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是当代著名作家，“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而他对理论与思想的偏爱，对语言、意象及其表达界限的思考，对汉语写作的文体样式的探索与拓展，使得他不仅仅是单纯的“寻根”。他的作品，从《爸爸爸》、《女女女》，到《马桥词典》、《暗示》，再到《山南水北》、《日夜书》等，均在文坛产生了重大反响。廖述务著的《韩少功文学年谱》以年代为经、以事件为纬，逐年记录1953年以来与谱主韩少功有关的各类资料，具体涉及其家世背景、个人遭际、亲友关系、文学著述、文学活动、人生事功、学界研究等诸多层面。本年谱以谱主本人著述、档案史料等一手材料为基础，兼以对其他各类文献的搜辑考索，尽可能周详地勾画谱主的行年事迹。其中，尤其对谱主的思想演变，经典作品的写作发表情况，各类事功，谱主及其作品的传播、接受（包括其海外译介及研究）等，做了较为翔实的探源与考订。

廖述务著的这本《韩少功文学年谱》全面细致地搜集了与谱主韩少功有关的各类资料，涉及家世背景、个人遭际、亲友关系、文学著述、人生事功、学界研究等诸多方面。本年谱在注重历史事实之考订的同时，力求探讨其背后潜藏的思想文化蕴涵。在尊重事实前提下，编者还试图将自身以及学界有关韩少功之研究融汇到年谱中，为学界提供必要的学理参照。

1953年—1958年 出生到五岁

1959年—1965年 六岁到十二岁

1966年 十三岁

1967年 十四岁

1968年 十五岁

1969年 十六岁

1970年—1971年 十七岁到十八岁

1972年1973年 十九岁到二十岁

1974年—1976年 二十一岁到二十三岁

1977年 二十四岁

1978年 二十五岁

1979年 二十六岁

1980年 二十七岁

1981年 二十八岁

1982年 二十九岁

1983年 三十岁

1984年 三十一岁

1985年 三十二岁

1986年 三十三岁

1987年 三十四岁

1988年 三十五岁

1989年 三十六岁

1990年 三十七岁

1991年 三十八岁

1992年 三十九岁

1993年 四十岁

1994年 四十一岁

1995年 四十二岁

1996年 四十三岁

1997年 四十四岁

1998年 四十五岁

1999年 四十六岁

2000年 四十七岁

2001年 四十八岁

2002年 四十九岁

2003年 五十岁

2004年 五十一岁

2005年 五十二岁

2006年 五十三岁

2007年 五十四岁

2008年 五十五岁

2009年 五十六岁

2010年 五十七岁

2011年 五十八岁

2012年 五十九岁

2013年 六十岁

2014年 六十一岁

2015年 六十二岁

2016年 六十三岁

后记

1953年1月1日，韩少功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家庭。也就在这一天，新生的共和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家中，韩少功排行老四，于是有了个昵称“四毛”。家里还住着一个姑姑，以及一个从乡下来求学的亲戚的孩子。这个成员众多的家庭在生活上完全依赖韩父与姑姑的工资，显然偏于拮据。

在他成长的岁月里，这个家庭并不平静。长辈的坎坷人生直接影响了他的精神气质与创作。

父亲韩克鲜出生于湖南澧县小渡口镇一地主家庭，其时已家道中落。少年时期外出求学。中学毕业后，曾当过教师，也当过地方报纸的记者。抗战爆发，国土沦陷，人心惶惶。他投笔从戎，考入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结业后在第一兵团总司令汤恩伯身边任职，后转随汪浩（史上所谓中共旅苏“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先后任中校参谋、自卫独立大队长等，参加浙西、浙北的抗日游击战。抗战结束后，他回到家乡，身居长沙市政府财政科长之职，暗中却是共产党地下组织“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的中坚，重点联系军、警、宪人士，参与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进步运动，致力于湖南和平起义。一些地下印刷品在他家集散。他还曾利用自己的公职身份掩护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一位陈姓党员遭当局通缉，就曾以韩母弟弟的身份在他家藏身数月。1949年，长沙解放。韩父又穿上戎装，参加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韩少功出生之时，他依旧在千里之外的广西参与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因战斗果敢勇猛，成为解放军二十一兵团二一四师荣获一等功的战斗英模。1953年年底，全国新解放区的剿匪斗争基本结束，大陆范围内的匪患得以平息。1954年，他转业地方，先后在教育厅和省直机关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任职。在教育委员会，韩父先后执教有关《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选集》、《联共（布）党史》等的课程。在教学上兢兢业业，其教学经验还被印成册子在各地推广。尽管韩父的人生履历中有“革命”的成分，但异质的东西依旧难以抹去。面临“横扫一切”的时代风潮，其处境可想而知。1966年9月底的一天，在“文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他果决地以沉人湘江的方式撇清了与家人的关系。虽然韩少功说过：“父亲给我的印象不深，因为他死时，我才十三四岁。”但因父亲复杂的社会身份及其在传统家庭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他的离世给予韩少功的刺激依旧很大，有丧亲的悲苦、无所依恃的惶恐，更有阶级区隔下隐形“高墙”强加的时代精神创伤。小说《鞋癖》就包蕴着这种情绪体验：“我”断定父亲还活着，就在某个神秘的角落注视着自己的家人。

