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中国故事”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下属的中央级财经期刊小康杂志社独家授权的、收集了反映中国从1903年开始，到2013年的跨度达一百年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的历史的集合。全书稿共计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家族·传奇、民国·名流、档案·解密、共和·往事、民间·江湖、硝烟·岁月，以生动详实的资料记述了百年中国的社会历史变迁与中华国土上上演的历史活戏。

《小康中国故事：中国人的家国记忆》讲述了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杂事、家族命运、中日关系、日本人在中国的故事。国宝南迁、张作霖家族变迁、陈其美家族命运、白马诗社、齐邦媛从东北到台湾……众多的人物，众多历史事件，一一揭示。用活泼文字及故事解读历史文化现象、热点问题，不教条，不枯燥，言论趣味盎然。

“小康·中国故事”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与小康杂志社联合策划推出的大型通俗历史类读物。该丛书以历史为主线索，以文化为品位，以普及历史知识、解开历史谜案、还原历史真相、记录历史风云为目的，选文均从已发表的文化、历史、人物类稿件中精选，以细微的笔触写出千百年来的人物心灵史，探寻事件的来龙去脉，再现物件的颠簸跌宕，展现世间的沧海桑田。

《小康中国故事：中国人的家国记忆》所载的基本上是20世纪的人和事，这些文章的亲历者，见证历史、还原真相、订正谬误。在他们的口中，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系于身。　　本书有一定的揭秘性质，内容涉及国宝南迁，白马诗社在纽约，陈立夫家族命运，齐邦媛从东北到台湾的历程，张作霖家族变迁等故事。

国宝南迁的记忆与乡愁

在纽约上空飘散的“五四”遗风

为毛泽东掌勺年夜饭

他是文豪，也是间谍

周玉书：站在三代领导人身后

张一纯追忆父亲张治中与周恩来

陈立夫家族三代人命运——专访陈其美之孙、陈立夫堂侄陈泽祯

从东北“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飘零台湾两代人的命运与悲歌

张作霖家族60年风雨岁月

程默：抢拍到的历史

黄永松：让“中国结”传遍世界

民族手工艺：在传承与颠覆之间

再续犹太人“上海方舟”传奇

日本是祖国，中国是故乡

当灾难来临，我们回到妈妈的故乡

95岁老人的13年跨国诉讼

起诉日本：民间对日诉讼举步维艰

国宴上的外交风云

激荡五十年：从《红旗》到《求是》

法学家小说里的罪与罚

演讲前大使馆曾“采访”坦总统

陕北“白氏”高官层出之谜

红色档案中的飞虎队争夺战

毛泽东族谱的故事

卫浴60年：公共与私密的流转变迁

国宝南迁的记忆与乡愁

60年前，护送国宝的人们茫然踏上海峡对岸的土地。如今，两岸国宝隔海对望，而身居异乡的守护者们却带着浓郁的乡愁渐行渐远。

文/金依莎

喜欢书画文物的人，大多知道北京故宫有个“三希堂”，它曾是乾隆皇帝的书房。能诗词、擅书法的乾隆素来喜欢在全国各地寻觅历代书法大家的名帖，在乾隆十一年他找到了让他叹为观止的3样宝贝——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羲之侄子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件墨宝，被乾隆皇帝珍藏于“三希堂”内，闲时便拿来把玩。

然而，乾隆皇帝不会想到，他珍爱的三件宝贝会在日后的百年命运多舛，如今更是天各一方——王献之的《中秋贴》、王珣的《伯远帖》几经辗转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现收藏于台湾台北“故宫”。“三希聚首”，成了文人墨客们多年来不能圆的一个梦。

而今，时光流转至2010年，“三希聚首”的梦想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北京故宫及台北“故宫”共同选取了7幅国宝级书画珍藏，将其以高科技手段进行复制，并将它们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一起展出，展览的主题为“同根的文明两岸故宫藏珍合璧”。而挑选出的7幅书画中就包括历经磨难、分存两岸的“三希帖”。

