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1937-1945(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华西文献历史图文)》由朱丹枫主编。

★珍贵的资料——精选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珍藏百年的档案，二十一封信件、八十一幅照片、十三位传教士震撼呈现

★独特的视角——吸收西方主要东亚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民间书信互动解读历史，从近代中国视角审视中国抗日战争

★客观的立场——突出四川等省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历史地位，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战场的历史地位

由朱丹枫主编的《四川1937-1945(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华西文献历史图文)》的内容以四川为主要场景来展开，通过书信的形式反映了中国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民众生活，以及战时教育问题、战时文学问题、战后重建与发展、站时站后国际援助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散点布局，以小见大，足以窥见当时中国抗战的全貌。本书在选材上视角独特，一般的抗战图书多选取宏大的叙事背景，追求完整性和系统性。它则独辟蹊径，由一群当时在中国身临其境的外国传教士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及其见闻用书信的形式记录下来，真实、客观。不惟如此，本书还引用国外出版的中国历史来评述、解读、印证书信记录的历史事件，更加具有独特性。

第一章·战争初期（1937—1938）

 1936年·钟善学（Gerald Sylvester Bell）

 1937年·黄思礼（Lewis Calvin Walmsley）

 1937年·云从龙（Leslie Earl Willmott）

 1937年·海布德（Ernest Hibbard）

 1938年·阿纳普（Jesse Henry Arnup）

 1938年·海布德（Ernest Hibbard）

 1938年·高文明（Wallace Crawford）

第二章·战争中期（1939—1942）

 1939年·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

 1939年·钟善学（Gerald Sylvester Bell）

 1940年·斯蒂森（John Wesley Arnold Stinson）

 1940年·胡祖遗（Edward Corry Wilford）

 1940年·陈普仪（Roy Spooner）

 1941年·科普兰（Edward Bruce Copland）

 1941年·林则（Ashley Woodward Lindsay）

 1941年·云从龙夫妇（Mr.&Mrs. Leslie Earl Willmott）

 1941年·科普兰（Edward Bruce Copland）

 1942年·钟善学（Gerald Sylvester Bell）

第三章·战争后期（1943—1945）

 1943年·杨济灵（Albert Edward Best）

 1944年·陈普仪（Roy Spooner）

 1945年·梁正伦（Alexander Stewart Allen）

文献说明

后记

人名索引

参考书目

亲爱的阿纳普：

我们沿江而上的旅行中充满变数的那一部分看样子很快就会结束，所以我现在来完成周四晚上写给你的信。

星期五上午，码头上聚集的人比任何展览会现场的人还多，我们随着涌动的人流登上了芜湖号B&S轮船。这条小船上挤满了1000多从上海逃出来的难民，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甲板上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人，挤得人动弹不得。对那些正在物色有人情味的故事的报社记者来说，这里有好多材料。有一个14岁的小男孩在尽力地照顾他的两个小妹妹和虚弱不堪的母亲，一条方巾包裹了他们所有的家当；另一个孩子牵着双目失明的父亲；甲板上的人群中还有失去双亲的孩子，如果他们寻找父母亲的努力失败，他们可能会被卖掉。这就是现在上海正在发生的事。

星期五下午，我们到达了南通，船下锚停在河中。远处有两艘日本炮舰在江上巡逻，观察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他们的部队想在这里登陆，但遭到了抵抗。反正现在码头已经被炸毁了，有几艘船被沉到江底以阻挡其他船靠近岸边。公共汽车公司的经理冯先生与我们一起来南通了解情况，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来筹建到口岸镇的出租汽车服务业务的。昨天夜里，冯先生上岸去看，发现路已经不通了。那条路是去年春天平整出来的土路，下了雨之后已经变得泥泞不堪。不过他租到一条小汽船，此船将载我们沿长江和运河而上到达镇江，我们的行李也将随行。他打算留着这条小汽船，以备在陆路无法通行汽车之时用，换句话说，他也是在运营一个从南通到口岸镇或镇江的常规服务项目，接送从路障上游乘船而下的旅客，也接送从路障下游乘船而上的旅客。

