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当属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在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之际，罗莎蒙德·巴特利特著的这本《托尔斯泰大传（一个俄国人的一生）》以新颖的视角解读了他非凡的人生岁月。随书附托尔斯泰各个历史时期珍贵照片及其年表、家族树、英文原版资料出处全方位还原托尔斯泰的真实一生。

1910年11月，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客死在俄国一个偏远的火车站。弥留之际，世界很多媒体的记者云集于此。晚年托尔斯泰眼中的贵族家庭生活已腐朽不堪，他最终决心离家出走，却在途中病倒不治。

托尔斯泰身处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这个俄国历史上动荡不安而又令人着迷的时期。无论是同时代人还是评论家，都将他奉为世界文学巨擘。托尔斯泰毕生都在反抗，他背叛文学成规，否定传统教育，打破家庭桎梏。罗莎蒙德·巴特利特著的《托尔斯泰大传（一个俄国人的一生）》这本独具一格的传记，重新解读了这位迷人而又骇人、睿智而又乖戾的时代巨匠。

年表

引言

第一章 祖辈：托尔斯泰家族和沃尔康斯基家族

第二章 贵族的童年

第三章 沦为孤儿

第四章 青年时代

第五章 地主、赌徒、军官和作家

第六章 文学的角斗士和悔改的贵族

第七章 丈夫、养蜂人和史诗诗人

第八章 学生、教师和父亲

第九章 小说家

第十章 朝圣者、虚无主义者和农夫

第十一章 教派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宗教圣愚

第十二章 长老、变节者和沙皇

后记 布尔什维克的元老

注释

托尔斯泰家的管家福卡·德米迪奇，曾在管弦乐队任第二小提琴手，但是到了30年代，托尔斯泰的童年时期，他的职责仅限于身穿蓝色双排扣大衣在每天下午两点钟宣布午餐开始，主持烦琐的就餐仪式。与许多贵族家庭相比，托尔斯泰家的生活简朴之极——只有两面镀着金边的镜子、几张伏尔泰式扶手椅和红木餐桌，住宅的陈设可谓相当寒酸，家具和桌布全系自家制作。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却精心维护了俄国贵族古老的家庭传统。托尔斯泰在回忆录中自豪地说，他的父亲不必忍受在尼古拉斯一世政府中任公务员的屈辱经历，他确实在童年和青年时期从未见过一位官员。弘

托尔斯泰一家有各种他们谨遵不渝的家规。每天早晚家庭成员之间都要互相吻手。每逢礼拜日他们列队去村庄教堂（在教堂里父亲弯腰屈膝，右手触及地面，孩子们试着学他的样子）。不过在托尔斯泰家日常生活中当属午餐时分规矩最多。全家人，包括孩子们和家庭老师，全都聚集在客厅，等候尼古拉·伊里奇走出书房按时陪伴他的母亲走进餐厅。每位家庭成员座椅背后站着一名仆人，左手托着的餐盘紧抵前胸，客人则由自带的仆人侍奉。餐毕，托尔斯泰的父亲从仆人手里接过烟斗径自走进书房；祖母走进客厅，孩子们和费奥多·伊万诺维奇一同下楼绘画。

托尔斯泰坦承他早期的童年生活无比美妙和优越。跟当时许多的俄国乡村庄园一样，雅斯纳雅·波良纳不啻于一个自给自足的王国，有众多的农奴各司其职：挤牛奶、砍柴、织毛毯、修鞋、喂马、喂养猎犬、清理道路、记账、准备膳食、打水、洗衣服。这也是托尔斯泰从不需要离开的世界。雅斯纳雅·波良纳有他的亲戚和许多仆人，为他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平安的环境。这也是他跟随私人教师接受启蒙教育的一座精英学校，一座巨大的游乐园，里面有树林、池塘、蜿蜒的小径和溪流，引诱孩子们深入其间，一次次地猎奇探险。此外，它还有美丽的自然景致：林荫大道，典雅的花园，静谧的池塘。托尔斯泰出生后的8年期间一直在这座乡间乐园受到精心呵护：其间他最重要的一次远行就是走到楼下——5岁那年他走出保育室与哥哥们待在一起，开始由他的德国老师管教。

现存资料中虽然鲜有旁人对托尔斯泰幼年时期生活经历的描述，但从中仍可窥见其淘气的性格。比如托尔斯泰6岁那年艾琳在写给塔吉雅娜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小列夫”被禁止坐上餐桌已有一段时日，意指这在当时已是常事。托尔斯泰的“独创能力”也在小小年纪就已被人发现：他的亲戚们记得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这孩子突然一时兴起来到客厅，转过身，背对屋里的所有人脑袋后仰而不是朝前低垂，同时咔嚓一声双脚并拢给他们鞠了一躬。

