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所说:“鲁迅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 ,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便是如此。无论追忆童年往事,怀念往日亲友、师长,还是描绘晚清社会世态,先生以柔软和谐的的笔触,既慈爱、柔软,也深沉、悲怆;既做温情的凝视,也痛感社会的无奈。
全书插图选用彩墨画画家汪钰元的绘画作品。其作品色墨结合,色彩明亮和谐,清新淡雅,不落俗套,不仅流淌着淡淡的情绪,也缅怀了时光。于汪钰玉营造的优雅恬静的意境中,更能体会鲁迅对往日时光的丝丝眷恋以及淡淡的忧伤。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写作于1926年间,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1927年,鲁迅重新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朝花夕拾》计10篇,将抒情、叙事和议论融为一体,夹叙夹议,或追忆童年往事,或怀念往日亲友、师长,或描绘晚清社会世态,内容隐而不露,不仅优美和谐,朴实感人,更具有现实的批判性和深邃的思想性。其中《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名篇入选全国初高中课本。
全书插图选用彩墨画画家汪钰元的绘画作品。其作品色墨结合,色彩明亮和谐,清新淡雅,不落俗套。
阿长与《山海经》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1】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
“哪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而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惮她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2】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3】,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4】,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5】,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
“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P15-24
《朝花夕拾》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创作的一本散文集,写作于1926年2月到11月期间,共有10篇作品;其中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题》为总题,在《莽原》杂志上陆续发表。1927年5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改名《朝花夕拾》,并添写了《小引》和《后记》,1928年9月由北京的未名社出版。这是一本回忆性质的小品散文,作品以优美的笔调,真挚的感情,记述了作者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大致从1890年到1912年之间的生活。同时,作品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面貌,对保守的旧势力、旧文化和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
《朝花夕拾》是了解中国白话文学的入门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汉学家增田涉在上海内山书店结识鲁迅,并向他请教学习中国文学的门径,鲁迅向他推荐的入门书就是《朝花夕拾》。《朝花夕拾》也是学习写作的入门书。当代著名作家孙犁在一篇关于写作修养的文章中说:“在中国,从鲁迅的《朝花夕拾》读起,这是那样真实而又感人的一本小书,它教给我们记录和回忆生活的方法,使我们能把生活里有意义的部分保存下来,传世益人。”
该书开篇作品为《狗·猫·鼠》,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叙述跌宕起伏,鲁迅从自己的仇猫说到狗的仇猫和狗猫交恶的传说,再说到自己仇猫的真实原因是小时候一只猫吃了自己饲养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但这只是保姆长妈妈的说法;实际情况是,他的小隐鼠想沿着长妈妈的腿往上爬,被长妈妈一脚踩死了。但作品真正的核心是表现童年时代与动物有关的民间文化对鲁迅深刻的影响。老鼠的可爱就是通过民间艺术的形式潜移默化形成固定的观念的。
《阿长与〈山海经〉》,从故事上说是前一篇的继续。女工阿长成为故事的主角。童年记忆中的阿长并不是个可爱的人,因为愚昧和迷信,阿长讲究各种在儿童看来繁复的令人不耐烦的礼节。但作品的重点却在最后的部分,就是这个一向并不让人喜欢的没有文化的女佣,却突然给鲁迅买来了他一直渴望着的绘图的《山海经》。按鲁迅所说:“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第三篇《〈二十四孝图〉》是关于童年时代阅读经历的回忆。作者从与欧美国家比较中,道出中国儿童出版物的可怜状态:“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图画书是作者喜欢的,“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从而揭示封建孝道的虚伪与残酷,以及其对人性的压迫。
第四篇《五猖会》和第五篇《无常》是关于童年时代对民间艺术活动的回忆。在《五猖会》中,作者到东关去看五猖会,是“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但就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父亲出来了,让他先背熟一段枯燥的经书才能上船出发。多年后,五猖会上的热闹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父亲逼他背书的那一段难忘的经历。《无常》是从对迎神赛会的回忆开始,“活无常”是迎神赛会中的“鬼物”之一,但“人民之于鬼物,惟独与他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平时也常常可以遇见他”。作者介绍了各种显现形式的无常,有城隍庙里用铁索钩人的无常,有“大戏”或者“目连戏”里的无常,最后又回到迎神赛会上的无常,作者对无常表达了强烈的喜爱之情,因为“他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人们熟知的经典篇章。三味书屋是作者小时候读私塾的地方,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难忘阶段。通过对百草园里丰富的儿童游戏活动与僵化的私塾教育的对比,表达他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揶揄和不满,批判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本性的束缚和压迫。