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将携带行李箱登上这条小艇，明天夜里12点的时候到达往上游航行的轮船旁。这次行程很长，要整整一天，可能一段时间里还吃不上饭，这对于妇女和儿童来说有些艰难。但之前我们在中国西部旅行时，多次去过比这更困难的地方。我们在中国西部经历过的有些东西让其他所有的经历都似乎显得非常平常！这也可能与让我们感到此事是为华西这群人所做的有关！！一旦登上轮船，我们就渐渐远离这里了，所以烦请捎话给宋道明(George Wilbert Sparling)家、维尔家和梁正伦家，或者你那边随便哪个朋友家都行。

我要到了镇江才会邮寄这封信，同时我也会附上便条告知你寄出地的信息和我们预期中的行程情况。我也随信附上几页笔记，也许你会有兴趣。

上封信中我曾说，你写给我们的关于未来计划的信，我们表示非常感谢。关于那些似乎毫无必要地累积如山的巨大支出以及如何防止这些支出继续拖到遥远的未来，我知道你非常着急。这似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已经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下，我们两家的太太身体都不太好，并且在此困难的时期，持家也不容易。不管云从龙还是我，要独自继续往下走好像都不是明智之举。我们想到过粤汉铁路，但那里之前也情况未卜，非常危险，现在已经完全停止运营。不过我们也做过明确的计划，选择昆明铁路北上成都，或者至少坐货车到重庆。华西差会批准妇女和儿童坐飞机去，因为科利尔一家也这样出来了。如果上海这条线没有开放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在去河内的路上了。可是现在我们才知道根本没有汽车往那边走，并且走那条线意味着要坐硬座椅，在陆路上颠簸24天。我们没有选择走去河内的那条路，对此我们心存感激。海布德给我们写了很多封信说那条路是通畅的，但现在已经关闭掉了。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非常直接，又方便，我们也没遇到什么危险。我们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够长，有时间去为华西的朋友采购所有的所需物品，我们购物的范围从收音机、望远镜到和服、番茄酱，应有尽有。有了这么多东西，即使攻城围城我们也可以应付很长一段时间了，可以过国王一般的生活——我们的面包上面还有橘子酱呢。如果你派丁克生(Frank Dickinson)去照顾奶牛的话，真的黄油也会有哟！但是你们家老人太老了，已经不适合读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的书(米尔恩是一位英国作家，因著有《小熊维尼》而著名)，并且不能领略其妙。你是怎样管理你的那些小男孩的啊，阿纳普？我与两个儿子挤在行李箱之间，在狭小的空间里面旅行，真是感到困难极了。那天格伦过来抱怨说他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康斯坦斯说床底下有一双，可是他却说那是爸爸的鞋子，对他来说太小了！实际上是我穿了格伦的鞋子并且不自知，我当时只是觉得这鞋急需擦擦油了，并且感觉有点松，但其他方面都很自然啊。但是当我想要找那件想穿着旅行的外套时，在行李箱中就找不到了，它在格伦身上穿着呢。我的领带也失踪很长时间了。

好了，马上就要吃早饭了，我得打住了。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

你最真诚的：黄思礼

P42-47

站出来的四川

微雨书细

站出来的冲动

初次审视加拿大传教士浩瀚的历史文献，扑面而来的是醇厚的历史气息。细细玩味，觉察气息混杂着“站出来”①的冲动，难道这就是文献的关键贯通之处？感触之余，更有“站出来”的冲动——把文献提及的历史本事详考出来，以尽量接近当时的事实。

本书选取的文献，以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多伦多）所藏华西信件(1937—1945年)为主，数量上千封，这是本书研究的基础。其中有关历史本事的华西信件，数量不少。如：1937年12月云从龙（LeslieEarlWillmott）先生休假归来，途经日本，从上海上岸，经由长江进入四川，回到成都。其间他写下了诸多有关历史本事的日记书信。

