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至二〇〇二，约瑟夫·弗兰克用二十五年的时间完成的恢弘壮阔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被公认为是世界范围内厚重的陀传。弗兰克站在列昂尼德·格罗斯曼、阿·谢·多利宁等前驱学者的肩上，并利用英语世界得天独厚的文学史及传记撰写经验，成就了这部伟大的传记，它配得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伟大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精)》作为第二部，描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0年代的艰难历程。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受难的年代里进一步巩固了“反叛的种子”，苦役与流放并没有击垮他，通过“西伯利亚小说”的写作，他顽强地保持着与俄国文坛的精神联系，直到1860年代初重返俄国文坛。本书荣获美国一九八四年国家图书奖（传记类）。

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认真的恋爱、婚姻等事件都发生在本卷描述的年代里，使得本书在评传的体例里有意增加了传记的成分，可读性很强。

约瑟夫·弗兰克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精)》是弗兰克教授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著作研究系列第二卷，融合传记、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史的光辉典范。它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的共犯被捕，遣送西伯利亚，终于十年后历尽艰辛重返彼得堡，那时他是一个身心俱变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我信仰的重生”。本卷聚焦于这种变化过程：在他所经受的磨难中寻找原因，在为他未来的伟大开辟道路之进程中寻找结果，只要这些结果清晰可辨。

插图目录

音译

前言

第一部分 彼得保罗要塞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

 第三章 “丰富的生活”

 第四章 “聪明，独立，狡猾，顽固”

 第五章 谢苗诺夫校场事件

第二部分 苦役地

 第六章 初次印象

 第七章 无数的道德恐怖

 第八章 俄罗斯爱国者

 第九章 农夫马列伊

 第十章 新眼光

 第十一章 悲苦中的恶魔

第三部分 初恋

 第十二章 渴望知识

 第十三章 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十四章 有影响的朋友

 第十五章 “穿女装的骑士”

第四部分 再次开始

 第十六章 俄罗斯之心

 第十七章 “强”“弱”典型

 第十八章 文学计划

 第十九章 西伯利亚小说

《舅舅的梦》

《斯捷潘奇科沃村》

 第二十章 归来

参考资料

索引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第二卷涉及这样一个阶段，它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的共犯被捕，终于十年后重返彼得堡，那时他是一个身心俱变的人。本卷聚焦于这种变化过程：在他所经受的磨难中寻找原因，在为他未来的伟大开辟道路之进程中寻找结果，只要这些结果清晰可辨。

一八四九年四月遭拘禁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坛的小圈子里已很知名，即使生活在尼古拉一世严酷的军政统治下，他仍忙着为将来在俄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光荣奠定基础。事实上，当时最重要的批评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曾热情洋溢地预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终有一天会享有盛誉，而许多跟他地位相埒的竞争对手则会长久地归于遗忘；可是没过几年，这种预言性的判断就被推翻。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送往西伯利亚时，他第一部作品《穷人》的成功并没有因后来的创作而延续，他没有实现早期的承诺，因此普遍认为，他是一个被严重高估的作家。没有人能够预见，他才能的惊人发展竟会让他成为现代世界文学举足轻重的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立即引起注意，是由于其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特征。别林斯基称《穷人》是“我们在社会小说方面的第一次尝试”；在别林斯基的评论后五年，亚历山大·赫尔岑于著名的《论革命思想在俄国的发展》中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证明“[我们的]文学作品逐步充满了社会主义的灵感和倾向”。这些灵感和倾向花了很长时间才在俄国诞生，可以说最初是由臭名昭著、不公正的农奴制激发出来的——这个制度长期以来困扰着有教养的俄国社会优秀分子的良心，并成为一八二五年十一月流产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一个动因。