除“三希”外，这次“合璧”亮相的还有：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张择端本《清明上河图》”和现藏台北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二者复制品将以“双清汇流”为主题同期推出。

除“三希聚首”“双清汇流”外，“珠椟合璧”也是此次“合璧”展览的一个主题。“珠椟合璧”意指《怀素自叙帖》的前世今生：当年因日军侵略，北平故宫文物管理人员恐藏品《怀素自叙帖》遭到破坏，因而将帖册转移，但珍稀木材制作的椟匣却被留下。孰料“珠椟”一别竟至60载，《怀素自叙帖》现藏台北，椟匣藏于北京故宫。此次亮相世博的展品，是将依原版制作的帖册置于依原样制作的椟匣中。

2010年1月21日，三大主题下的“合璧”展览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会上，有位老人目泛泪光，他就是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庄严之子，来自台湾的庄灵先生。作为几十年前“故宫国宝南迁”的亲历者，如今看到“三希聚首”“双清合流”“珠椟合璧”，庄灵心底所珍藏的，追随南迁文物一起播迁长大辗转飘零的记忆，也随之被开启。

宣统出宫他入宫

庄灵与国宝的缘分缘于他的父亲庄严。1924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庄严，进入刚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 参与清点清宫文物。

1925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庄严从此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

1931年，“九一八”爆发，战火离文化中心北平（北京）只有200多公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抢运国宝，但却引起各方争议。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迁往西安，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转至上海，而北平百姓则公开表示将武力阻止文物南迁。

1933年，日军进入山海关，局势日益险恶，当年担任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当即指示文物暂迁上海租界，并作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于是，故宫工作人员开始挑选文物，装箱放置，而庄严在当时即参加了各种不同文物的装箱工作。

在北平市长周大文的协助下，第一批故宫装箱文物于1933年2月5日连夜运出午门装上火车。2月6日清晨，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开往浦口。18节车厢上装着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半，贴满封条的2 000余口木箱。木箱里除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珍本外，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列车开启，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此外还有张学良的马队随车护卫。

此后，迁出文物在上海保存4年，其间曾挑选80箱精华前往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轰动一时。而庄严正是护送这80箱文物前往伦敦的工作人员之一。

战火之下，国宝有灵

当年，刚刚从伦敦载誉归来的国宝，一到上海，就面临着再次流离的局面，铁箱还没撤去，战火已烧至上海，于是，这80箱文物再次踏上迁徙之路，从此后辗转至汉口、湖南、贵州、四川，最后到达重庆。

而除那80箱外的其他迁出国宝，则分中路与北路进行转移。中路运宝队伍从南京转至汉口、宜昌、重庆、宜宾，最终到达乐山；北路则取道中原，历经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到达重庆。

“我们一家保护的正是那80箱文物。”庄灵说，“当时每到一地都可谓千难万险。我还记得在去四川的路上，走川黔公路过乌江桥时，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中间是竹子与木板钉起来的桥，过桥时所有的人都要下车，让车慢慢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除了路上的颠簸，战火也紧紧追赶着护宝人。在湖南时，护运人员本想将这一批国宝暂时存放在岳麓山湖南大学图书馆，但之后觉得战局不妙，于是马上迁走。仅过半个月，日军轰炸湖南，图书馆夷为平地。“事后大家都说，国宝有灵。”庄灵感叹。

1938年，为避开湘西土匪，护运80箱文物的队伍绕道广西，来到贵州贵阳，后又在安顺县城南门外的崇山峻岭中找到一个溶洞——华严洞，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

安顺生活的6年，让庄灵印象深刻。“那时的日子可以说是吃不饱、穿不好。条件虽然艰苦，但我的童年并不灰色。我还记得当时有一连的军队保卫这些国宝，一大早军队就会出操，唱《大刀进行曲》。天气好的时候，爸爸他们会把国宝的箱子打开，晾晒古画、书法作品，我们几个孩子就蹲在旁边看。”

