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诗歌同日本文学、文化的历史一样，经历了古代吸收中国诗歌传统、近现代吸收西方诗歌精髓的过程。唐月梅著的《日本诗歌史》从日本原始歌谣与咒语、诗词、神话传说等形态混合－分化－形成独立诗歌形态讲起，将日本民族诗歌——和歌的诞生，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的问世，日本汉诗的兴起等源头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考究。又将近代日本诗歌在西方美学和艺术精神的影响下的流变，唯美诗、象征诗等的派别之争，无产阶级诗歌运动和现代派诗歌运动等核心事件的始末进行了归纳论证。

日本诗歌史像日本文学史、文化史一样，古代之吸收中国诗歌和诗学、近现代之吸收西方新诗和诗学，都是以本土文化思想为根基加以消化形成的。唐月梅著的《日本诗歌史》的记录从日本原始歌谣开始，关涉日本民族诗歌——和歌诞生，又将和歌与中国古诗的接触、日本汉诗的兴起等历史脉络加以整理，进而将近现代以来日本诗歌通过与西方艺术精神的交流创造新诗体，走向现代化、多样化的过程进行分析，突现了日本古今诗歌发展的历史不是变迁史而是同汉、洋诗歌的融合史的观点。本书以史料为基础，力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以此来建构日本诗歌史的框架，并融汇美学的思考。全书还以日本诗歌史的进程为参照，对比研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与『拿来主义』的关系，将文化的融合与中西交流放在世界史的研究视角进行分析，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一片诗心铸诗史(代序)——唐月梅先生《日本诗歌史》学习札记

