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高考四十年编写组编的《回眸高考四十年》是77、78级大学生的群体记忆，关于高考、关于校园、关于青春、关于理想、关于奋斗。四十年一回眸，那一代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和作为，在未来的岁月中还将更深刻显现。尽管历史不可复制，但大历史中的私人记忆情怀却让人留恋，也催人奋发——经历坎坷磨难，但不失少年意气，永葆追求美好的希望和勇气。

回眸高考四十年编写组编的《回眸高考四十年》是恢复高考后入学的77、78级部分大学生的回忆文集。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自己在参加高考及入学之后的精神状态、校园生活、师生情谊及后来进入社会的继续耕耘与收获。全书共分为四辑。第一辑“高考记忆”，追叙了当年参加高考的难忘经历；第二辑“校园生活”，描写了在校园里度过的青春年华；第三辑“怀念师友”，回忆了在学校里及毕业之后与老师、同窗结下的深情厚谊；第四辑“群星闪耀”，再现了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个人的成长历程。无疑，这是一部真实的历史记录，也是一部充满理想、充满艰辛的故事集。

第一辑 高考记忆

 1977年的大学梦

 难忘的高考

 我的高考

 我亲历的1977年高考

 冬天里谱写的春天故事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冬天里的一声春雷

 阳光明媚的冬天

 一位1968届初中生的高考路

 慈父引领我们上大学

 两个孩子的母亲跨入大学

 “阿爸上大学”的酸甜苦辣

 那一年——公元1977

 我的1977

 峰回路转的1977

 1977——穿过的曲折

 1977年冬日的那场高考

 差点失之交臂的高考

 迟到十一年的高考

 改变命运的高考

 “三十六计,考为上计”

 考上北大的“苦恼”

 一卡车工人送我上大学

 兄妹四人成校友

 被拯救的大学梦

 巳末午初

 高考那档事

 兄弟同榜传佳话

 从田野走进校园

 退伍军人圆了大学梦

第二辑 校园生活

 我是1977级新生

 而立之年的大学生活

 带枪的大学生

 记忆“7701”

 做一棵长安山的相思树

 校园里摇曳的凤凰花

 丰庭楼忆

 大学四年,读了两所大学

 从鹭江之滨到沙溪河畔

 大学校园日记

 那些年我们在厦大

 我的大学生活片段

 助学金的故事

 在校大学生的婚礼

 如梦如诗的长安山情

 那是我们筑梦的地方

 像榕树一样扎根大地

 献给“78计统”的姐妹们

 校园生活轶事

 我的大学记忆

 我的1978：回忆与思考

 那年我们在长安山

 再见吧,甘蔗田

 除了故乡便是母校

 悠悠厦大情

 长安学子情

第三辑 难忘师友

 难忘邓子基老师

 师道垂仪范 艺坛留正声——深切怀念虞愚教授

 梵音须雪在 心海天风存——郑朝宗教授印象

 易学宗师之风范——先师黄寿祺治?易?成就述略

 像潮水一样漫过——忆俞元桂先生

 缅怀李拓之先生

 难忘师恩——我的两位科任老师

 立德正己 无愧人生——追忆我的导师余绪缨

 山高水长忆师恩——缅怀钱伯海教授

 怀念我的老师黄良文

 我的老师黄志贤

 我和恩师吴水澎的缘

 印象张亦春老师

 南乡梅花馨如故——忆黄拔荆老师

 蔡先生的风趣

 苍茫晴空中的绝响——应先生,我想对您说

 严师出“高徒”——忆庄钟庆老师

 我的恩师与楷模——怀念陈天择老师

 文魄映剑胆——厦大“77级政经”轶事录

 我的中文我的班

 同学阿毛

 也说李盈

 大学：缘分开始的地方

 我的大学女友

 我们是那个时代的

 怀念大学

第四辑 群星闪耀

 我的财富是经历

 饮水思源忆高考

 追寻陈景润的足迹

 “成才不必论出身”——记林惠民、姚建年院士

 “男儿有志出乡关”——记詹文龙、付贤智院士

 院士“三剑客”——记田中群、孙世刚、孙勇奎院士

 躬耕商海与书田

 重温青春年华

附录

 恢复高考：中国社会回归发展的信号

 “77、78现象”与“长汀精神”