离开贵州后，庄灵和父辈们一行到了四川巴县，在那里生活一样艰苦，“那时我每天都要和哥哥们一起出去挖竹笋，自己养鸡种菜，吃的是一种被我们戏称为‘八宝饭’的米饭，就是糙米里掺有石子、谷壳、虫子等很多杂物。穿的也一样，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补丁，破破烂烂。最为困难的是那里没有学校，爸爸妈妈只好在家里教我们四兄弟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庄灵记得父亲会带他们做一些游戏，例如“名画接龙”——庄家兄弟们一个人说年代，一个人说作者，一个人接画名，一个个接下去，接不下去就算输。就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间渗入他们的生命。

一生只做一桩事，浑忘喜怒哀乐

1945年8月，日本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秋天，故宫博物院重庆总办事处表示，所有疏散后方之文物，将迁回南京。1947年，庄灵一家以及其他护宝同仁，连同迁出文物辗转回到南京。

但那些迁出的国宝并未结束颠沛流离的命运。1948年9月，辽沈战役爆发，南京动荡不安。11月故宫常务理事集议，决定选择文物精品迁运台湾。1948年12月22日，国民党海军登陆舰“中鼎号”装载着712箱精心挑选的文物起航驶向台湾。庄灵记得，他和哥哥们随同双亲及另外三位故宫同仁，都以押运员的名义登上船。经过多天的海上颠簸，“中鼎号”终于到达了基隆港。

庄灵一家押运到台的文物，只是迁台国宝的第一批。从1948年12月22日“中鼎号”的起航算起，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机场国民党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之时为止，运到台湾的国宝共有5 560箱，这还不包括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此外，抗战胜利后，日本归还的珍贵文物109箱也运到了台湾。

故宫文物到台后，先暂放在杨梅火车站旁的仓库，接着又迁运至台中糖厂仓库寄存，后来长置在雾峰北沟的专用库房，一直到1965年台北外双溪“故宫”新馆落成，迁台国宝才有了安稳之所。

在迁往台北“故宫”新馆前，运台文物曾在1961年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巡回展览。大概是看到一直守护的中华瑰宝终有绽放异彩的机会，庄灵记得文物赴美展出那年，父亲的心情似乎特别好，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甚至模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典故，在北沟的一条小溪旁，举行了一次曲水流觞的聚会。朋友们应邀而来，在草地上席地而坐，盛着绍兴黄酒的酒杯沿着溪水流过客人们的身旁，漂到谁的身边谁就喝酒吟诗。

在庄灵心中，父亲庄严不仅是位考古学家，更是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最欣赏故宫所藏宋代大画家董源绘声绘色的巨幅立轴‘洞天山堂图’，于是，便把居所命名为‘洞天山堂’，从雾峰时代一直沿用到台北外双溪。他身上的那种文化味道，我们都没有了。”

庄灵至今仍记得，长大后有次听大哥说，国宝去台湾前，当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也是庄严的恩师、考古学家马衡曾写信劝庄严留在大陆，“但爸爸左思右想，还是决定护送宝物。从此，师生音讯不通，再也没有联系过”。

或许，像庄严这样和古物待在一起太久的人，是没有多少私念的，想的只是将它们保存下去，传之后代。当年押宝到台的那些专家，最大的心愿是将这些古物重新放回北平（北京）故宫，只是国宝没有回到故里，他们亦如此。台北故宫第一任院长蒋复骢为自己写下的人生结语，或可代表所有迁台国宝守护者的心境：“碌碌无能，一生只做一桩事，尝尽酸甜苦辣；劳劳不惜，终岁难偷半日闲，浑忘喜怒哀乐。”

曾有人问庄灵，一生护宝的父亲生前可有后悔。“后悔？没有吧，我没听他说过。只是在李登辉、陈水扁去‘中国化’时，我听有故宫老同仁说：早知如此，我们当初何必那么辛苦把国宝运来？但当时，父亲已经过世。”1980年，庄严因肠癌在台北逝世，弥留之际，他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北平。