第一章 日本诗歌的起源

 第一节 原始歌谣的源头

 第二节 古代歌谣的形成

 第三节 短歌形态的初现

第二章 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的诞生

 第一节 《万叶集》的问世

 第二节 万叶歌风的形成

 第三节 万叶歌学批评意识的萌芽

 第四节 《万叶集》与中国文化

第三章 《万叶集》的主要歌人及歌作

 第一节 柿本人麻吕

 第二节 高市黑人·山部赤人

 第三节 山上忆良

 第四节 大伴旅人·大伴家持

 第五节 东歌·戍边歌

第四章 古代汉诗文兴起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影响与汉诗文勃兴

 第二节 现存最古汉诗集《怀风藻》

 第三节 三大敕撰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

 第四节 《白氏文集》的流行与汉诗人菅原道真

第五章 和歌的中兴与《三代集》

 第一节 私撰集·敕撰集的流行

 第二节 纪贯之与第一部敕撰《古今和歌集》

 第三节 古今时代的六歌仙

 第四节 《后撰和歌集》与《拾遗和歌集》

第六章 古代诗学·歌学的诞生

 第一节 中国诗学的引进与《歌经标式》等

 第二节 空海与《文镜秘府论》

 第三节 《古今和歌集》序中的歌学论

 第四节 赛歌兴隆及判词的批评意识

 第五节 忠岑·公任·俊赖及歌论书的流行

第七章 和汉诗歌并存与歌谣·和歌再昌盛

 第一节 和汉诗歌并存与《和汉朗咏集》

 第二节 汉诗文精粹的双璧《本朝文粹》《本朝续文粹》

 第三节 神乐歌·催马乐与《梁尘秘抄》《闲吟集》

 第四节 八代集的规范化

 第五节 西行与《山家集》

第八章 中世和歌的革新与《新古今和歌集》

 第一节 歌坛空前活跃与私家集·敕撰集共荣

 第二节 《新古今和歌集》的新世界

 第三节 《新古今和歌集》的歌人们

 第四节 十三代集与三大家道派的形成

第九章 中世歌学的新超越

 第一节 歌学的新发展

 第二节 藤原俊成承前启后的歌学

 第三节 藤原定家与歌学体系化的完成

第十章 中世新兴的连歌·狂歌·川柳

 第一节 连歌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救济·良基的开创性贡献

 第三节 心敬·宗祗将连歌推向新高峰

 第四节 狂歌·川柳的流行

第十一章 五山文学体制内外的诗

 第一节 五山诗与中国禅林文学

 第二节 五山文学的主要代表诗人们

 第三节 五山诗文双璧义堂周信·绝海中津

 第四节 一休宗纯诗的狂气

 第五节 良宽诗的风流

第十二章 近世俳句·俳论的兴起与革新

 第一节 从连歌到俳谐连歌·俳句的演变

 第二节 贞门派与谈林派的俳论论争

 第三节 芭蕉与俳句革新

 第四节 蕉风俳论的独创性

 第五节 蕉门对蕉风的继承与发展

第十三章 近世歌学论的形成与俳句中兴

 第一节 复兴国学对歌学论的促进

 第二节 与谢芜村与俳句中兴

 第三节 小林一茶的新句风

第十四章 近代新诗时代的到来与流派的勃兴

 第一节 《新体诗抄》与翻译西方诗

 第二节 森鸥外译《于母影》与浪漫派兴起

 第三节 浪漫派诗人岛崎藤村·北村透谷·石川啄木

 第四节 唯美派与北原白秋·木下奎太郎

第十五章 近代和歌·俳句的改良与革新

 第一节 传统和歌的革新

 第二节 俳句改革的尝试

 第三节 正冈子规及其弟子们

 第四节 与谢野晶子与明星派歌坛

第十六章 近代象征诗派的开展

 第一节 从浪漫·唯美诗风到象征诗风

 第二节 近代诗的新时代与象征诗的展开

 第三节 象征诗坛的“白秋·露风时代”

 第四节 蔌原朔太郎与近代象征诗的完成

第十七章 民众诗的兴起与现代艺术派的萌芽

 第一节 民众诗的兴起

 第二节 农民诗人宫泽贤治

 第三节 无产阶级派诗与代表诗人

 中野重治·金子光晴·小熊秀雄

第十八章 现代诗歌展开

 第一节 现代艺术派与现代初期的诗歌运动

 第二节 现代象征·唯美的代表诗人高村光太郎

 第三节 《诗与诗论》派的西胁顺三郎·三好达治

 第四节 《四季》派的立原道造·中原中也

第十九章 当代诗的新起点

 第一节 战后的反思与诗歌的新起点

 第二节 历程派重建与荒地·列岛两派的诞生

 第三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新生代诗人登场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日本古代文学批评意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其萌生首先是在日本国内历史文化因素作用下流动和变化，诞生期是非常缓慢的。日本奈良朝迁都平城京(710)，进一步以中国唐代文化和制度作为规范，制定《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实现了律令制度。推进这种改革的政治背后，渗透到日本古代社会的儒佛文化的新思想，推动了神话时代进入人的时代，促进人的意识的成长，个性的自觉，文学上开始注意个人感情的表现。也就是说，文学的创作从无自觉的生活意识——比如原初歌谣、祝词、神话传说中的原始信仰生活、性生活，到自觉的表现艺术与人生的过渡。《万叶集》的文学意识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萌生的。

上章已经言及，《万叶集》之前，自文字文学产生伊始，《古事记》《日本书纪》谈及的心．词关系的歌的最初分类意识，无意识地表明了对文学的见解，已含有朦胧的批评意识。山上忆良的《类聚歌林》(707)，以及《柿本人麻吕歌集》《笠金村歌集》(733)，及其后《怀风藻77(751)的序等，已颇具编纂歌的精神和分类整理的意识，但都是零星的议论，不能算是歌学批评意识的自觉立言。《万叶集》的编纂分类法，承担着催生歌学批评意识的历史性任务。