 77、78级大学生的命运与作为

后记

难忘的高考

参加高考，是国家给我的意外礼物。

我是1962年人读小学的。四年后，全国迎来了“文化大革命”，我刚读完小学版的《毛主席语录》，就和全国所有的学生一样，停课了。这次停课，几乎让我永远失去了再进校园的机会。

第一次失学不算太痛苦。当时，全中国的学生都没书读了，而在小孩子的眼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游行、武斗，满街的大字报，于是我满街跑着看热闹。但自由自在的日子只过了两年。家里人口多、收入少，穷。居民小组的阿婆见我家三餐难以为继，便介绍我到县里一个水利工程的工地上当小工。干啥呢?下到河床里，用筛子把混在沙子里的鹅卵石筛出来，供浇水泥用。就这样，我走上了谋生的第一步。那工地离县城尚远，每天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晚上七八点钟回家，泡河水、吃冷饭，披星戴月。

第二次失学，则成为我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大约在1970年或1971年，中小学复课，我被云霄县实验小学附设初中班录取，学费两块八。我没去报名，因为家里没钱。两块八在当时可以买20斤公价米，而我家当时过的是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这一次辍学，终审定案了，我的学历只能是小学肄业。从此，我见到学校就绕道走，琅琅书声，就像一把刀往我的心里戳。

我参加高考，纯属偶然。当时，几个朋友，虽下乡的下乡，当工人的当工人，却去高招办跃跃欲试，听到不用学历证明，谁都可以报名，就帮我报了。名是别人报的，有两件事却要我自己定：第一件，报大学还是报中专?我琢磨了半天，中专我考不上，只能报大学，因为中专要考数理化，大学文科却只考数学，不考理化。第二件，报什么专业?文科考生可选的专业很少，我就随大流，第一志愿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厦门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就不容易找了，最后挑了河北地质学院的会计专业。帮我填表的老师是我的邻居，提醒了一句：河北那么远，路费够呛。于是，为了节约路费，我把第三志愿改为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一言定终身，现在，这个专业跟了我三十年了。

考上大学一直到现在，总有人问我：你没读中学怎么能考上大学呢?当然，要考出好成绩还是需要知识积累的。当年，在尝试了干杂工、卖纸烟等多种行业之后，我进了刻印店当学徒。店前有个收买废品的小摊档，“收买佬”收购旧书，我主动帮他承担了分拣的任务：没用的卖出当包装纸，有用的看完再提价出售。就这样，几年时间，我看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语文课本，读完了乡下所能找到的文学作品，如《镜花缘》《封神榜》之类，不花一分钱，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中学的基础教育!

高考对我来说，难点在数学。既然参加考试，只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了。我收集了从初中到高中的数学课本，把所有的习题做了一遍。1977年，考生只有一个多月温习的时间，没有老师，自学数学比语文、历史难多了，白天干活晚上做习题，稿纸摞了两尺多厚。备考期间蚊子多，身上裸露的地方全部布满红点。

1977年，神圣的一年!没有录取的希望，没有明确的目标，为读书而读书，为高考而高考，想不到的做到了，梦想实现了。

三十年前的校园是值得回味的。进校园的，是自觉学习的一代，虽然老的老小的小。教育人的，是无私无怨的老师，虽然有的已经年迈。记得教英语的一位副教授，每天清晨五点半左右，都会出现在我们宿舍楼下，辅导早起的学生。学生们学习认真，教室占座比较简单，早点去放下书包就是了。而占图书馆的位置就难了，图书馆开门的时候，门口早就挤满乌压压的学生，进图书馆的难度，绝不亚于现在到银行开股票账户!

生活上，同学们也很容易满足，带薪读书的是富翁，其他的同学一样的穷。国家根据不同情况提供了数额不等的助学金，中午可用肉票买来十数片拇指大的肥猪肉，早晚饭油星全无，但大家无忧无虑，其乐陶陶。当时不愁买书没钱，有钱也没书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数了大学时代的书，16开油印的课本、练习题本共约50本。就这么几本书，造就了1977级、1978级、1979级这一代大学生，这一代大学生主要是由非应届生组成的。后来这批人被称为“新三届”，他们无可否认地成为目前社会的中坚之一。

随着高考恢复30年，对高考成败讨论颇多。我认为，高考的恢复，起码向国人讲清了三个道理：读书是有用的，知识是有用的，治国要重用知识分子。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国家的治理将正常化，国家的发展开始了。