托尔斯泰在耄耋之年开始写回忆录时，拒绝谈及自己童年时的所有美好记忆，既是因为它们“不可胜数”，也是因为他担心无法将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忆如实传达给读者。37托尔斯泰记得父亲经常外出归来和出门远行，记得父亲讲过外出打猎时的种种历险趣闻，除此之外，他能想起的具体事件实在有限。某件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记得这样的情况总共有三次，其中有两次引起了他的好奇。一次是在托尔斯泰年龄很小的时候，他母亲的表弟（沃尔康斯基公爵家族的一员，一名骠骑兵）来家里做客，把他抱到自己的膝盖上坐着。托尔斯泰在回忆录中写道，当这位年轻的军官对着他的后脑勺和其他大人说话时，他感到压抑，竭力想要挣脱军官的怀抱。这反而使他将小列夫搂得更紧。这种被束缚、没自由的感觉激怒了他，于是他开始哭嚎起来，想赶紧逃脱。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坚定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抵制旁人让他屈服顺从的企图。

另一件他印象深刻的事，与来雅斯纳雅·波良纳做客的另一位亲戚有关，“大名鼎鼎的美洲佬”费奥多·伊万诺维奇·托尔斯泰伯爵，他的叔叔。他在托尔斯泰心中的印象则要好得多，并且关乎托尔斯泰所解释的基本家族特征：dikost（迪克斯特）。这是一个多义词，在俄语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迪克斯特的字面意思为“放荡不羁”，但它还可以表示不善交际和害羞。在其他语境中它还有奇特、怪诞或荒唐的意思。托尔斯泰喜欢对这一词另作别解，将其用以形容家人拥有激情和魄力的特质。这个词在他的作品中不带有任何贬义。对他来说这个词意味着思想的独创性和独立性，以及迥异于任何人的行事风格。的确，托尔斯泰长大成人后做的每件事几乎都有悖常理，1862年教学杂志创刊时，他甚至用蕴含此意的迪克斯特一词，描述他希望在教学中贯彻实施的激进理念。托尔斯泰不仅从他许多杰出的祖辈身上感受到迪克斯特，在一些与他同时代的亲戚身上也同样感受到了——甚至包括他那位非常拘谨正派、活泼但极为沉稳的远房亲戚，一位皇宫侍女。“您已经和我们一样具备了托尔斯泰家族特有的迪克斯特”，1865年他在给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托尔斯泰的堂姑妈，又称亚历山德琳——译注）的信中写道。“费奥多·伊万诺维奇给自己纹身并非毫无缘由。”费奥多·伊万诺维奇·托尔斯泰伯爵的确是托尔斯泰家族中最放浪不羁的人：这个年轻人登上南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岛后，决定效仿当地人，将自己全身刺满花纹。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后来转而将比她年轻的亲戚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称为“咆哮的狮子”（列夫一词在俄语中兼有“里奥”和“狮子”之煮）。

P36－37

1895年1月，俄国的隆冬季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准备去几个老朋友的乡间庄园小住几日。他刚刚又和妻子为一本小说的出版事宜吵了一架，城市让他感到窒息。他想穿上旧皮衣戴上旧皮帽远离人群和高大建筑，在冷冽的空气中远距离地散几次步，好让自己的头脑放松一下。几位主人已将庄园内的几条小路打扫干净，但是托尔斯泰并不喜欢走人工修建的道路。即便是在年近七旬的高龄，他仍然喜欢在荒野中漫步，他总是大胆地走出栅栏门，双脚迈进深雪之中，朝着眼前的某个方向随意而行。一天傍晚，家中几个年轻的晚辈本想追随他的足迹，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们发现他那双裘皮靴在松软雪地里留下的每对脚印的间距都是那样大。1

无法跟上托尔斯泰的步伐，这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的共同感受，因为他在一生中的各个方面都迈出了别人无法超越的步伐。年轻时他有过宏伟的抱负，但未能实现，偿清巨额赌债后，他转而创作篇幅特长的几部长篇小说，并生育了一大群孩子。每次和几个儿子一起骑马外出，他总是纵马疾驰，令他们难以跟上。后来他成为国家的道德领袖，并且成为世界上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力的伟人之一。自从伊凡大帝在16世纪相继征服三位蒙古可汗并且创立了幅员辽阔、多民族聚居的俄罗斯帝国之后，凡事追求规模和等级便成为俄国人的显著特征。彼得大帝巩固了这一传统，他用创纪录的时间在芬兰沼泽区建起了圣彼得堡新都，使辽阔的空间成为圣彼得堡的典型特征。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逝世时，俄国也已经成为世界上极其富有的国家。贵族们竞相建造豪华宅邸，他们搜集的艺术品，其奢华气派的程度，远甚于欧洲许多国家贵族的珍藏，生活上也是极为阔绰讲究。然而，贫困在俄罗斯同样普遍存在，造成贫困的是不人道的等级制度，全盘接受欧化、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贵族凭借这种制度统治失去自由的农奴，迫使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下苟且度日。托尔斯泰既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同时也可能最生动地表现了这种文化。

