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访问，让陈嘉庚“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敬意和拥护，他给延安送了两辆小汽车。而这两辆小车的使用，说来也耐人深思，对我们看待和处理一个时期以来屡禁不止的公车私用，公款消费，讲排场，耍阔气等恶劣风气或许有所启示。
小车送到延安，中央办公厅“理所当然”地要分配给毛主席一辆，却遭到他的拒绝，他提出的原则是，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大的同志。在他一再坚持下，两辆车分别分给了朱德总司令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五老”使用。一次，毛泽东去枣园开会，回来时马突然受惊，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跌伤了手臂，朱总司令和“五老”知道后一定要把车子让给毛主席，他仍“坚不从命”。毛泽东后来也有了一辆“专车”，是华侨捐赠的救护车，但也只是在接送客人时才偶一使用。
像这样相互尊重、相互体恤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转战陕北的一个夜晚，中央的几位领导还没顾上用晚饭，周恩来的警卫员端来一碗小米稀饭和两个馒头，说现在刚刚住下，老百姓都睡了，饭铺也早关门了，好不容易买到两个馒头，同志们看你这些天越来越消瘦，让我送来了。周恩来听罢，态度和蔼地说，我这不好好的么，现在最劳累、最辛苦的是毛主席，快给他送去！接过馒头，毛泽东问，周副主席吃过了吗，警卫员含糊地说一声“吃了”。警卫员走后，毛泽东想到任弼时身体一直不好，便让工作人员趁热送过去。而此时的任弼时，想到的是经常通宵达旦工作的周恩来……转来转去，馒头又回到周恩来跟前。最后，处事周到的周恩来“命令”警卫员将一个带回给弼时，另一个送主席。
三位领袖，两个馒头，一件小事。其中也许就蕴含了那个年代全党全军坚强团结、克敌制胜的宝贵信息，却是离开大陆后的“委员长”痛定思痛未必能想到的。
五
当时的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团结友爱气氛的大家庭。同时，又是政治清明，法纪严明，“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朱德诗句）的民主圣地。
人们都知道作为诗人和政治家的毛泽东，有着常人一样的丰富感情，但在违法乱纪、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面前，他同时也有一般人少有的“毒蛇在手，壮士断腕”的霹雳手段和决绝气概。
1937年10月，曾经参加长征的26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爱情纠葛枪杀了女学员刘茜。审讯时，黄亮出浑身伤疤，请求法庭免于一死，准其戴罪立功，战死疆场。毛泽东接到报告，给审判长雷经天复信：“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触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严格的纪律。”
与这个事件相辅相成的，是毛泽东的两次“挨骂”。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讨论公粮征收工作。会议进行中，天气骤变，一个炸雷击中礼堂梁柱，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消息传开，议论纷纷，有位老乡借机发泄对公粮负担过重的不满，指名道姓地责骂了毛泽东。边区保安部门闻讯，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要严肃追查，公开处理。
P24－25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王巨才的《垅上歌行》，如同生养他的黄土高原一样，即便沟壑纵横，纵使黄沙扑面，仍令人感受到难以忘怀的苍茫和浑厚。
——李舫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
在苍莽辽阔的欧亚非大陆，有这样两“条”史诗般的商路：一条在陆路，商队翻过崇山峻岭，穿越于戈壁沙漠，声声驼铃回荡遥无涯际的漫长旅程；一条在海洋，商船出征碧海蓝天，颠簸于惊涛骇浪，点点白帆点缀波涛汹涌的无垠海面。
这两“条”商路，一端连接着欧亚大陆东端的古中国，一端连接着欧亚大陆西端的古罗马——两个强大的帝国，串起了整个世界·踏着这千年商路，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的人们往来穿梭，把盏言欢。
正是通过这条史诗般的商路，一个又一个宗教诞生了，一种又一种语言得以升华，一个又一个雄伟的国家兴衰荣败，一种又一种文化样式不断丰富；正是通过这条史诗般的商路，中亚大草原发生的事件的余震可以辐射到北非，东方的丝绸产量无形中影响了西欧的社会阶层和文化思潮——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深刻、自由、畅通，相互连接又相互影响的世界。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将这个蛛网一般密布的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几千年来，恰恰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个地区，把欧洲和太平洋联系在一起的地区，构成地球运转的轴心。丝绸之路打破了族与族、国与国的界限，将人类四大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串连在一起，商路连接了市场，连起了心灵，联结了文明。
正是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显示出探知未知文明样式的兴奋，西方历史学家尤其如此。古老神秘的东方文明到底孕育着人类的哪些生机？又将对西方文明产生怎样的动力？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回答了这些疑问：“东方化的西方’，即“落后的西方”如何通过“先发地区”的东方，捕捉人类文明的萤火，一步步塑造领导世界的能力。
正是在丝绸之路上，西汉张骞两次从陆路出使西域，中国船队在海上远达印度和斯里兰卡；唐代对外通使交好的国家达70多个，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长安；l5世纪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到达东南亚诸多国家，远抵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近代科技知识，欧洲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之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
正是在丝绸之路上，世界其他文明也在吸取中华文明的营养之后变得更加丰富、发达。源自中国本土的儒学，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佛教传入中国后，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和理论，并传播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对这些国家的哲学、艺术、礼仪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人发明带动了整个世界的革故鼎新，直接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
法国总统戴高乐评价道，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或是民族国家，她更是一种文明，一种独特而深邃的文明。中华文明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世界主流文化之一，对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其他地区文化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排他性最小，包容性又最强。我们奢侈地“日用而不觉”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已与我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根本的价值取向相结合，不断地延展和衍生自己，成为最基础也最扎实的一层底色。西方学者曾经评价空前鼎盛、空前繁荣的隋唐时代，在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对照得那样的鲜明，以致在文明史上立刻引起一些最有意义的问题。中国由于迅速恢复了统一和秩序而赢得了这个伟大的领先。美国史学家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写道：中国文明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有地理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过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精神约束了它的向外扩张。
由是，经济得以繁荣，文化得以传播，文明得以融合。
王巨才的《垅上歌行／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如同生养他的黄土高原一样，即便沟壑纵横，纵使黄沙扑面，仍令人感受到难以忘怀的苍茫和浑厚。王巨才的笔触，致力承继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以来浩浩汤汤的汉唐文风，字里行间迎面扑来的是浓郁的时代氛围和强烈的生活气息，是契合着历史大势和社会走向的艺术图景与审美风度。
王巨才著的《垅上歌行/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有着传统“士大夫”游记的印记，不管是浑厚的黄土高原，还是灵动的江南，在作者笔下，都是与人息息相关的，作者眼中，山水已不单纯是山水，而是与社会人文、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人的家园。散文中流露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