信中他提到对日本的印象：这个国家表现出对美不同寻常的欣赏——罕有的天然风光之美，极其普通的松树和住房也散发出独特的、不加修饰的艺术气质。各个行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效率，学校快速扫盲，火车快捷、准点和舒适，敞亮的房屋，等等。还有极其“天真”的民众，他们相信（当然也有例外）军国主义采取军事行动，主动攻击中国可以让中国臣服。军国主义孕育了人们的绝对服从——非理性的，不加思考的，学生很少产生不同于上级的个人意见。这种思想上的控制，意味着日本民众不易自觉改变，或者军国主义短期不会发生突然的崩溃，但将来一旦这种势头逆转，军国主义的垮塌将不期而至，①那时这种垮塌是可怕的，也是致命的。这也是中国坚持的力量所在，坚持下去，直到日本的军国主义垮塌，因为它支撑着日本的军队。中国军队初期可能会节节败退，但其反抗的力量会慢慢聚集，直到双方力量对比转换。写到这里，云从龙先生仿佛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在信中提到一名中国军人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与日本开战，可能会输掉每场战役，但会赢得这场战争②。”对此蒋介石毫不隐讳，1935年他曾经有一段讲话：“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③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

身为传教士的云从龙，一直有一种感受：表面上中日两国发生了战争，但人们内心深处却保有良好的心愿——静待战争的阴霾散去，和平愿望不断生根、发芽和开花。就如信中他所提到的，上海的枪炮声已被一位日本售货员的回答所掩盖——这是对他的四川朋友说的：告诉他们，这不是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军国主义挑起的。日本人民并不需要这些，他们愿意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这场战争只会产生仇恨，无论发生什么，基督徒应该捍卫我们的和谐与友爱。对于这一点，早在1935年，北大校长蒋梦麟在日本军营就曾回答：“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以上就是本书要讲的三件历史本事：日本的不宣而战、中国的初期败退；中国反抗力量在四川等内陆省份的顽强聚集；最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队伍不断壮大，直到赢得人们内心深处所盼望的和平。本书主要围绕这些历史本事进行考证、解读。

两种属性

对历史本事进行考证、解读，就是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们对发生事情的认识，加以整理和分析，使认识成为一个整体。①解读加拿大传教士的华西信件，首先要确定解读信件的认识系统，即外国人的认识还是中国人的认识②；其次再来分析这些信件的文献属性和特征。

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不能由外国人来写。当一个时期的历史由中文记载时，就会出现非常有趣的事情——外国人几乎消失了，这显然不适合叙述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以来，外国对中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即便把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是中西方学者所习惯的。①自此，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特征就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②，这种关系自1912年以后进一步加深，演变为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或外国入侵中国的影响。这也是西方学者特别容易研究的领域，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本质上就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③。更为重要的是，信件的作者是外国传教士，西方学者的语言系统和认识体系与他们的高度相容。另，信件的书写时间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入侵中国，构成信件的主要话题。最后，考虑文献资料的利用情况（本书文献说明部分对此有详述），《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和《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无疑是我们解读华西信件的理想工具书。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提出了外国势力的影响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另一个带有启发性的抽象词语——沿海中国④。这首先就是一个带有地理属性的概念，与西方国家的偏好相吻合——扩张性，通过海洋扩张，影响到中国东南沿海；依靠贸易⑤，在中国东南沿海开展自由贸易，包括广州的鸦片贸易；军事，作为沿海贸易的后盾，也作为入侵中国的力量。这就引出另一个重要的带有地理属性的词语——条约口岸⑥。条约口岸最早出现于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当时条约并没有涉及基督教传教的专门条款，但传教士是外国人，他们可以从条约的某些条款受益。①相对于天主教，新教传教士更得益于条约口岸的开放②。特别是1860年内地开放以后③，新教传教士开始深入内地并迅速发展。1874年，有436名新教传教士；15年后，即1889年增至3倍；1905年上升到3445名；而到了1919年，新教传教士已有6639名。因此，外国势力影响中国的地理路径为：由沿海贸易到条约口岸，通过条约口岸扩散；更多通商口岸开放，通过通商口岸扩散到内地。传教士作为外国势力之一，自然参与了这个带有地理属性的过程④。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分辨出近代中国四个时期（1800—1864年，1865—1911年，1912—1930年，1931—1949年），其目的是为近代中国找到几个具有某些内在连续性的时期，每个时期内适用于线性模式的解释，而时期之间的变革或跳跃适合循环模式的解释。我们选取的华西信件时期是1937—1945年，属于近代中国的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有两个事件与信件内容有关，即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的影响和日本入侵中国，它们将形成信件的时间属性特征。