与“三希帖”的前定之缘

回顾父亲与故宫文物关系紧密的一生，庄灵觉得父亲最为遗憾的，便是有生之年未能看到“三希帖”聚首。因为，庄严与“三希帖”似乎有种前定的缘分。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军队兵临紫禁城，紫禁城陷入了一片慌乱，为了填补财政上的窟窿，敬懿老太妃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出皇宫，卖给了一家小古玩店，然后，这两帖被大收藏家郭葆昌购得并珍藏。

1935年冬天，郭葆昌邀请庄严等文物专家到北京秦老胡同中的府邸一叙。席间，郭葆昌让自己的儿子郭昭俊拿出宝物，一亮，在场的几位都吃了一惊，《中秋帖》与《伯远帖》真迹！郭葆昌看出在场人的兴奋，当场宣布，将在去世之后将二帖无偿献给故宫博物院。

1950年，庄严已身在台湾。此时，郭昭俊带着“二希”来到台湾希望能完成父亲的遗愿，以“半卖半送”的方式捐献，无奈当时的台湾当局无款可拨，失望的他只好去了香港，由于生活窘迫，郭昭俊将“二希”抵押给了英国汇丰银行。后来，郑振铎了解到这个消息，周恩来亲自作了回购的批示，11月，王冶秋、马衡、徐鸿宝三位专家亲赴香港鉴定真伪后，用48万港币将这两帖国宝购回。

而另一幅《快雪时晴帖》又是怎样飘落到台湾的呢？也是在冯玉祥的军队兵临紫禁城的时候，溥仪暗中派人把《快雪时晴帖》装入行囊，将要出宫时，被守城卫士搜出，守城卫士将此帖送交给当时庄严任职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清室善后委员会”把它当作头号宝贝严密保护，此后便随国宝南迁的队伍，去往台湾。

“1950年，我父亲并不知道‘两希’已回到大陆，是后来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的，父亲很感慨，写文章说：不知道‘三希’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聚首。”而今，“三希”复制品的重聚，或许是对庄严这样一生护宝的人的某种告慰。而分隔两岸的国宝终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团圆”，带给人们的除了兴奋与感动外，还有对未来的想象与期盼。历史在流转中难免会造成缺憾。而时光荏苒中，这一切或可得到修补与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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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回来的故事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西哲赫拉克利特如是说。更何况，这是一个变化万端的世界，时代潮流浩荡而来，呼啸而去。

时间是一条不息的河流，人们涉水而过，总会留下痕迹。而这些痕迹，有的被郑重其事地对待，浓墨重彩地描绘；有的则随风而去，再无踪影；还有的没入淤泥，被泥沙裹挟，历经沧海桑田，变成记忆的化石。

值得庆幸的是，每个时代总还有一些执着于寻找印迹的人，潜入时间长河，将这些散落的记忆打捞出来。《小康》杂志的编辑、记者们就是这样的有心人，他们将自己沉潜往复的探寻成果集结成册，让今世和后世的人们可以观察、了解那些沉浮于岁月之河的人生。他们跋涉所及的，既有误会重重的古代史迹，也有掩埋已久的近代史事。

1986年，梁培恕第一次萌发了写父亲的念头。梁培恕写父亲，是他发现外界对父亲及其思想的种种解读很多都是简单化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一个真实的梁漱溟是什么样的？1999年时，梁培恕完成第一稿。这本写父亲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却已是2011年。

这是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曹禺诞辰100周年，人们以不同方式赞许他的成就。也有人唏嘘，他晚年时因“写不出东西”而备受折磨。作为女儿，万方则感慨：灵性慢慢干涸，这不是曹禺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一代作家遭遇的困境。”

这是女儿心中的曹禺。

83岁的萧乾遗孀文洁若，如今仍愿做丈夫的影子：写回忆萧乾的书；随身带着萧乾的刻印；讲话时，一定扯到萧乾身上。在萧乾诞辰100周年时，纪念活动不断，活动现场总能见到文洁若，拄着她那根刻了萧乾名字的拐杖。