《万叶集》初期对选歌标准上已有粗略的要求，在常陆国的部领防人大目正七位上息长真人国嶋进歌数17首，选其一首，明示“但拙劣者不取载之”(卷20—4372防人歌)，说明对万叶歌萌生最初的评判优劣的批评意识。《万叶集》的歌学之价值，不单表现在它作为选人歌集的评判优劣上，而且表现在它的编纂分类显示出歌学批评意识上。一般考证，编纂者已根据某种批评意识，来从事万叶歌的分类。从他们分为三大类来看：第一类以歌的形态分为短歌、长歌、旋头歌。佛足石歌，但长歌只有260首，旋头歌只有60首，余均为短歌(反歌与短歌同一形态，故归此类)。可以说，以短歌形态为主体，完成了日本民族诗歌——和歌的形式。第二类以歌的素材分为杂歌、相闻歌、挽歌、四季歌，其中以恋爱为内容的相闻歌居多，除了男女之情外，也有触及父母子女之情的。第三类以歌的表现方法，分为正述心绪、寄物陈思、譬喻歌，前者直接表现感情，后两者借助物间接叙述感情。这种分类法无疑受到中国诗学的赋比兴的启示，但不是盲目照搬，而是经过对“心物融合”的特别思考的结果。

首先，以《万叶集》的编纂基准来说，《古事记》、《日本书纪》的上代歌谣句数、音数不定型，且多为偶数句，其形态处在混沌状态中。《万叶集》前期的九百多首歌，大多还带有上代歌谣的性格，在汉诗五言、七言的影响下，逐步将没有定型的上代歌谣发展为具有五七调的长歌和短歌等多样形态。后期更形成以短歌形态为中心，建立日本民族的歌体。从混沌形态到长歌、旋头歌的衰微，最后由短歌形态来统一，其原则有二：一是从偶数形式到奇数形式；一是从长形式到短形式。同时，将短歌形式五七五七七的五句，分为序辞、发起、述义、判辞、结语，出现五句合一的心象。这种形成以短歌为中心的见解，不仅展现了日本民族的简约审美情趣，而且反映了歌学批评意识的产生。(p34-35)

一片诗心铸诗史（代序）

——唐月梅先生《日本诗歌史》学习札记

记不清最初读到唐月梅先生的文字是在什么时候，但印象鲜明地记住唐先生的名字，则肯定是在读到她翻译的川端康成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辞之后。那时我刚刚读过川端的名作《雪国》，很为小说中诗意的句子和描写所打动，但让我反复翻读而仍流连不已的，却是这篇《我在美丽的日本》。也许因为自己已经开始写一些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文字，自然就更为感佩川端先生能把谈文论艺的文章写得如此诗情盎然。不过，实话实说，当时我虽然记住了译者，却没有怎么考虑译者的存在，甚至没有觉得自己是在通过译文阅读川端，仿佛阅读“中文的川端”是很自然的，并没有生疏和异样的感觉。若干年后，当我也学习做一点文学翻译，对照日文原文重新阅读唐先生的译文，才渐渐体会到，为了把川端深潜于幽雅的日文表现里的诗意转换为同样具有诗意的中文，她曾付出了怎样的心力。

在我看来，唐先生对川端文章的诗意把握和转换，主要着眼于内在的节奏、语调和意境，她当然也注意词句的推敲和锤炼，比如把川端演说辞的标题“美しぃ日本の私”译作“我在美丽的日本”，把演说辞里引录的道元、明惠等禅师充满玄思奥义的三十一音节和歌译为中国旧诗句调的七言两行，无疑都费了很多心思。但唐先生似乎无意追求造句的标新立异，也无意追求译文的陌生化效果，而更在意合乎汉语表达的规范，她的翻译基本以忠实原作的“直译”为原则，不刻意藻饰，更不做过度渲染，却能够在中规中矩且很有节制的汉语表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诗一般的优雅韵味。这不限于她的川端翻译，在她翻译的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里，我也读到了同样的笔致。

唐先生译作很多，仅就她翻译过的日本现当代作家也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她对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有一种特别的喜爱。这虽然不见诸她的公开谈论，但分明体现在她的翻译文字里。翻译家为原作者代言，同时也通过译文表现自己，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唐先生的译笔一旦接触到川端或东山，便显得格外舒展，便见出别样的精神，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诗心的契合吧。