高考恢复30年，得益者众，笔者是其中之一。是以此文向决定恢复高考和在此过程做出贡献的所有同志致敬。P7-9

恢复高考40周年回顾与展望

对于40年前邓小平同志所主持的恢复高考这件国家大事，我没能像刘道玉司长、杨学为主任那样在上面操办，只是在一个基层单位——一所重点大学主持高考和招生，只能就当时亲历所知，回顾当时恢复高考招生的实际情况，反思当年恢复高考的意义。

我总的感觉是邓小平根据当时的新形势，开拓了新思路，做出了新决定：当时的新形势是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要推进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科技现代化是基本，没有科技现代化也就没有其他的三化。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科技的现状是很落后的。记得当时全国重点大学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科技成果展览会，把当时最新的科技成果陈列出来，但对于展品的说明，不是要求说明成果如何先进，而是要求说明对比发达国家同类成果落后多少年。记得大多数成果所标明的是落后20年以上，也就是说开了一个科技成果落后的展览会，激励人们奋起直追。而要推进科技现代化建设，就需要培养大批高级专门人才。这就是当时摆在大学面前的形势与任务。

面对这一新形势，不能等待没有好好读书的中学生来上大学，“文革”中提倡学制要缩短，上完初中就可上大学，大多数中学生只是初中生，而且是在“复课闹革命”中学习的初中生。如果按照老思路，至少要10年之后才可能有合格的大学毕业生。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新思路是招收上山下乡知青上大学。尤其是那些“老三届”，他们在“文革”初期已是高中毕业生，至少是高中肄业生，经过许多年的上山下乡或招工进城，都有十年左右的生活经验与生产经验，有的在事业上已有所成就。应当为包括他们在内的广大知青开辟上大学的绿色通道。

为此，当时在高考招生上做出新决定：首先，不限年龄。大家知道，原来招生报考限在25周岁以下，而“老三届”的上山下乡知青大多已30岁左右。其次，所在单位不得阻拦他们报考。这批知青，留在农村的不少已当了基层干部，招工进城的各有各的岗位，如果本人要报名参加考试，单位都得放行。考上大学读书，单位还要照发工资。我的儿子考上厦门大学，他所在的单位就工资照发四年。毕业后另行分配，不必回原单位。这就是邓小平基于当时的新形势，提出的新思路，做出的新决定。这些决策，对当年恢复高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解放思想。1977年，有关部门开了很长时间恢复高考招生的会议，在一些多年形成的框框条条中转不出来，眼看已到秋天，还未能拿出恢复高考招生方案。邓小平亲自过问，冲破了“文革”期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虽然时间稍迟，还是于1977年底（12月份）恢复高考招生，1978年春入学。第二批于1978年秋正常招生入学。  第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就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77、78级现象。在座的厦门大学的朱校长、教育研究院的刘院长都是77、78级的大学生。还有许多院士、行政领导、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都来自人才荟萃的77、78级。其后的79、80级也有许多优秀人才，以后才有一些年轻的中学毕业生逐渐代替年纪大的上山下乡知青。

第三，缓解了专门人才青黄不接的矛盾。“文革”之后，1980年代的专门人才，尤其是高级专门人才，大多是1964．年以前的大学生和少量留学生、研究生。1965年以后，运动不断，影响了教学和学习，“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文革”后还得“回炉”。到了1980年代，1964年之前的大学毕业生已经四五十岁，后继乏人，77、78级大学生于1982年之后毕业，多少缓解了当时青黄不接的矛盾。

因此，应该说，40年前恢复高考，不但有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事物要在不断的创新改革中发展，才能与时俱进。停止了，就可能不进则退，甚至走向发展的反面。

我有一位大学时代的同学，是一位有点知名度的诗人，出版过诗集，笔名“公丁”。他的诗集中，有一首诗《汽车夫》，其中有两句我一直记得：“人们为你修筑笔直的公路，而你却要学会拐弯。”40年来，我们一直沿着统一高考的公路笔直地行驶，由于没有学会拐弯，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应试教育”。它的危害不用我多说，怎么办？

