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穆斯塔芬著的《哈尔滨档案》根据俄文版对原作做了修改和补充，还增加了不少珍贵的照片，更完整地记录了玛拉一家几代人在20世纪前半叶横跨欧亚大陆、几经风云变幻的苦难历程。玛拉是一个对自己的作品特别认真负责的作者。她不仅对书中记录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容不得半点含糊，就连人名的翻译也是精益求精。

玛拉·穆斯塔芬著的《哈尔滨档案》讲述了四十年前，女孩玛拉从外祖母的抽屉里偷偷拿走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身穿风衣，凝眸远眺，有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她叫曼娅，1911年生于中国海拉尔，1937年因“日本间谍罪”被枪决，死于苏联高尔基市。二十多年后，正是经由这张照片，外交官玛拉走上一条历经曲折的寻亲之路。面对真真假假的历史档案、闪烁模糊的口述追忆，她以惊人的毅力，最终揭开了一个哈尔滨俄罗斯家族的悲怆往事。

代序 我们是哈尔滨的女儿

楔子 好奇心

1 里加的“宝藏”

2 泪洒高尔基市

3 到中国去

4 骨肉离散

5 奔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6 10月的“黑渡鸦”

7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

8 “渡鸦”去而复返

9 “哈尔滨命令”

10 幸存者

11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亲人

12 远东的奸细

13 平反昭雪

14 重返哈尔滨

15 去赫鲁晓夫的“处女地”，还是去悉尼？

16 亲人的足迹

17 我是哈尔滨人

跋 纽带

致谢

译后记

附录 奥尼库尔家族谱系图

好奇心

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时候，我从外祖母的抽屉里偷偷拿走了一张曼娅的照片。那时候，我对她还知之甚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对于我十分重要。我悄悄地，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照片放到一本不太大的中式皮革面的相册里。这本相册是我从家里珍藏的哈尔滨的物品中找到的，每一页都有为了镶嵌照片挖空的小框。

曼娅是我外祖母基塔的妹妹。把她的照片镶嵌在紧挨基塔照片的那个长方形小框里，十分得体。外祖母的那张照片是1927年，她和外祖父结婚前四个月时送给外祖父的，上面还有她的题字。

十七岁的基塔是个古典美人。她那双水灵灵的黑眼睛，凝视着照片外面的天地，连衣裙领子上镶着白色花边，素净、淡雅——也许是校服——映衬出她的天真烂漫。我非常爱外祖母，但却不想过她那样的生活——对于我，囿于婚姻和家庭，简直无法想象。

曼娅则显得与众不同。照片上的她，二十多岁的年纪，看起来却是精明老练又有现代情趣。她身穿一件开领风衣，黑色的秀发披至肩头，凝眸远眺，好像正在旅途中，具有20世纪30年代那种迷人的美。虽然从来没有见过曼娅，但我觉得她和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向外祖母要那张照片呢？我明明知道，无论何时，她都不会拒绝我提出的任何要求。但直觉告诉我，偷偷拿走这张照片，在外祖母心里引起的痛苦可能会小一些。此外，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把自己和家人的照片一起放到那本小相册里的原因。有些照片是在悉尼拍摄的，但多数照片拍自哈尔滨。那是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也是我的出生之地。那段时间，我对“俄罗斯人居住过的哈尔滨”——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的迷恋渐渐淡漠。我想跨越几大洲、几代人，把一个家族弥合起来的愿望，甚至连自己都不明确。

俄罗斯犹太人有一个传统，用已故亲戚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我实际上就与曼娅同名。在俄语里，曼娅的全称是玛丽亚。大伙儿管我叫玛丽亚娜，因为玛丽亚娜和玛丽亚起源于同一个希伯来语词根。到我这儿，就简化为俄语中的玛拉。为什么不叫曼娅呢？在20世纪50年代的哈尔滨，我的家人认为，那个名字太容易让人想起白俄罗斯的那些犹太小村庄。20世纪初，为了躲避贫穷和沙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我的曾外祖父母背井离乡，远赴中国。