很多了解托尔斯泰的人都注意到他那极其敏锐的感知能力。他敏于感受身体和情感的细微变化，其精确程度实不亚于一张石蕊试纸，他的作品之所以读起来如此扣人心弦，正是因为他在创作过程中对人类行为不断变化的这些细节发现与表达的能力均已发挥到极致。他笔下人物的思想观念既独特又具有共性。托尔斯泰的超强的敏感还体现在另一方面：他在一生中的不同时期代表了从“悔悟的贵族”至“圣愚”等无数种俄国人的典型形象。只有俄国才能产生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也只有托尔斯泰才能几乎同时被视为沙皇一般高贵和农民一般普通的人物。托尔斯泰家的祖宅坐落于风光优美的雅斯纳雅·波良纳，从他出生在长期居住于此的贵族家庭起，到82岁最后一次离家外出为止，都一直过着地地道道的俄国人的生活。他年方三十几岁便出版了堪称民族史诗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不久人们便把他当作是国家的象征。后来人们又将他视为最著名的俄国壮士伊利亚·穆罗梅茨——这位颇具神话色彩的中世纪勇士，直到33岁还睡在自家的砖炉上，然后又在保卫领土之战中屡创佳绩。伊利亚·穆罗梅茨是俄国传统中体力和心力强大的象征。在许多崇拜托尔斯泰的外国人看来，托尔斯泰又是俄国的同义语。“他是俄国的一部分，对于俄罗斯人的性格塑造意义非凡，对俄国的发展也有先见之明，就像克里姆林宫一样”，英国自由党官员亨利·诺曼爵士于1901年拜访托尔斯泰不久后如是写道。2同时，对于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而言，托尔斯泰“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他代表的是所有俄国人民，因为他与整个俄国同呼吸、共命运”。3

托尔斯泰过的是一个俄国人的生活，但其生活经历远比其他大多数俄国人丰富，既表现出“天生的享乐主义”，也表现出“基督徒的苦行主义”，哲学家尼古拉·贝德耶夫称这是俄国人典型的特征。4起初他过着特权阶层的优裕生活，在家里接受外国教师的教育，还有农奴侍奉。19岁时成为富有的地主之后，很快表现出俄国“行为极端者”的派头，将继承的财产用于赌博和跟吉普赛女歌手鬼混。他卖掉几个村庄以偿还赌债，而且还搭上了房子。他还占女奴的便宜，从而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品德败坏的俄罗斯地主。后来他有了俄国贵族的另一个高级身份：他成了一名陆军军官。他的大部分战友退役后回到乡间庄园生活，但托尔斯泰却成为一名作家——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前途的年轻作家。正是在此时刻他身上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初露端倪：他不想属于任何一家文学社团，也很快因为怪诞的观点和好斗的性格被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视为异己。他对屠格涅夫感到失望，因为屠格涅夫不像他那样对写作郑重其事，同时因为他太容易受到西欧传统的束缚。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同托尔斯泰一样深系俄国，但他毕竟住在巴黎。托尔斯泰生前曾两度出国，但他的全副身心始终同俄罗斯紧密联系在一起。