对此，我想提出一个简单而难办的办法。很简单，把高招和高考剥离；很难办，阻力很大。高招和高考剥离，即招生就是招生，招生可以通过考试，但不一定要通过考试，尤其是不一定要跟全国统一高考捆绑在一起。要让高校招收知识、能力、素质适应的学生，让学生选择与自己的兴趣、能力、理想适应的高校和专业升学，这就是高招的目的与任务。考试只是招生的方法之一。多元化的高校要有多样化的生源，要用多元化的标准和多样化的方法来达到招生和升学的目的。

要从统一高考的捆绑中解放高校招生，解放学生身心。道理很简单，但很难办。难办在于第一，思想难解放；第二，制度难改革。

为什么高考的高分者，大多数是城市中上层家庭的子女，为什么“985”高校来自农村的学生很少，不得不用加分、规定名额等办法来照顾来自农村的学生？因为在城市重点中学上学的学生同农村一般中学上学的学生所享有的教育资源是不平等的。

学校是培养学生的主体，应当把选择学生的自主权还给培养单位。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放管服”的原则来管理招生，把招生权还给学校，按“高教法，，来管学校招生，而不是用各种烦琐的规定来限制高校，要化消极的限制为积极地为高校招生服务。总之，要解放招生思想，要改革招生制度，都很难办，但不是不可能办。这是我的意见，请大家批评。

（潘懋元：1920年出生，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的开拓者，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本文系作者在“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教育与考试》2017年第4期。）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

每当听到这支歌，大家就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40年前那个青春与芳华交织的难忘岁月。

1978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77级新生跨进了大学。紧接着，这一年秋天，78级新生也进入了大学。一年招收两届大学生，这在新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人们没有忘记，正是40年前邓小平同志果断拍板，使中断了11年的高考在当年得以重新恢复，而不是等到下一年。于是，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从农村、工厂、部队走进了考场；随后，1978年夏天，又有61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通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1977、1978两年的1180万考生中共有60多万人被录取，录取比例仅为5％左右，竞争可谓激烈。

“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小平铿锵有力的声音，在中国大地上回响着。77、78级大学生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用自己刻苦勤奋的学习、艰苦朴实的作风和毕业后优异的工作成绩，回报祖国和人民，回报家乡的父老乡亲，回报母校和老师的培育之恩。

如今，“77、78级大学生”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内涵丰富的专有名词。而我们的国家在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之后，也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无疑也渗透着77、78级同学的辛勤和汗水。

40年时光流逝，多数同学已年过花甲，两鬓斑白，但大家依然青春不老，友谊常在，依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依然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广阔舞台上，尽自己所能为社会、为家庭奉献自己的花甲年华。

2018年春天，在纪念恢复高考暨77、78级大学生入学40周年之际，我们选编了福建省当年亲历高考的77级、78级同学撰写的回忆高考和大学生活的90多篇文章，结为《回眸高考四十年——77、78级大学生入学40周年纪念》一书。

全书共分为四辑，其中第一辑“高考记忆”，记录了当年同学们参加高考的难忘经历；第二辑“校园生活”，描写了同学们在校园里度过的青春年华；第三辑“怀念师友”，回忆了同学们在学校里及毕业之后与老师、同窗结下的深情厚谊；第四辑“群星闪耀”，记录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同学成长的经历。

在本书选编、成书过程中，许多77、78级同学积极参与，提供了丰富的稿件和各种建议；厦门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潘世墨，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徐一帆，泉州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洪辉煌欣然担任本书顾问；福建省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省民政厅原厅长黄序和出任本书编委会主任；各位编委积极出谋划策，提出各种建议，帮助联系作者和文稿把关，使文集不断臻于完善；我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98岁高龄的潘懋元教授欣然以自己在“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作为本书代序，全国政协委员、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周安达源先生专门为本书题签，厦门大学副校长詹心丽送来了中文1977级同学编写的四部《鼓浪鹭影》文集；编写组成员们付出了许多劳动，厦门大学出版社各位领导和责编、美编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收稿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多数作者履历更新也至此。由于我省77、78级同学毕业后分散各地，资料搜集困难，加之时间匆促，书中仍存在种种不足之处，也难免挂一漏万，沧海遗珠，尚祈读者教正。此外，还有个别作者由于种种原因，至发稿时仍未联系上。希望能早日联系上他们，以寄送样书及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莫道桑榆晚，人间重晚晴。”让我们携起手来，不忘初心，为昨日的朝霞与今日的晚晴，为美好的明天继续努力!

编者

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