这是妻子眼中的萧乾。

三毛去世前，留了最后一封信给自己的知己、“爱人”眭澔平。三毛死后，眭澔平接续她的脚步，用20年时间行走180多个国家，以双眼、双手、双腿完成三毛未尽的心愿，以自己的方式解读那个率真外表下，“内心压抑得很深很深”的女人。

这是爱人眼中的三毛。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

中美军事档案合作揭开了尘封60多年的历史：“请肃立、静穆。仪仗队将为你面前的这张6人圆桌依次摆上美国海陆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的军帽与一顶平民的礼帽，这代表美国所有在海外战斗的失踪人员。”

数以千计的日本孤儿在“二战”时被遗弃中国，身份认同成为他们一生的惶惑。6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人不停追问：是什么力量促使黑龙江省方正县的人们向曾经的敌人之子伸出温暖的手、给他们以生的希望？已有三个孩子却又领养了一个日本遗孤的鲁万富说：“怎么说那也是条命啊！”

原央视著名主持人、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崔永元大力倡导“口述史学”，他率领的团队用8年时间采访了3500人，最终完成的纪录片《我的抗战》到底讲的是什么？那些亲历者的讲述令人动容，那些普通的生命个体在战争中的真实状态为何会让人潸然泪下？

一提到叶名琛，熟悉历史的读者就会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怪异策略，从而认定他是清朝晚期一个昏庸的高官。然而，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由清政府和侵略者联手制造的百年冤案？

一个日本老人，为什么跑到中国在黄土高原栽种了1800万棵树？

一个93岁的中国老人，又为什么要坚持在日本打13年的官司？

……

沉没的故事一经浮出，就一定能让我们这些读故事的人惊讶不已。

有些故事是讲大人物的，比如张治中女儿记忆中的周恩来，张作霖家族的60年甘辛，陈立夫家族三代人的命运，冰心与巴金的98封书信，儿子眼中的梁漱溟，名誉遭受磨损的曹禺晚年，林洙读懂的梁思成，等等。在那些名满天下、纵横世界的政治人物、文化名人的光环背后，那些被故意忽略或有意忘记的真性情悄然揭幕。后人由此理解他们的选择，赋予他们的爱恨以不同的意义。

有些故事是描述大事件的，关于一个国家的新生时刻，国旗升降的幕后故事，六十年国家生日的难忘瞬间，关于八年抗战中真正的战士，虚构与真实的中国远征军，从东北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的命运悲歌，永远无法抵港的太平轮。在战火纷飞、国家创立的时刻，把青春与热血献给理想、却又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岂能成为历史的空白？！

还有的故事是关于小人物、小事件、小传奇，讲述的都是时代中被裹着踉跄前行的人们。比如程默，一位摄影家，他是鲁迅葬礼唯一的影像记录者，曾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侵华日军对重庆的野蛮大轰炸，也曾用相机记录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延安的生活工作，还曾亲手拍下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比如康国雄，民国著名金融家康心如最小的儿子，本是“1949年以后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却因一顶“蒋介石干儿子”的大帽子，被困扰了一生，他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带着家人“活下去”。还有霍元甲，传奇的精武英雄，他的真实身世并不显赫，身边也没有如花美眷，性格更非剑拔弩张，出生在一个七代习武的农民家庭，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却幸运地遇上了孙中山。  那条名叫历史的长河，不舍昼夜，奔腾向前。每一朵浪花里都隐藏着故事，每一颗水滴里都饱含着人生。难以忘怀的硝烟，爱恨交织的时刻，被碾压的人性，被命运捉弄的才华，都会相拥着、碰撞着，如泥沙俱下一般，汇入时代的大海。

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逝去的人，都注定以各自的方式与历史相遇。纵然我们不能复原历史，但我们还可以打捞记忆。最能打动人们心扉的，就是那些迎着命运的抗争。这与成败利钝无关。

请大家静一静，读一读这些故事。谢谢。

是为序。

钱文忠

2015-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