托尔斯泰在一些作家与哲学家的影响下日趋成熟，思想观念随之逐渐成形，他也不可避免地跻身于俄罗斯的知识阶层——那些因教育背景相似和通常对政府持批判性姿态的人们组成的俄罗斯特有的一个社会阶层。此外，他在面对俄国农民阶层时深感歉疚，因而为自己身为贵族心生悔意，觉得自己竟与不道德的农奴制同流合污，真是一种耻辱。托尔斯泰开始像民粹主义者一样视农民为俄国最优秀的阶层，认为农民是国家的未来，而且在农奴制终于被废除时致力于乡村基础教育事业，教儿童读书写字。但反复无常的他，一年后便放弃了规模正在扩大的若干所学校，转而结婚成家。他与挚爱的妻子索菲娅（索尼娅）·别尔斯琴瑟和鸣，这使他在文学上取得了堪与荷马媲美的巨大成就：《战争与和平》产生于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因为良心过度受责，托尔斯泰不愿继续走伟大小说家的人生之路。他在19世纪70年代的头5年再度投身于教育事业。这次为了辅导情况各异的俄国儿童读书写字，他设计出一套将《初级课本》和几本辅导读物合为一体的教育模式。他自学希腊语，而后相继推出用简单语言翻译的《伊索寓言》、自己创作的许多故事，以及依照俄罗斯壮士传奇和圣典片断改编的若干故事。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后来重新开办，托尔斯泰家族的几个大孩子则充当该校的老师。托尔斯泰在这几年最出色地履行了一个父亲的职责。他曾带领家人前往萨马拉（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城市，旧称古比雪夫。——译注）大草原上新买的庄园，在巴什基尔人和马群的相伴下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夏假。这种粗犷而质朴的生活方式令他陶醉，尽管他的妻子并不喜欢。

70年代的后5年，事情开始遇到转折。1873年，即托尔斯泰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一年，他首次代表濒临饥荒、身陷绝境的广大农民呼吁全国民众及时相助。以当时的俄国为背景的《安娜·卡列尼娜》，反映了托尔斯泰在遭遇挫折时对生命意义的求索和对死亡的思考。起初他从宗教信仰中找到人生的意义，并且像俄国各地几百万朝圣者一样，是一些神圣的修道院的常客。和许多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样，托尔斯泰倾心迷恋奥普提纳·普斯汀修道院的几位长老——这些僧人恢复了早期教会的神父遁世苦行的传统，超然于正统教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之外，并因心灵的智慧而受人尊崇。不过在他看来，能有更多智慧与人分享的还是农民，于是他再次前往奥普提纳·普斯汀，而且是一路步行，身穿农民的衣服，脚上是一双粗布鞋，像是一个Strannik（云游四方的人）。Strannik是终生都在步行去一家家修道院朝圣、依靠旁人布施为生的一个群体。俄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四处流浪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尔斯泰越发渴望加入这些人的行列。很早以前他就开始穿得跟农民一样朴素，但不久他又想散尽个人的所有财产。

……

除了卷帙浩繁的小说作品之外，托尔斯泰最伟大的遗产或许是他生前对俄国人生活产生的影响。别的撇开暂且不论，单单为了三件事他就应该广受民众拥戴。一是在一个文盲大量充斥的国度致力于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准；二是在国家濒于饥荒时投入赈灾工作；三是敢于向盲目自满、腐败透顶、惯于漠视民众贫苦的政权大胆进言。无数的人接近托尔斯泰时心里暗怀疑虑，但是离开他时，就像佳吉列夫一样，已经对他的真诚信而不疑。虽然他的几个儿子时时和他唱反调，但几个女儿却对他很忠诚。无论他的一些念头有多荒唐，他对生活始终不懈的热情还是有一些感染力的。

托尔斯泰的传记作者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理解一位真正高于生活的人。托尔斯泰在十六七岁开始写日记时就带着这一任务，而且从未放弃过，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尤其如此。托尔斯泰一直试图通过他的创作了解自己，无论是利用小说人物这一公开途径，还是借助带有几分私密色彩的日记。的确，正如学者伊丽娜·帕佩诺猜测的那样，他甚至想通过用日记将自己记录下来的方式，延续他在描写小说人物深浅不同的心理过程中取得的非凡成就。12如果说概括和描写他的思想发展历程是一项势将归于失败的任务，就像许多俄国人的乌托邦之梦一样，那么他思想的浩瀚深邃则让我们深信他确实具有人道精神。