从那时起，新的一代承继了相同的事业。与十二月党人中间主要(但不是惟一)盛行开明的共和制理想不同，如今激励人们的是社会主义理论，那是一八三。年代在法国出现的主张。陀思妥耶夫斯基目睹农民遭遇的残暴，这让他深受刺激；同时，阅读进步的、人道的、模糊的空想社会主义文学(维克托‘雨果、乔治·桑、欧仁·苏，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家)也对他产生很大影响，尽管书报检查官极力阻止，这些作品还是从法国流人了俄罗斯。我们也不要忘记果戈理的《外套》、《死魂灵》给俄国文学带来的新的活力，别林斯基紧紧抓住这些作品，认为它们是同样“慈善”的社会文学倾向在本土的光辉范例。因此，在别林斯基的激励下，当俄罗斯社会文化气候于一八四。年代初从浪漫主义转向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时，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有了足够的准备以积极应对。他第一部作品的非凡成功表明，他跟那些导师和时代学习得很好。但他不只是加入到文学运动或社会政治思想潮流之中，这些思想致力于将俄国农民从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将俄国社会带进社会正义的新纪元。从一八四八年冬天起，他还定期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那是一个由年轻人参与的组织，他们聚集在米哈伊尔·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家，讨论当时的种种重大问题，遭受钳制的俄国报刊是禁止提及这些问题的。一八四八年的欧洲，王权到处被推翻，新的权利在获得，新的自由被主张。在这种紧张的期待气氛的刺激下，国外空前的胜利消息又鼓舞人心，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讨论就渐渐走向更加危险的道路，导致他们不可抗拒地想模仿正在欧洲发生的那些英雄壮举。

P3-6

本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著作研究系列第二卷。不久会有第三卷，专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五年的生活。在那个较短的时期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产量丰富，而且他关心俄国历史激荡时刻的所有突变。因此，对关键时期的他需要单卷描述。第三卷正处于最后的润色阶段，本卷出版不久即可面世。

让人开心的是，第一卷受到了好评，我感谢所有的赞誉，无论是公开刊文还是私下来函。对一个投身宏伟事业的作者来说，这是莫大的鼓舞；要竣工，我还需要更多辛劳的岁月。

这种反应也让我确信，我所选择的方式——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置于他与时代文学及社会文化史的相互关系之中——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他们因为喜欢伟大的作家进而喜欢其传记。如果传记家一味叙述日常生活事件，如果作品被简单分解为一连串的经验描述，这些经验可以（或不可以）作为那些作品的来源，读者的兴趣就无法满足。要尽可能地把握将生活转化为艺术的创造过程，对生活经验的理解与组织就不能违反任何历史记录，以便阐明这种神秘的突变。只有始终通过专注于作品、从作品出发来看待生活，而不是像更为寻常的那样，将作品视为生活之多少有些偶然的副产品，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知道，第一卷保持这样的专注并不十分困难，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叙述大体上可以依从他与一八四〇年代多种文学及社会政治圈的关联。但本卷却面临全然不同的问题，因为在这十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在孤独的监禁之中度过，接着去了西伯利亚的劳役营，后来则成为俄军西伯利亚兵团的一个士兵。他与俄国文学活动中心相隔数千里，有四年甚至与外面的世界失去一切通信联系。

因此，与早先的做法相比，我需要从更为孤立的状态（当然不是社会的，而是文化的）来描绘他，这给了我许多麻烦。我很难根据我选择的视角来谋划那些涉及劳役营生活的章节，尤其很难根据这些方法去解释这些岁月中那个最关键的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我信仰的重生”。大多数早先的作者只是满足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寻章摘句，却什么也解释不了；要么就照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尽管明显无能），根据各种仔细的检查加以推断，试图切合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的只是针对人民而不是沙皇父亲的罪恶感）。因此我得重新探究问题；这让我关注到那些多少被忽略的方面，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波兰狱友关系的催化作用等。我的叙述始终留意于这些经验对他所具有的意义，它们在导致他放弃过去某些东西、为未来思想观念及艺术演进准备道路方面的决定作用。

此外，无论是在这个阶段之前或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都表明，他极不愿意失去与正在发展着的俄国文化的联系；因此，我将他生平的这一特征置于我全部描述的前景，甚至忽略了对手头文献进行更全面生动的调遣。我可以补充的是，这种努力带来了喜出望外的结果，使我能比以前更深入地探究某些宁可被忽略的材料（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的通信，只有普列谢耶夫一方的信件留存下来）。这些文本对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五十年代中期俄国文化景象的反应明显具有参考价值，因此有助于廓清他生平的这段模糊图景。