我长大之后，只知道曼娅曾经是位牙科医生，后来，和她的父亲基尔什、哥哥阿布拉姆一起死于“大清洗”。那年她才二十六岁。“她长什么样？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她？”我记得不止一次问过父母这样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总是：“她不像你外祖母那样漂亮，但非常聪明。至于她的死，你知道，她死在‘大清洗’中。那时候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我从外祖母那里得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则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骚扰迫害，二则为了去苏联开创新生活，曼娅和她的父亲基尔什·奥尼库尔、母亲切斯娜·奥尼库尔、哥哥阿布拉姆、弟弟亚沙离开了哈尔滨西北的草原小镇海拉尔。那时，外祖母基塔已经结婚，就和我的外祖父莫佳·扎列茨基，还有我母亲因娜一起留在哈尔滨。

就这样，奥尼库尔一家去了高尔基市。我知道，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权活动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被放逐的地方。这个地方以前叫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因为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出生在这里，苏联时期就改名为高尔基市。在俄语中，“高尔基”是“苦难”的意思，名字起得何等贴切啊！事后想起来，真让人觉得奇怪，奥尼库尔一家在中国东北生活了二十七年，却偏偏选择在“大清洗”前夕回到苏联。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的俄罗斯人饱受侵扰，尤其像奥尼库尔那样持有苏联身份证的人。（P1-3）

我们是哈尔滨的女儿

我和玛拉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出生在1954年，我们都在讲述哈尔滨的故事。玛拉和我都是这座移民城市的居民。

不同的是，玛拉五岁那年离开她出生的哈尔滨远赴澳大利亚，我七岁那年从我出生的北京向哈尔滨迁徙。

玛拉的心里始终把自己当作哈尔滨人，我却是一直排斥这座城市，因为它让我和在北京时最亲的保姆分离两地。

初来时正值三年大饥荒，哈尔滨的贫穷肮脏令人震惊。比如，主要街道之外的小街遍地屎尿垃圾，冬天街上的下水口被冰冻住，人们就把污水直接泼到街上，形成五颜六色的污水冰坡。每逢周一到校时，值日生要翻开每个同学的头发检查有没有虱子。我们姐妹三人很快就被同学惹了一头虱子。我妈妈找遍偏方，用“六六六”粉、醋、百部草轮流浸泡我们的头发，然后用篦子刮头发，刮下数量惊人的虱子、虮子。童年的我曾被头上长满西瓜子那么大的虱子、虮子的噩梦惊醒。这样的城市无法给一个孩子留下最初的美好记忆。

直到1998年创办《城与人》专刊，我在追寻哈尔滨的历史足迹时才发现我原来那么热爱这座城市，也开始认同自己是哈尔滨人。

是的，应该是我们都在各自的城市生存几十年以后，我和玛拉几乎同时开始了对哈尔滨的历史探寻。玛拉为寻找家族史而回到哈尔滨寻根，我却是在哈尔滨寻找一个个素昧平生却见证哈尔滨历史的老人。

我们都是城市历史的记录者，尽管切入的角度不同。

2000年的五旬节，玛拉和她的父母一同回到离开四十一年的哈尔滨，并且找到犹太墓地和俄侨墓地，又在俄侨墓地遇见父母的同学瓦莉娅。

她到时，我刚走，错过了这次见面的机会。

半年后，玛拉和另外两位犹太学者来黑龙江省社科院参加学术活动，我和瓦莉娅分别接到邀请。于是我们终于见面了。

后面发生的很多故事是属于我和玛拉的共同记忆。

那年12月，我写的《玛拉和她的国际家庭》发表在《黑龙江日报》的《城与人》专刊上，里面选用了玛拉发给我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幅是玛拉在日本建筑师大谷周造设计的小木屋前的留影。那应该是玛拉离开这个城市前的告别。

记得是1961年冬天，我父亲第一次带我们姐妹三人来到冰封的松花江。我们乘坐冰橇，由一人撑铁杆，像江南撑竹篙一样，风驰电掣般从江南滑到江北。我们全身冻透，因此父亲说干脆走回江南。往回走时，猛抬头，忽然看到江畔排列着几座美丽的小木屋，犹如童话般美丽神奇。那其中就有两年前玛拉留过影的小木屋。每当夏季，我们一家或乘汽艇，或划舢板从江北回到江南的途中，都会在松花江的波光粼粼中，看到那些童话般的小木屋。

因此，四十年后看到玛拉的照片，我心里有一种感动——我和玛拉都是哈尔滨的女儿，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沿着岁月之河探寻应该被后人记住的历史。