对于俄国从事托尔斯泰研究的一流学者而言，绘出托尔斯泰艺术和思想的发展轨迹也是一项令人生畏的艰巨任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托尔斯泰的前任秘书尼古拉·古谢夫在20世纪50年代着手撰写的托尔斯泰传记，虽然是一部多卷巨著，却为何定下《传记素材》这样一个低调的书名。他在1967年以85岁的高龄逝世，其时这部传记仍未告竣，由他的学生莉迪亚·格罗莫瓦·欧普尔斯卡娅接着写。她在古谢夫的四卷的基础上添加了两卷，但她同样没等这项任务完成就溘然离世，托尔斯泰最后18年的人生经历留待后人续写（这位著名的学者在2003年离世前，出版了新的百卷选定版《托尔斯泰作品全集》）。13虽然涉及托尔斯泰早年生活的资料极为有限，迫使传记作者只得依靠他在晚年编纂的时有讹误与残缺的回忆录，但有关他晚年生活的资料之丰富翔实让传记作者面临着不同类型的诸多困难。列夫·托尔斯泰毕竟早已闻名遐迩，因此作者为给这位“圣人”立传而记载许多事件时他不仅健在，且比较年轻：第一部传记出版时他刚60岁出头，而且远在德国。托尔斯泰传记中时常出现的许多俗滥的套语——“俄国的伟大作家”“雅斯纳雅·波良纳的长老”——也可能会给人一种疏远的感觉，亦如他的性格中的种种矛盾一样。托尔斯泰的一生丰富而迷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他本人在这一神化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托尔斯泰在婚后生活的头几年写《战争与和平》时，他往往执意让妻子陪在身边，因此索菲娅经常蜷缩在他书桌旁的一张熊皮毯上，紧挨着他的脚——这是他某次外出狩猎时缴获的战利品。14后来他独自潜心写作，但在他们的整个婚姻生活中，托尔斯泰夫妻一直都在互看对方的日记，这意味着他们在日记中倾诉的隐衷，永远不可能成为绝对的隐私。就拿索菲娅来说，她只有在写给妹妹塔尼娅的信中才会直抒胸臆；她写日记时经常有所克制和保留。至于托尔斯泰，他总是跟俄罗斯的土地和在土地上耕种的人们紧密相联，从一开始他就渴望与这些人连为一体，最后，公众与私人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俄国人的一生。

布尔什维克的元老

我相信他们的榜样和他们的生平回答了我在早先几部专著中向自己和读者提出的问题：处在专制集权的统治下，有可能进行反抗并始终保持完好无损的正直操守吗？托尔斯泰主义者用他们的生命悲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马克·波波夫斯基，1983

托尔斯泰下葬期间，雅斯纳雅·波良纳是全国民众关注的中心，他的遗孀起初忙碌不停。1910年12月17日，丈夫去世40天忌日，遵照东正教纪念逝者的传统，索菲娅走到他的墓前，全村的男女老幼也都齐聚于此。人们把坟墓打扫干净，放上新鲜的冷杉枝。在场人员脱帽致敬，跪拜三次，吟唱《永生经》。托尔斯泰去世后的头几星期，来访者络绎不绝。索菲娅在当时的日记中对此均有简单记载，包括各种报刊的记者、圣彼得堡某学校的52名女生，一位从高加索来的穆斯林送了花圈，还有在此逗留一个月的妹妹塔尼娅。家人和朋友离去后，只剩下索菲娅独自一人悼念丈夫。雅斯纳雅·波良纳顿时处在冷落寂寥的氛围中。

索菲娅必须得适应自己从66岁开始孀居的事实，她势必感到极度的悲哀和歉疚：她在孤独和自责中度过了余生。她不无缘由地担心有人撰文——有人的确正在撰文——对她评头论足，同时，她又觉得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因为由她担任主角的戏剧已经落幕。一些人觉得，她似乎变得温顺谦和，好像她已如丈夫所愿经历了一番思想改造；另一些人则认为，大概只有她能在承受巨大的心理创伤之后，仍有超出以往的出色表现。自丈夫下葬至今，索菲娅一直愁绪满怀。眼下只有冬季宜人的天气，让她感到宽慰。阴冷的11月份终于过去，气温零度以下，天空清澈湛蓝，大雪盈野。1910年圣诞节前夕，她带上自己的相机走出家门给托尔斯泰的坟墓拍摄了几张照片，寄给远在罗马的女儿塔尼娅，尽管她在日记中坦承，看到寒凝大地天空碧蓝的美景心里更增添了几分悲伤。此外同样能使她聊以自慰的，是儿子们对她精神上的支持，他们仍然忠诚于她。她和女儿萨莎之间仍然互相疏远，与大女儿塔尼娅的关系也相当紧张。