华西信件的地理属性特征。沿着上文的分析思路，很自然地梳理出四川作为传教地区的基本条件：加拿大传教士1892年进入四川，而1890—1905年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迅速发展的时期；四川属于长江流域省份，而长江流域一直是英国传统的利益范围，加拿大是英国的自治领地；成都是新教传教士八个驻地中心之一，重庆于1891年开放为通商口岸。四川地处内陆，对外交通主要依靠长江水路；成都平原灌溉条件好，农业经济发达，具有“内陆中国”的主要传统。加拿大传教士来自西方国家，作为外国人进入中国，都会遵循“沿海中国”的次要传统。因此，加拿大传教士在四川产生的文化冲突要比在沿海地区甚至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来得更为强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传教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突破了过去传播福音的界限，走出布道站，更多地进入医院、学校，进入社会，积极参加医疗、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的活动，从而与四川自身的改革要求相吻合。他们的信件中对这些变化有所叙述。

华西信件的时间属性特征。战争时期，四川处于后方，经常遭受日军空袭，加拿大传教士的房屋财产、学校医院受损严重，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响；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破坏了城市中产阶层的生活，加拿大传教士尽管持有相对保值的加币，但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另外，国际关系和战事变化①也使他们的心理产生了一些波动②。信件对此的叙述值得我们关注。

既然华西信件有了两种属性，上文的关键词“站出来的冲动”可以作相应调整。“站出来”具有典型的时间属性，用来隐喻③反抗力量聚集的时机，而这里能准确表达地理属性的词汇应是“四川”。信件的作者主要活动范围在四川，尽管因休假、回国、参加会议以及购买设备可能短暂离开四川；另外四川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工厂、学校等各种资源内迁的主要内陆省份。因此，上文的关键词调整为——“站出来的四川”。

批注

①信件内在的时间属性。一般说来，人类的思维习惯是运用类比。比如在时间的确定上，常使用“前”或“后”等空间词语来表达；在时机的选择上，也常使用“站出来”等动作词语来表达。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7—8页。  批注

①·狂热军国主义背后存在的隐忧。其一，支撑战争机器的经济基础并不牢固。1939年初，每天约450万美元的军费开支，总数已达25亿美元——3倍于日俄战争的开支。庞大的战争支出将产生巨额的财政赤字，只有通过国债来弥补。1931年日本国债只有60亿日元，到了1939年初，已超过160亿日元，而日本每年国民收入也就160亿日元。支出增加的同时却是收入的减少。日本的外贸出口已减少20%，出口收入的减少将严重影响到日本购买原材料和军事设备的能力。（详见JohnGuntherinsideAsia，第P43—44页）。其二，日本一再违背国际合作准则，不宣而战，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1931年和1937年，日本无视《华盛顿海军条约》，以武力和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日本抛弃国际合作准则，导致日本外交孤立。布鲁塞尔会议以后，日本在国际上受到更严重的孤立和排斥。

②·1937年的中国，军事上弱于日本，但不能忽视其潜在的优势。其一，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最终结成，政府、民众和物资开始向西部内地大规模迁移。虽然中国的政治军事基本特征依然没有改变，但至少在政治上已经有民众支持的基础，军事上有共产党军队的敌后游击，这都有利于持久抗战。其二，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外国的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1940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开始增加；1941年，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加强；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式成为全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③·四川作为内陆省份，这里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变化甚微，受外国势力影响较弱；成都作为四川的省城，又是全国的重要城市，未对外开放为通商口岸。在受到外敌入侵时，四川更有“站出来”的历史必然。