如今，那些曾给了我很多帮助，使我得以确认哈尔滨许多老房子的历史功能的老俄侨——米沙叔叔、弗罗霞阿姨、尼娜阿姨、瓦洛佳（还有中国籍的瓦莉娅）等人都离开人世，长眠在哈尔滨皇山俄侨墓地。但那些老房子中的大多数，我已经通过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使它们被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

玛拉把她的家族历史写成了一本书。2009年，这本书的第一个中译本在哈尔滨举行签售，我特地从北京赶回来，没想到在玛拉下榻的宾馆见到一位特殊的客人：梁女士。这位梁女士住过玛拉家的老宅。那栋楼被拆之前，她特地留下了房间的铜钥匙，这次送给玛拉做纪念。她同时请我帮她向玛拉澄清一个事实：她家之所以能和其他几户人家一同搬进玛拉家的老宅，是由于当时市里有一个接收外侨房产办公室，离境迁徙到其他国家的外侨的房产由这个办公室统一接管，再进行分配，没有任何可能是个人擅自留给自己居住。玛拉家的房子被分给几户干部居住，其中有一户是市委机关的干部，他对这里没有集中供暖的锅炉房不满意，就提出换房。在这种情况下，梁女士的父亲才从已经分配的原横滨正金银行哈尔滨支行高级职员宿舍搬到这里。梁女士还特地给玛拉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我相信梁女士说的是真的，希望玛拉也能相信。

曾一智

2016年11月23日

《哈尔滨档案》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是我的译著中影响较大的一本。十年间，围绕这本书又发生了许多事情，作者玛拉一直希望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并且对第一版《哈尔滨档案》的原著做一些补充和修正。我也一直鼓励她出版一本更完整的《哈尔滨档案》。2014年，我们在悉尼大学见面时确定下这个目标。2015年，在哈尔滨相聚时，任务基本完成。新版《哈尔滨档案》不仅根据俄文版对原作做了修改和补充，还增加了不少珍贵的照片，更完整地记录了玛拉一家几代人在20世纪前半叶横跨欧亚大陆、几经风云变幻的苦难历程。玛拉是一个对自己的作品特别认真负责的作者。她不仅对书中记录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容不得半点含糊，就连人名的翻译也是精益求精。本书主人公曼娅，在2008年中华书局版中，我们按照中国读者的习惯译作“玛亚”。但玛拉总觉得Manya在俄文和英文读音中“玛”后面有一个n的音，不把这个音翻译出来似乎有损这个美丽女子的形象。几经探讨，多方求证，我们尊重作者的意见，把“玛亚”改成“曼娅”。相信读者通过这本书会对那个离我们渐渐远去的时代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这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玛拉在书中多次提到的曾一智是我应该特别感谢的一个人。曾一智是玛拉在中国的挚友，曾经审读2008年中华书局版《哈尔滨档案》和玛拉为新版增补的章节。玛拉为纪念她和曾一智的友谊，希望她为新版《哈尔滨档案》写序。曾一智在身患绝症、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忍着病痛，坚持写作，如期把《我们是哈尔滨的女儿》代序言发给我，之后不久，就永远离开她深爱的亲人和朋友。这篇序言成为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文字。玛拉对曾一智的友谊与爱并没有因为她的离世而稍减，恰恰相反，她希望把这份弥足珍贵的姐妹情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目前她正在曾一智的女儿张田的协助下，组织力量把曾一智的重要著作《城与人——哈尔滨的故事》翻译成英文出版。

哈尔滨的许多朋友对这本书的再版也给予热情的帮助，特别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李智新编审在认真阅读《哈尔滨档案》的基础上，也为我们纠正了一些哈尔滨地名、人名翻译中出现的错误，使得这个版本更趋完善。

三联书店历来是我和许多作者、读者最喜欢的出版社。三联书店新一代的年轻编辑更以他们渊博的学识、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团结了一大批作者、译者，出版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我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振峰、张静芳，她们为这本书出版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动。正是她们的辛勤劳动，使得《哈尔滨档案》有机会跻身于三联版的图书之中，放射出别样的光彩。这无论对玛拉还是对我，都是荣幸。

译者

2017年6月20日写干北京

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以其关于人生的挣扎、人性的猜疑的描述，让广大读者着迷。

——托马斯?肯尼利，《辛德勒名单》的作者

《哈尔滨档案》给人以大震动、大悲怆。正视历史也如正视现实，要能战栗，能不战栗。至少不能转过脸去。正视至少能让人记住，哪怕只是前进一小步。

——作家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