1911年1月，善良的马克维奇医生永远离开了雅斯纳雅·波良纳，索菲娅觉得她因此失去了自己和丈夫之间另一种宝贵的联系。索菲娅很难不生出用心提防他人的感觉。萨莎仍和“令人憎恶”的切尔特科夫站在同一立场，尽管两人之间正在渐生嫌隙。另一方面，三个儿子在放荡不羁的举止做派的驱使下，很不恰当地匆匆提出事关父亲遗产和雅斯纳雅·波良纳未来的令人不悦的问题。自从万涅奇卡·托尔斯泰夭折以后，庄园归索菲娅、伊利亚、米沙、安德烈和列夫共有（谢尔盖已放弃了自己应得的那份）。他们都希望把雅斯纳雅·波良纳作为文化遗产长久保存，只是缺少必要的资金——事实上，他们似乎一向手头很紧，总是依赖母亲的接济。虽然索菲娅深感忧虑，伊里亚、米沙和安德烈还是共同密谋，准备向一位美国富翁出售一些土地（列夫此时远在瑞典）。这可不是一个新主意，因为切尔特科夫早在1908年就曾留意物色一位愿意购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美国慈善家。切尔特科夫后来又打算把这些土地分给当地农民，因为他认为这可能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最好的80岁生日礼物，但是两种想法都不了了之。索菲娅的外甥亚历山大·库兹敏斯基此时受托尔斯泰的几个儿子之托代行其事。他于1911年1月1日准时抵达纽约，随身携带了一份对文学和艺术感兴趣的美国大富翁的名单。遗憾的是，他很快得知，犹太人至今仍被禁止在俄罗斯购买犹太人定居区以外的土地，因此，名单上的大多数人没有买地的资格。托尔斯泰生前一直是记者热衷于报道的对象，此时美国多家报纸竞相登出这项考虑不周的新提议引发各种争议的消息。索菲娅说服儿子们接受了一家俄罗斯报纸的采访，解释他们打算出售的只是土地，而不是房屋。

丑闻绝不仅止于此：记者们又利用托尔斯泰手稿争夺之战大做文章，这场争夺之战在两个敌对阵营间展开，切尔特科夫和萨莎为一方，索菲娅为另一方。托尔斯泰遗嘱的各项条款刚刚正式生效，一位律师便立即出现在历史博物馆，索菲娅曾将她拥有的托尔斯泰的手稿存放于此，这位律师下令将有关托尔斯泰的所有文献资料悉数封存。索菲娅感到惊诧不已，因为她认为自己仍是这些手稿的合法拥有者。她利用自己在博物馆的关系不让切尔特科夫和萨莎接触这些手稿。新版托尔斯泰作品选集的编辑工作正在进行，她已斥巨资将该选集的20册全部排版：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一场公开的较量。1911年1月，切尔特科夫发表了一篇有明显偏向的文章，记叙了托尔斯泰一生中最后几天的情景。不久，他又和萨莎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他们对于版权问题的严重不满。托尔斯泰的名字因而继续频频出现在俄国报刊上。塔尼娅恳求母亲让步，以阻止萨莎和她之间发生一场有损尊严和体面的公开冲突。这一问题将拖到三年之后才算了结。

1911年5月，索菲娅去莫斯科整理托尔斯泰的文稿，准备酌情将其中一部分收入最新一版托尔斯泰作品选集，因为他的大部分晚期作品仍须经过书刊审查。她还开始数次与人洽谈，准备以12.5万卢布的价格将她在莫斯科的一座无人居住的空房卖给莫斯科政府，计划用这笔钱接济几个儿子。随后，她又去圣彼得堡冬宫数次与人会面，并跟内阁大臣斯托雷平晤谈，希望沙皇有兴趣出资将雅斯纳雅·波良纳收归国有。起初，此事有望成功，多家报纸于5月28日登出消息称，政府将出资50万卢布购买雅斯纳雅·波良纳。索菲娅回家后，将每间房屋及其设施逐一登记造册，准备接待政府官员和住宅验收员，但是对于她而言，一切都只是刚刚开了个头。那年夏天，长住女修道院的小姑子过来看她，两人这次相见，都特别动情，因为托尔斯泰生前最后一次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后，先去了玛莎那里。玛丽亚·尼古拉耶娜于次年4月死于肺炎，享年82岁，与她的兄长一样。

幸好，托尔斯泰去世后的第一个夏天，索菲娅一直处在忙碌状态，接待了大量前来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朝圣者。例如，比留科夫于6月6日带领200位乡村教师前来参观托尔斯泰纪念馆，7月的一天，索菲娅在日记中称当天有140人来访。8月28日托尔斯泰生日当天，多达300人聚集在他的墓地。尽管如此，对于结束两年西伯利亚流亡生活、并于1911年夏重返故地的托尔斯泰前任秘书尼古拉·古谢夫来说，雅斯纳雅·波良纳仍然显得空旷寂寥。。同年10月，斯托雷平遇刺后不久，索菲娅获悉政府已决定不购买雅斯纳雅·波良纳。在杜马进行的几次辩论中，一些教会人士极其强烈地反对为一个被“革除教籍”的叛教者举行全国范围的纪念活动。11月18日，托尔斯泰去世一周年纪念日刚过，索菲娅致信尼古拉二世，提醒他说，自己的几个儿子可能很快就得卖掉雅斯纳雅·波良纳，但愿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俄国的心脏”落入私人手中。可是，12月20日，尼古拉在写给大臣们的一张便笺上指出，他认为政府收购雅斯纳雅·波良纳一事是“不可接受的”。

