。这个梦不仅仅贯穿在1949年以前，甚至贯穿了陈原的一生。（P1-3）

陈原曾打趣地称自己为一个“界外人。何谓界外人？就是说，这种人很难界定他属于哪一界。或者他根本就不属于哪一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一生在文化领域与社科领域涉猎广泛，且均取得杰出成就，将他的学识和成果归到任何一类都不能代表他的整体成就：作为在中国进行推广世界语的先驱之一，他于1987年人选为国际世界语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作为翻译家，他的《列宁在一九一八》、《我的音乐生活》等作品脍炙人口；作为新音乐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编印的《战地新歌》曾一度风靡大江南北；作为地理学爱好者，他一生编译了十几种地理学著作；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填补了我国社会语言学学科的空白；作为一名出版单位管理者，他延续了一个百年出版品牌的价值与地位。若一定要将所有成就归集于一点，那对陈原的定位就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他人生的轨迹都是与推进民族进步的出版活动紧密相联。如沈昌文先生所概括，陈原为介绍“新思潮”而鼓励学习外语，为反对投降主义、研究“现代变化的世界”而写地理，要批判极左思潮而“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也正如他在一本自传性的集子中所说，“我这一辈子只同书打交道，我记下的只是跟书以及由书及人有关的实事和断想”。

纵观陈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中的贡献，可大致概括为六点：

一、通过对张元济的再发现和再评价，提出报国之心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的出版理念。他在《一个爱国智者的思路历程》中说，“世人都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蔡元培，却很少知道毕生与他相濡以沫的张元济；世人无不知道‘百日维新’的六君子以及亡命异国的康梁，却不大记得在此役中被革职永不叙用的张元济；世人印象中总是把中国近代第一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跟王云五的名字联想在一起，却很少有人记得创业诸君子中有个学者兼企业家张元济。至于在文化史、思想史、出版史或爱国运动史的论述中，更少直接提到张元济。”而陈原则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为我们找回了一度被别人身影遮蔽了的张元济。在《张元济年谱》一书的序文中，陈原认为张元济不只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有魄力、有管理头脑的中国近代出版家，而且是一个承继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来忧国忧民、救国救民优良传统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古籍——介绍西学：通过这样的四位一体出版行为以振兴中华，这就是张元济和蔡元培经过痛苦的探索得出的一条路，一条知识分子为民族解放献身的路。”而陈原本人的出版生涯也正是大致遵循着这样的一条道路：编辑地理学、世界语等学科教材以开启民智，编撰《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服务学术，规划《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引进西学，等等。陈原在晚年不断寻觅“具有独立人格和进行独立思考的真正的人”，通过对张元济的再认识和再评价，他又找到了邹韬奋，找到了胡愈之，找到了出版的意义所在，找到了出版人的理想与信念所在。

二、保护《现代汉语词典》，参与国家工具书出版规划。陈原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编写了两本实用性质很强并略带工具书性质的书籍——《外国语文学习指南》、《英语分类词汇》，这为他今后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工具书编写工作奠定了基础。出版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现代汉语词典》，于1956年被立为国家项目，1958年年中正式开编，1960年以“试印本”形式广泛征求意见，至1965年完成并送审稿，但直至1978年才正式发行第一版。它的最终成功面市，陈原功不可没。1972年，从干校调回后，陈原作为国家出版局领导小组的成员，被派到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联合办事处主持工作。由于主张重印“文革”前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遭到“四人帮”攻讦。1974年3月起，姚文元借“燎原煤矿评论组”为词典提意见为由头，发动了一场针对《现代汉语词典》（试行本）的批判运动，称其为“封资修大杂烩”、“大毒草”，意欲将它毁成纸浆。面对严峻形势，陈原悄悄把已印好的《现代汉语词典》（试行本）封存在库房里，待形势略为好转，便以供批判研究的名义赠发各学术研究机构作内部发行，直至1978年正式出版。这在当时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1975年前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由陈翰伯先生主持，制订了一个词典工具书的出版规划，陈原全身心投入其中，并撰写了《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明确提出工具书编写工作要摆脱极左的政治色彩，为那个时期工具书的编写指明了方向和方法。陈原为繁荣我国辞书出版工作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人民也不会忘记。