批注

①·叙事为文，论事为献，即文献。论事部分即对事情的认识，有过去的，也有今天的，需要综合处理，即文献的整理。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页。

②·这两种认识系统，并非不相容，在有些场合也有结合。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已经在相互借鉴各自的研究成果。

批注

①·西方学者并不过分强调中国变革来自国外的原因，相反，考虑到更为宽泛的因素，把1840年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页。

②·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大型戏剧——第一出来自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冲突；第二出派生于第一出，来自于中国自身变革的运动。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页。  ③·西方学者不仅掌握了欧美历史研究的新技术和研究成果，而且能充分利用中国、日本甚至俄国的历史学术成果。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西方学者能提出不同于中国人的新观点，对历史事件有更加直接和细致的认识。

④·与“内陆中国”相对应的抽象概念，主要用来描述外国影响中国或外国入侵中国的渠道。“沿海中国”代表技术与贸易的次要传统，而“内陆中国”代表农业与官僚的主要传统。1842年条约口岸出现，“沿海中国”的次要传统开始扩散和发展，与“内陆中国”的主要传统产生冲突，也刺激后者进行自我变革。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0页，《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2页。

⑤·这也是英国入侵中国的主要动机。怡和洋行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当时英国商人的想法就是赚钱：“忙于迅速交货，没有时间读《圣经》。”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8页。

⑥·条约口岸最初有5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到1917年，通商口岸总数已达92处。自1860年以后，条约口岸的数量在整个中国日益增加，影响力日增，它大大加速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4、206页，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27页。

批注

①·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定制度，在条约口岸居住的外国人，取得了相当于中国士大夫所享有的特权地位。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22页。

②·新教传教士更喜欢条约口岸的舒适生活，因为19世纪50年代，内地还没有新教传教团体，传教士数量也较少，更为重要的是新教传教士都带有家眷，需要安全的生活场所。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35页。

③·即《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先后签订，外国在中国获得大量特权，也为1860年以后基督教传教运动的空前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新教传教士据新条约得到利益。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37—538页。

④·这个过程就是“沿海中国”的次要传统对“内陆中国”的主要传统产生影响的过程。

详见关于“沿海中国”的批注。

批注

①·1937年11月，布鲁塞尔会议召开，日本被孤立；1940年德国突然进攻法国，日本与德国结盟，并利用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切断了中国的外援；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加强，而日本的处境更为危险；1941年8月美英发表《大西洋宪章》，日本已别无选择；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18—527页。

②·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他们的立场不断接近中国人的立场，他们已与中国人产生情感共鸣，他们真正站了出来，他们对历史真相的了解更加深入。

③·隐喻是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多数情况下使用来自感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页。

本书是海外华西文献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最初设想源于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中国人，不应也不能忘记那段历史。我们牢记那段历史，需要真实的历史记录，需要客观和细致的历史考证，更需要整体的对历史的看法和认识，这些都需要借助外国的资料，我们书中对此有清楚的表达。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编者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跳出自己熟悉的文化圈，通过文化差异来反观自身，方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国外有众多的汉学专家和学者，亦有大量有关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今天的中国已对外开放，我们可通过了解别人来重新认识曾经的中国——既有璀璨的文化，也有屈辱的历史。我们在了解每一个历史细节的同时，也使我们充分理解今天中国的发展进程。

本书的诞生过程历时一年有余，从开始准备、出国搜集资料、回国整理资料、讨论书稿方案、确定书稿框架、委托翻译信件、注评研究信件、搜集整理照片和人物背景资料、修改完善书稿内容、排版设计和书籍装帧，到最终的书稿完成和正式出版，每个环节都很重要，需要感谢的朋友也很多。我们无法用言语来一一道谢，就用本书的出版来表达我们真诚的感谢。