唐先生其实是很有诗人气质的，尽管她给人的印象，更多是温文的翻译家和知性的研究者。据我的有限了解，她人生历程的几次大转折：从1950年代初告别世代侨居的湄公河畔，毅然返回新中国求学，到1970年代末从中央对外文化交流机关转到学术研究机构，在将近知天命之年，决然以日本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为志业，再到退休后潜居书斋，和叶渭渠先生一起悄然开始新的学术人生，埋头译著二十余年，每一次选择，都不是出自理性的功利考量，而是她内心里超越了功利的理想和激情使然，而这理想和激情，不正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情怀吗？秉持如此纯粹的诗心，加之对诗意文字的特殊热爱和特别的敏感，唐先生把《日本诗歌史》作为自己晚年的重要工作，可谓是情之所至，理所必然；而在最近几年，她承受巨大的心灵创痛和身体疾痛，仍写作不辍，终于奋力完成了这部厚重的著作，更可以说是为了诗“九死而不悔”了。

唐著《日本诗歌史》体大而思深。体大，首先表现在其囊括的内容，从上古的原始歌谣、咒语、祝词，到二战以后的诗坛与诗作，唐著宏观勾勒了有文字记录的曰本诗歌的历史轮廓，且对其中的重要思潮、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悉数论及，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通史。体大，还表现在唐著的整体史观。唐先生写诗歌史，显然不满足于简单地罗列诗歌现象或排列诗人名谱，而是把日本诗歌视为一个有自身发展、演进路程的有机整体，努力在追溯其历史轨迹的过程中，发现其艺术表现的特质，思考其嬗变的规律及导致其变化的各种因素。而这，也是唐著“思深”的表现。

唐著的“思深”，还表现在对日本诗歌史的开放性的认识和描述上。唐先生认为，日本诗歌的历史，不是纯粹自发的由古而今的变迁史，而是以本土文化思想为根基，不断吸收、消化外来诗歌和诗学营养而最后达成日本化的历史，是和汉、和洋诗歌由冲突而并存，最终实现了融合的历史。在很长的时间内，强调日本诗歌的“民族”传统，重“和”而轻“汉”，甚至把“和歌”叙述为日本诗歌的惟一正统谱系，曾经成为有关日本古代诗歌史的主导叙述，比较而论，唐先生的“融合说”显然比此类叙述更具开放性，也更符合历史实际。而唐著在关注外来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夸大“影响”的作用，唐先生明确说，她不认为“影响”会起决定性作用，她的关注重心更在于外来影响和本土传统经过冲突和融汇之后所引发的诗歌表现、类型乃至诗学理念的变化。在这方面，唐先生明显表现出了文学史家的理性和冷静。

整体性的历史观，是支撑唐著《日本诗歌史》这座宏大建筑的坚固基石，应该也是激励唐先生独立完成这部著作的重要动力。但唐著同时也对这座建筑里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精细雕刻，对每一个时期的重要诗歌现象、诗人和诗作，皆做扎实的个案研究，既细致解读具有代表性诗作的古至今的各类诗型、诗体以及各种风格和流派，唐先生尝试以多样诗式对应，或译为中国旧诗体式，或以口语自由体表现，目的皆在既传达日文原作的韵致，又具备中文诗歌的风神，而这种跨语言探索的艰辛，常常隐而不显，须用心品味才可察知。当然，唐先生的译诗虽不乏佳句，但如同诗无达诂，诗亦无达译，依唐先生一贯的谦和性格，她自己肯定认为翻译无止境，译诗更是一项永存遗憾的工作，不过，她仍然锲而不舍，在《日本诗歌史》里，把很多迄今尚无中译的作品译为中文，这种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努力，无疑是值得深深尊敬的。