……

六、时刻与时俱进，重视科技革新，20世纪80年代后将信息化积极引入国内出版业。在陈原看来，作为一名出版人要懂得时刻与时俱进，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才易于转变传统观念。1984年，他调离商务印书馆，到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主持工作，开始深入研究语言学，并致力探索语言学与出版更为内在的联系。在自己的论著中，他谈论申农的理论，言及语言信息的“比特”，并勇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语言作为‘信息’同申农信息论中所处理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不一样就在于语言的社会性，用纯自然科学的方法（包括统计物理学的方法）去分析社会语言，往往会得出超社会的结论。我的社会语言学体系与西方社会语言学体系不同的根本点，也就在于此。”陈原说自己是中国出版业较早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出版人。20世纪“80年代初，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许多出版工作者还不甚了了。作为出版家，陈原一直关注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的影响，他在多种场合就‘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的挑战’这一专题发表演讲，为出版界做信息革命的启蒙工作。”他还出访世界各地，参加关于出版工作电子化的会议。根据于淑敏老师的记述，“陈原先生在研究社会语言学的过程中，接触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思想。他把‘三论’思想的精髓贯注于出版工作中，对出版工作既作为普通信息论的对象，又作为控制论对象来考虑。这两个不同的考察方式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揭示出版的系统性质，以及多方面的属性和复杂的关系。”此外，“陈原认为，出版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通常都把出版一印刷一发行这三个子系统作为这个系统工程的基本模式。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每个子系统的运转，必须同前一个和后一个子系统协调一致，而且应当力求协调得完整无缺。”在商务印书馆创办《馆讯》，是陈原先生现代化信息管理意识在出版工作中的最早体现。早在1979年8月18日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总编会上，他说道：“有个工具或媒介，向全馆同志及时沟通情况，即所谓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外情内达，以便吸引全体同志把力量往一处使。因此决定每逢星期一出版一期《馆讯》。”1979年8月20日第一期就如期出版（后改称第X号），由总编室负责人定稿。头两年每期印出后，陈原都批注意见退给编者，提醒他们注意改进。“最初几期，连编校者也看不起《馆讯》，实践证明，愈来愈吸引读者包括上级机关的读者，……上上下下都喜欢这个工具，因为它信息多（没水分，没废话），字数少（一目了然），有倾向性（即有指导意义）。”从现代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这一内部媒体实际就是一个信息管理与反馈系统。

今时今日，为陈原先生作传既是一件缅怀先辈的荣幸之事，又是一件备感压力的事情，同时还是一段“洗心革面”的旅程。压力主要来自于陈原先生生平阅历的丰富、思想的灵动、学识的广博与现存资料的零散、作者把握能力的不足、撰写时间的紧迫之间的矛盾。陈原先生自传性的文字大都集中在《我的小屋，我的梦》、《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等仅有的几本行文流畅、文笔飘逸的小书中，虽然读来如坐春风，却是信笔由缰的性情之作，许多细节还有待我们透过文学性的描述去深入挖掘。目前关于陈原先生的系统研究还不多，虽也有学者就此呼吁过，但目前为止，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权威的、详细的陈原先生的年谱。不过勤能补拙。我们面对累积成堆的资料，渴望在其中搜寻到关于前辈一切有价值的内容，生怕遗漏任何一段有意义的语句，特别是翻开一本本已经枯黄绝版的旧日书籍，淡淡的霉变之味让人瞬间沉醉在历史的波澜之中。说“洗心革面”，其意在于，陈原先生如一面镜子，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我们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看到他时时提及编辑的修养，一次次为其人格和境界所打动，这又一次次“逼迫”我们反观自身，反观当下的出版业和出版人。在陈原先生离去近十年之际，我们仅期待通过对此书的努力，让同业者强化出版者的责任和信心，在嘈杂的文化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归宿。

写作这篇后记时，北京还在一片初春的寂静之中。窗外，亮了一夜的路灯渐次熄灭，东方已现日出前的红色霞光。看着刚刚完成的书稿，心中感慨颇深，却又难以言之于口——正如陈原先生，他这跌宕起伏的一生，亦不是这本小小的传记可以概括、可以勾画、可以写透的。

年少时，读过不少激人奋进的人物传记，如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书中的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所经历的挣扎，所付出的艰辛，所投入的激情，所经历的迷茫，都令人难以忘怀；再如欧文·斯通年仅26岁时的成名之作《渴望生活》，书中对凡·高悲惨而辉煌的人生的描述，令我在震惊、震撼之余辗转反侧于无数个深夜，最终要听着唐·麦克林的歌曲《Vincent》才能人睡；更不要提《史记》中的那些精彩人物传记，让人久久不能释卷，百读不厌，常读常新。虽然陈原先生的一生也是精彩纷呈，但我却才力有限，写不出这样精彩的传记一一这也是我对陈原先生最大的愧疚。但我们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尽量做到了客观真实，所有材料均采自陈原先生的回忆文章，或同事、朋友的文章。我们还从各种材料之中，整理了陈原先生的年谱，当然这个年谱还是很简略的，但有助于读者对其生平有个概略的纵览。希望后来者能以此为基础，写出更好的作品，以慰这位为中国出版业贡献了毕生心力的老人的在天之灵。

本书是团队合作的成果。第一章、第二章由蔡长虹女士执笔，第在章由张婧女士执笔，前言、第四章、第五章、年表由仝冠军执笔，全书由仝冠军统稿。沈强先生为本书搜集了重要资料，并为前言的写作提出过宝贵意见。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为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也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