感谢张维本博士的无私和热忱帮助。张维本博士曾在华西医科大学(前身为华西协合大学)工作，现定居加拿大。他长年旅居海外，对四川和华西校园的感情颇深。我们讨论本书的构想时，他主动提出在海外帮助我们搜集照片和人物背景资料。本书的80多张历史照片和14位传教士的背景资料都来自张维本博士的努力：他在与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多伦多)的沟通问询、申请填表、接受和传递图片资料等细致而繁杂的工作中不辞辛劳。张维本博士的出色工作无疑增加了本书应有的历史色彩和厚度，他为本书带来的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另外，他也对本书提出了非常睿智的看法和宝贵的建议，我们对他尽心和富有才华地参与我们图书的编辑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本书的翻译团队。秦丹女士翻译信件共11篇：钟善学(5篇)、黄思礼、云从龙、阿纳普、文幼章、斯蒂森、陈普仪(第二章)、杨济灵和梁正伦等；廖丽女士翻译信件共5篇：海布德(2篇)、高文明和科普兰(2篇)等；张俭先生和王文蒲女士翻译信件共4篇：胡祖遗、林则、云从龙夫妇和陈普仪(第三章)等。他们的翻译工作非常出色，既忠实于原信件的内容，也有各自的翻译风格。秦丹女士语言驾驭能力很强，对华西充满感情，译文细腻、优美；廖丽女士酷爱清中期历史，译文充满热情和幽默；张俭先生语言功底深厚，译文干净、精练，这些都为本书增色不少。我们真心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和专业精神。

我们还要感谢天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编辑工作。用《剑桥中国史》来注评信件的想法也来自于他们的最初建议。这里尤其感谢罗文琦女士、谭清洁女士、漆秋香女士和李婷婷女士。特别感谢张京先生的慧眼和总体把握，无论是文字修改、内容编排、语言风格还是参考文献说明和装帧设计，他都提出了细致和整体的建议。

本书借用了外国人的眼光，当然要感谢我们的外国朋友。首先要感谢多伦多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t Archives，40 Oak Street Toronto)以及帮助我们查找资料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专业和热情，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感谢Elizabeth Mathew，Robin Brunelle。我们也不会忘记在多伦多的传教士后人，特别是文忠志(文幼章的儿子)的家乡话“水凼凼、明晃晃”，以及我们在文焕章和文幼章父子墓碑前的凝思；我们不会忘记在Donothy Brenner小姐家中的小聚，更感谢她的赠书对我们这本书的帮助；我们不会忘记在欧文桑德与云达乐(云从龙的儿子)一家以及凯文(杨济灵的孙子)一起吟唱中加歌曲的情景，那一刻感觉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文化距离；我们也不会忘记在金斯敦的聚会，更不会忘记大卫(陈普仪的儿子)驱车带我们到阿森斯教堂，去感受启尔德当年出发时的情景。还有许许多多与外国朋友在一起的美好记忆，难以在此一一陈述，在此我们要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感谢我们的中国朋友。如无张颖明老师的联系，我们不会认识这些外国朋友；如无杨小齐女士的全程陪同，我们不可能顺利完成加拿大之行；如无在档案馆的等待中见到李幼鹏大哥，就没有异国遇家乡人的真切感受。

感谢朱丹枫先生对该研究项目的鼓励和支持，早在两年前，他就鼓励我们积极搜集海外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料；感谢他独到的眼光，他最早阅读本书的前言部分，对我们的研究视角和图书构想给予了肯定，由此我们才会坚持下来，直到完成研究项目。

最后还要感谢项目执行人曾恋小姐。她资助该项目凭的是一种直觉，也是一种缘分，她为项目的正常运行提供了非常及时的资金支持和后勤保障。

本书只是我们的初步尝试，我们将努力去搜集、整理和研究海外文献资料，形成既使广大读者乐于接受和选择，也适合大家议论和批判的图书。

微雨书细

乙未壮月

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