《父亲的病》记叙对鲁迅一生影响甚大的事件:父亲的病和死。文中出现了三个作者痛恨的人物,两个是给父亲看病的所谓“名医”,他们诊金高、架子大、脾气古怪,但缺乏真正治病的本领。这对鲁迅的精神刺激很大,多年之后,他在日本留学时决定学习西医,和与包括中医在内的封建传统文化决裂,都与这个事件有关。衍太太是在《父亲的病》和下一篇《琐记》中出现的一个典型形象。在《父亲的病》中,衍太太只是与长妈妈一样繁琐、多事;而在《琐记》中,衍太太就更为卑劣、阴险了,她是鲁迅多年后最厌恶的“流言家”的典型。
当然,在《琐记》中,衍太太只是引子,主要的内容是作者离开家乡到南京就读新式学堂的经历。同后一篇《藤野先生》中的有关描写一样,在《琐记》中,鲁迅尖锐地讽刺了新旧过渡时代所谓新式教育的徒有虚名——“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
最后两篇《藤野先生》和《范爱农》是很有分量的篇章。回忆的内容包括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生活和从日本回国后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在绍兴短暂的教育工作。两篇作品分别记述了一位作者尊敬和同情的人物。范爱农正直倔强,富有爱国情怀,不满旧社会、追求革命,但在辛亥革命后备受迫害,作品表达出强烈的同情和悼念。《藤野先生》成功塑造了作者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期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从这两篇怀人散文中,可以看到鲁迅所赞许的人格特征:正直、诚实、质朴等。
综上所述,鲁迅的《朝花夕拾》为我们展示了从家庭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从古老的绍兴到日本仙台等一系列广阔的生活画面。与鲁迅的其他文集相比,《朝花夕拾》写的是个人的回忆,因此带有相当的抒情色彩,显得安详、平和。但是,作者在回忆的诗情画意中并没有忘记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完全结束的与“正人君子”们的斗争,因而,在叙述中常常不经意地出现对以陈源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的“旁敲侧击”,例如在《狗·猫·鼠》中的开头就有大量关于“现代评论派”的“典故”,如“名教授”“落水狗”等,所以,要想完全读懂《朝花夕拾》,还要同时阅读鲁迅在此前后的其他文章,尤其是《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杂文。
钱振文(博士、鲁迅研究专家)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日: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日: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郝玭,蕃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玭怖之则止。又,武宗朝,闾阎孩孺相胁云:薛尹来!咸类此也。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之明证乎?”(原注:麻祜庙在睢阳。鄜方节度李丕即其后。丕为重建碑。)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今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图》——原书有注云:“卅什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序有云:
“……坊间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儿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炳窃不自量,妄为编辑。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殊未审孝只在乎心,不在乎迹。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
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
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升为“学者”。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只在这里下一个武断:
《玉历》式的思想是很粗浅的:“活无常”和“死有分”,合起来是人生的象征。人将死时,本只须死有分来到。因为他一到,这时候,也就可见“活无常”。
但民间又有一种自称“走阴”或“阴差”的,是生人暂时入冥,帮办公事的脚色。因为他帮同勾魂摄魄,大家也就称之为“无常”;又以其本是生魂也,则别之日“阳”,但从此便和“活无常”隐然相混了。如第四图版之A,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既有了生魂入冥的“阳无常”,便以“阴无常”来称职务相似而并非生魂的死有分了。
做目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祷祈,同时也等于娱乐,扮演出来的应该是阴差,而普通状态太无趣,——无所谓扮演,——不如奇特些好,于是就将“那一个无常”的衣装给他穿上了:——自然原也没有知道得很清楚。然而从此也更传讹下去。所以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的。
不知海内博雅君子,以为何如?
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那一点本文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一年,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天热如此,汗流浃背,是亦不可以已乎:爰为结。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