……

1990年4月，一群学者向图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希望建立一所L.N. 托尔斯泰学校教育研究所，旨在将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再次引入当今俄国的教学体系。1998年，该研究所实施从幼儿园到大学入学“三步走”教育计划的成就受到俄罗斯政府认可，被授予“联邦实验平台”的称号，截至2010年，俄国国内外已有数百所学校使用托尔斯泰的教育方法。维塔利·雷米佐夫提出了复兴托尔斯泰学校这一理念，他于2001年成为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馆长。2005年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这些学校的首要目标，是在自由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的独力性，在低年级使用19世纪70年代托尔斯泰编写的课本。

1991年11月苏联解体后不久，俄罗斯司法部批准宗教联盟“精神统一派（列夫·托尔斯泰教会）”在莫斯科进行注册，这在苏联时期是无法想象的。该联盟的章程明确宣告它以传播托尔斯泰的宗教理念和精神生活为己任。它最初名为联合教会，由堪萨斯城的查尔斯和默特尔·菲尔莫尔受托尔斯泰学说的启发于1889年创建。联合教会将自己描述为“基于耶稣的教诲和祈祷的力量，用一种积极、实用和进步的方式接触基督教义，尊重所有宗教的普遍真理和个人选择精神道路的权利”。1996年，图拉国立托尔斯泰师范学院新设了托尔斯泰精神遗产系，全系有8名教职工。

利迪亚·高若莫娃－奥普斯卡娅是一名杰出的托尔斯泰学者，2000年，即她以78岁高龄去世三年前，她出版了《托尔斯泰作品全集》科学院新版的第一卷。该版本吸收了庆典版面世以后许多最新的材料，将达到100卷，并且像编辑们费心记录的那样，该版本将成为首套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版；不同于庆典版，它不会因“多处删节或限制”而偏离原作。20世纪80年代末首次酝酿这一工程时，高若莫娃－奥普斯卡娅谈到了它的总体目标：

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我国已经一版再版，印数已达到数百万之多。1928年至1958年间出版的90卷版《作品全集》是非常重要和不朽的作品，我们始终以此为荣。然而，俄罗斯在文本研究方面并没有完全尽责。这位伟大作家许多作品的文本仍然未经核对，许多已经出版的手稿残缺不齐，不成系统。解决这些问题，正是目前正在着手编辑的这套总共约有100卷、全新且真正的学术版本的主要任务。

虽然托尔斯泰学术研究也许不会再对政治权力表示敌意，当代俄国市场经济的残酷现实，决定了新版本的出版完全有可能经历一个缓慢拖沓的过程。

东正教会似乎是俄国唯一依旧拒不接受托尔斯泰的机构。1994年，托尔斯泰的玄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托尔斯泰被任命为雅斯纳雅·波良纳博物馆的新任馆长，该馆仍是俄国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2001年1月初，他致信莫斯科牧首，建议教会认真反思100年前革除托尔斯泰教籍有何意义。阿列克谢牧首拒绝讨论这一问题，从而引起了一场争议。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当然毫不怀疑革除教籍的重要性。“我深信，”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那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间接或直接影响了俄国未来的发展，并且造成了俄国社会的极大分化。”

2006年——这一事件发生105年后，正教教会与托尔斯泰庄园首次举行正式会谈，这大概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托尔斯泰被革除教籍对于俄国的国家生活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这次特别的会议于2006年3月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召开，学者们与正教教会的代表围绕革除教籍的意义展开了辩论。双方代表重新探究了最初产生冲突的起因和圣主教公会颁布的决定的合法性，并就其涉及的道德、宗教和社会的范围及结果进行了讨论，包括由它引起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公众反响的问题。俄罗斯新闻界广泛报道了此次会议，称教会和文学界之间这场史无前例的辩论“至少可以说是激烈的”。作家阿列克谢·瓦拉莫夫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托尔斯泰和教会间的冲突是20世纪最令人痛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俄国革命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位代表乔治·奥雷汉诺夫神父从宗教层面分析了托尔斯泰之死，为教会1901年采取的行动进行辩解，但他同时承认，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在俄国历史的“重要时刻”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立即支持这位作家。由于共产主义的崩溃和随后基督教义的再次兴起，他补充道，俄国民众和正教会之间的关系如今成了热点问题。奥雷汉诺夫神父在2009年1月的一个讨论正教历史上的热点问题的小组中给出了另一份关于托尔斯泰的会议文件，但是讨论不可能超出学术范围。在今天的极权主义俄国，政、教之间再次建立密切关系，托尔斯泰学说必然看似和从前一样存在问题，存在危险。