作为后学，我很早就阅读唐月梅和叶渭渠先生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后来以比较文学研究为业，关心范围在中国和日本的近现代文学之间，有时做一点翻译，结识了几位同道，自然就更多了直接向唐、叶两位先生请教的机会。尤其是在两位先生刚刚退休并开始新的著译工作的那几年，他们位于一座简陋宿舍楼六层的住所，也就是叶先生常在书前文末自署“寒士斋”的狭小客厅，常常成为我们去叨扰聚谈的地方。落座之后，叶先生会给每人沏上一杯香浓的咖啡或浓郁的红茶，然后搬来他们新近出版的译作或著作，一一签名留念，而唐先生则在一旁静默地微笑。但现在，叶先生爽朗开怀的笑声，唐先生温文静谧的笑容，寒士斋里茶香伴书香的温馨情景，都成了远去的记忆。2010年12月11日晚叶先生在北京遽归道山，唐先生随后便和子女远赴美国。后来通过友人听说一点消息，知道唐先生承受巨大的精神创痛和自身的疾痛，仍勉力翻译和叶先生合译的《源氏物语》未完部分，并继续写作《日本诗歌史》，内心只有感佩和默默的祈愿。再后来，唐先生邮件传来《日本诗歌史》文稿，并嘱写序言，令我既不敢辞，又惶恐不敢应，踟蹰推延，居然一年有余，两月前叶建兄回国出差，专门约我见面，赠送作家出版社印行的叶、唐两先生合译《源氏物语》三册，使我知道，尽管无论学识还是资历，我都不能担当为唐先生著作写序的重任，但此事却无论如何不可再拖，遂写成以上札记式的文字，算作初步学习唐先生著作的心得，也作为今后继续学习的开端。

王中忱

2014年7月28日，写于北京清华园

撰写《日本诗歌史》的意愿，萌生于笔者与叶渭渠同志合著《日本文学史》（全四卷六册）这十年间，笔者主要负责写戏剧、诗歌部分，积累了一定的史料，再加上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十数年，笔者由于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关系，先后接待过无数日本著名诗人、歌人、俳人；诸如：壶井繁治、草野心平、土岐山麻吕、中村汀女、井上靖、堀田善卫、金子光晴、大冈信等先生，年轻时代的笔者只觉得这些诗人们风姿潇洒、各具特色，个性鲜明、语言幽默。比如草野心平与廖承志先生，既是老同学又是老朋友，他们相见言欢，直接用日语对话，十分亲切，他们在晤谈中每每开怀大笑，人情味几十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在日本诗史上留下不少业绩的诗人们的面影，不时在笔者脑海里浮现，不由人觉得似乎值得将他们的成果与业绩向中国读者作介绍。

日本诗歌史像日本文学史、文化史一样，古代之吸收中国诗歌和诗学，近现代之吸收西3－新诗和诗学，都是以本土文化思想为根基加以消化，最后达成日本化。也就是说，日本诗歌不是纯粹自发决定，也不是影响决定，外来影响是相对的。因此内容突现日本古今诗歌发展的历史不是变迁史，是和汉、和洋的诗歌的融合史。同时以史料为基础，力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来建构史的框架，并融会美学的思考。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将本书列入该项科研计划，感谢林林先生于生前留下的宝贵墨迹，为本书封面挥毫，感谢王中忱先生为本书作序，同时感谢恩师季羡林先生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将之列入出版计划，使它顺利地与我们读者见面。

渭渠生前是本书的第一读者，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有关理论部分共同商讨而写就。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本书完成大半时，于2010年12月11日晚10时30分，心源性猝死残酷地夺走了渭渠宝贵的生命。我痛失今生生活上的贴心伴侣，事业上的知音、良师益友，顿时宛如晴天霹雳，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猛然深陷孤单寂寞的茫茫苦海，难以自拔。很长一段期间，精神上几近崩溃，恨不能与他共赴黄泉。经过一段漫长岁月的折磨，在子女与亲友的悉心维护下，好不容易才逐渐恢复正常，继续努力孤军奋战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终于完成了我们多年来共同合译的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交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并写就了此书。

最后，祈盼读者不吝赐教。

唐月梅

2013年3月写于美国加州山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