不过，他第一次认真的恋爱、婚姻等事件都发生在本卷描述的年代里，比起第一卷对他私生活的处理来，就不可避免要从传记角度给予更多的对待。但我不想陷入与鲍里斯·艾亨鲍姆一样的荒谬境地。对这位评论家我十分景仰，他关于托尔斯泰的三卷本著作（遗憾的是，他去世之前未能完篇）对我是一种激励。他是俄国形式主义创始人之一，与该学派所有成员一样，他激烈反对混淆艺术与生活，后来他着手对托尔斯泰进行宏大的历史研究——但如他谨慎解释的那样，只限于“文学习俗”层面（亦即那个时代的文学及社会文化史）。他在第二卷中非常详细地讨论了托尔斯泰在为农民的孩子开办学校时所作的努力以及他的教育理论，最后艾亨鲍姆得出结论说：“托尔斯泰没有移居国外，而是关闭了学校，结了婚，盘踞在亚斯纳亚·ⅹⅲ波良纳——像城堡里的封建主一样。”关于婚姻就这么多！尽管我对艾亨鲍姆无限尊敬，这番得意洋洋的偶像破坏行为也让人精神一新，可我总觉得，在“真实生活”方面他可以写得更多，这并不妨碍对“文学习俗”的主要兴趣，后者让他的苦行走向了极端。

在第一卷的前言中，我曾说：“我所写的这本书……不是一部传记。”写作本卷时，我无论如何都相信，我的那句话作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区分；我仍然认为，那些试图在我的作品中寻找“常规传记”的人往往会感到失望。批评界的反应也帮助我改变了想法，因为人们一致认为，第一卷并非试图与传记彻底决裂，而是可喜地着意拓展这一文类的界限。是的，现在我也欣然接纳一个优秀评论家的观点，他大度地谈到了我的承诺：“融合传记、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史的实验。”此刻我认识到，这种融合正是我孜孜以求的。本卷是否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应让读者诸君评判。

许多年来我数易其稿，这个任务漫长而艰辛。在前一卷的前言中，我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达了谢意。我仍感激鲁弗斯·马修森，他的故世于我是损失，我的题献记录的就是这种感受。关于这第二卷，我尤其要再次感谢罗伯特·L.杰克逊和勒内·韦勒克，他们阅读了手稿，给我批评建议，为本书增色。尼娜·别尔别罗娃也好意阅读，并以其对俄罗斯生活与文学的精通给我帮助。她帮我避免了几处惊人的错误，并让我瞬间与我的传主亲近起来。我曾提到外省城市特维尔的地区委员会，她无意间说，她的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个开明地主，曾见过逗留其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朱利安·杰恩斯给了我有关癫痫病的材料，并大力帮助我与耶鲁医学院的吉尔伯特·H.格拉泽博士取得联系，后者抽时间对我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病的描述进行专业性审读。他们的帮助都是巨大的。

我还要感谢戴维·戈尔茨坦，他核对了我的脚注，纠正了转写错误。我感谢丽贝卡·巴林斯基太太和珍妮特·米尔斯基太太，她们一丝不苟地阅读校样，让我很受益。我的文字编辑格雷岑眼光犀利，各种错漏都逃不脱他的眼睛，他还在文体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我的打字员卡罗尔·西曼斯基无限耐心，她对我正在展示的故事的兴趣让我相信，我在文本中设法做到了ⅹⅳ保持叙事的节奏。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斯拉夫目录学家奥雷斯特·佩列奇始终见闻广博，对我有求必应。盖洛德·布赖诺尔弗森也是该馆图书馆员，像在第一卷中一样，他自愿为我编写本卷的索引，不顾自身责任在不断增加。

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间的间隙，古根海姆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了我支持，让我有时间摆脱教务。没有他们的资助，谁知道这一卷会拖多久！对他们无限的帮助，我惟有深深地感谢，我衷心赞赏他们无比宝贵的帮助。在支付研究及打印开支方面，普林斯顿研究会一直都很及时。

最后，作为惯例，我必须把最后的话留给我的妻子玛格丽特。不过，我向她致意的责任远非出于恪守某种职业礼仪。尽管她自己的学术工作也面临许多要求，她还是做了我的第一读者和编辑，在材料组织和文体风格方面，我绝对仰仗她的判断。她在编辑方面的建议让我释然，文本能够不断推进。我的工作若没有她的引导将会负担很重，这一点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真正理解。

约瑟夫·弗兰克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82年11月

这部雄心之作满纸生辉——严肃的知性，对俄国环境及资料的驾驭，谦和的语调，温润的感情……弗兰克显然正在创造这个时代伟大的作家传。

——欧文·豪，《纽约时报书评》

美国文学研究的优异成果之一。

——勒内·韦勒克，《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

这是过去一百五十年来关于这位有非凡影响力的小说家相当可靠、细致、均衡、新颖的叙述，也很迷人。

——《波士顿环球报》

弗兰克向我们证明，他不仅是当今相当优秀的文学传记家，也是罕见的洞幽烛隐的批评家。

——《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