“巴特利特对这位文学巨匠非凡人格的刻画之深已超越前人……她对托尔斯泰小说的阐释非常到位，尤其在谈及他的悲剧婚姻时仍能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实属佳作。”

——《旁观者》

“一部关于这位非凡人物明晰透彻而又扣人心弦的传记。作者巴特利特将其毫无保留地展现给读者，甚至写到他旅途之中不太为人所知的新鲜趣闻。”

——艾伦·玛西，《苏格兰人报》

“在列夫·托尔斯泰百年忌辰之际，能读到罗莎蒙德·巴特利特的《托尔斯泰大传——一个俄国人的一生》实属幸事……这部传记记载了一位饱受挫折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师的一生，通俗易懂而又颇具学术性，甚至连他在自行车上左摇右晃的姿态也跃然纸上。”

——理查德·戈德温，《标准晚报》年度书刊

“一方面是对托尔斯泰艺术成就的钦佩，一方面是对这位先知一般的人物生平事迹的推崇，该书在二者之间巧妙地保持了一种平衡……巴特利特传记作品的一个显著优点，在于她意识到应将故事延伸到现当代。书中她对俄国托尔斯泰信徒命运的关注，一直持续到斯大林时代。”

——《金融时报》

“非常值得一读……绝妙地重现了人们在苏联时代争相阅读托尔斯泰作品的情景，重现了他如何以笔端流露的真挚和同情深深吸引广大读者，而他们当时正面临着政府的反对与阻挠。”

——罗安·威廉姆斯，坎特伯雷大主教

“很欣赏……在东方和西方世界发行的这部佳作：巴特利特对英语的纯熟掌握，故事资源丰富，不妨说该书堪与西蒙斯的作品相媲美；同时她敢于作出自己的判断，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不为传统的观点所左右。”

——《文学评论》

“写好列夫·托尔斯泰是一场艰难的试验。巴特利特之前已经成功地为契诃夫立传，现在她又一次赢得了这场挑战。”

——《老骨头》

“书中信息全面而新颖，巴特利特的描述引人入胜，展现了一个与社会旧习格格不入的人物形象。”

——《贝尔法斯特电讯报》

“巴特利特大胆利用繁杂的书面记录，耐心细致地分析传主与教会和国家的种种纷争。”

——《观察家报》

“巴特利特的表现值得称道，因为她能摒弃刻板无趣的浅层描写，用极富感染力的文笔展现这位矛盾重重的天才人物的形象。”

——《星期日邮报》

“从列宁到甘地，每个人都曾对托尔斯泰的人生和作品进行过思考，但鲜有如巴特利特博士者，能使自己的思考如此富有建设性。”

——《乡村生活》

“巴特利特将托尔斯泰生活中的可贵品质融入其代表作。此书是你有可能久读不厌的关于这位伯爵的最佳作品。”

——《大志杂志》

“巴特利特清晰而严谨的叙述，令读者领略到托尔斯泰跌宕起伏、动荡不宁的事业及人生。”

——《今日历史》

“一部经过翔实考证、可读性很强的作品，介绍了这位世界文坛巨匠……对于潜心钻研托尔斯泰伟大作品的读者而言，阅读本书实为明智之举。”

——《爱尔兰审查报》

“巴特利特尽管具有撰写这部传记所需的深厚学养，但却从未因此忽略传主在各方面表现出的个人魅力；此书有力见证了一个不乏缺陷的伟人的生平。”

——《天主教卫报》

“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托尔斯泰，质量高于我所读过的其他任何一部同类传记……我们仿佛能够置身其中，洞察托尔斯泰每一阶段的生活……巴特利特好像总是从容不迫，用足够的时间为我们描绘一幅幅画面，让我们嗅到了俄罗斯泥土和青草的芳香。”

——A.N. 威尔逊，《金融时报》

“用平实易懂和充满智慧的笔触，展现了18世纪初到20世纪末俄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风貌，巴特利特的优美文笔和平实风格贯穿始终。”

——《独立报》

“引人入胜……巴特利特提醒我们，这位伟人并没有离世多久，而且时至今日他的传奇仍旧被一再创造。”

——《每日电讯报》

“一本杰出的传记——可读性极强，充满鲜活的细节，同时经常显示出作者对俄国这位最伟大作家的敏锐的洞察力。”

——《最后一站》作者杰伊·帕里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