母亲张经星是位贤淑、寡言而又倔强的妇女。她出身于湖北公安县一个大户人家，在北京受过专科美术教育，一度担任绘画与书法教员。在那个时代，具有韩母这样教育背景的女性并不多见，她有足够的条件成为美术领域的专业人士。但因接二连三的生育，加上繁重的家务劳动，她不得不放弃公职，成为传统家庭主妇。曾经的新女性，必须顽强面对的是丈夫的自舍与子女的嗷嗷待哺。这些苦难既练就她的倔强与刚毅，也重创、磨砺她的心灵。骆晓戈在回忆文章中说：“他的母亲常常一整天不说话，只默默地走进走出，做家务也不带出一点声响。我们在扯谈，照例是海阔天空，他母亲静静地坐在暗处，我对这位作家的母亲油然而生敬意，后来一直十分敬重这位老人。”

在韩少功的童年时期，家庭尚未遭受极左革命风潮的冲击。韩家位于长沙经武路，紧挨古旧的城墙，城墙外侧是成片的棚户区。韩少功儿时的玩伴大多来自这个区域，他们的父母或是踩三轮的或是工厂临时工。与玩伴相比，韩少功的家境确实优越得多，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成为要好的朋友，成天疯玩在一起。他们曾一块割草养兔，捕虫养鸡——当时很多城市居民靠这种家庭养殖度过经济困难时期。成年后的韩少功一直对底层的人们有着天然的亲近，对动物怀有某种敏感的柔情，似乎与他成长的经历有着某种联系。比之于玩伴的影响，父亲还是带给韩少功一些不同的家庭教育。父亲个头中等，性情温和。他教会了韩少功游泳、打乒乓球、理发、骑自行车。而且，他要求孩子们天天晨跑，假期参加乡下劳动。显然，近代以来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新民理念影响了韩父，他希望子女也成为这样的有用之人。

1950年代初，国家开始对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位于长沙古城墙边的韩家私宅有前庭后院，在当时算不错的住宅，自然也是改造的对象。韩家主动拿出一半房屋响应征收，获得一千元左右的补偿。1964年，韩家又卖掉余下的一半，迁入新军路的湖南省直机关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宿舍。

P1-5

记得三十年以前，我刚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章培恒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洪升年谱》，受到学界高度好评。直至今天，我在百度上搜索书名，还会跳出这样的评价：“该书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列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异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将洪舁生平及其剧作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依我看，编制年谱，功在三个方面：一是详细考订谱主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史料；二是对于谱主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对其人其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那时我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是，年谱编撰是最花时间最吃功夫，同时也是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一种治学方法。研究者在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被不动声色地编织在资料选择和铺陈中，而不像有些学术明星，凭着胆子大就可以胡说八道。后来章先生指导研究生研究古代文学，也是先从研究作家着手，而研究作家先要从编撰年谱着手，于是就有了一套题为《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的年谱系列，这套书至今仍是我最珍爱的藏书之一。

章培恒先生的导师蒋天枢先生，曾在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受过陈寅恪、梁启超等名师指点，蒋先生晚年，受陈寅恪先生的嘱托，放下自己的许多著述不做，集中精力整理恩师的遗著。一套书干干净净地出版了，最后一本是蒋先生编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用年谱形式，把陈先生一生的著述活动都保存下来，没有一句花里胡哨的空洞之言。后来缪托陈先生知己的学人名流有的是，却没有一个在陈先生受到困厄之苦时候“独来南海吊残秋”的。这些流传在复旦校园里的故事，既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也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

倒也不是说，做年谱就是有真学问，谈理论就不是真学问。章先生后来也是从史料考辨走出来，偏重学理史识，成为一位被人敬重的文史大家。但是我们从蒋先生到章先生再到章门弟子的传承中可以看到，编制编年事辑（年谱）成为他们学术训练的一个基本方法。古代文学研究如此，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我早年追随贾植芳先生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先生首先就指示我从搜集的大量资料中编撰一份“外来思潮、流派和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的大事年表，罗列西方诸思潮流派在中国传播影响的编年记录；这份年表有六万多字，把这一时期中外文学交流关系的来龙去脉基本上都弄清楚了。后来我写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里使用的材料观点，基本上得益于这份大事年表。所以我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培养研究生治学研究，从作家研究，或者具体问题研究起步，收集资料，编撰年谱或者编年事辑，是最好的训练方法。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学术观点，都由此而生；为后来者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份绕不过去的研究成果。

可惜这种扎实的学术风气，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高校的研究生培养中渐渐式微，一些似是而非、华而不实的流行理论、外来术语、教条形式都开始泛滥，搞乱了青年学子的求知心路，也破坏了良好求实的学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严重。今林建法先生受聘于常熟理工学院，担纲校特聘教授与《东吴学术》执行主编。林先生从事文学编辑三十余年，对于学界时弊看得清清楚楚，他首倡编撰当代作家学者年谱，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份作家学者的年谱资料，也为学科发展提供信史。我赞成他的提倡，这个建议不仅有利于当代文学学科基础的夯实，也为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学风培养开拓了一条有效的道路。

《东吴学术》年谱丛书（当代著名作家及学者年谱系列）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希望这套丛书在林建法先生的主持下能够坚持若干年，不断开拓选题，为当代文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2014年4月19日写于鱼焦了斋

2017年4月修订

新世纪初，我有幸走进韩少功绚烂的文学世界。此后十余年，我尽管将许多精力投入到了文学理论领域，但有关韩少功的研究从未中断过。其间，出版过专著《仍有人仰望星空——韩少功创作研究》，主编过《韩少功研究资料》与《韩少功研究资料（增补本）》。这些研究为我撰写《韩少功文学年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下的文化空间四处充斥着对贵族遗风、民国风范的赞赏与钦慕。在许多人那里，“现代”才是一个大写的事件化的时代。现代作家的一句牢骚，亦可在历史的空旷原野里激起穿越时空的回响。在一大拨文学史中，回到“五四”被书写为当代作家集体成长的关键节点。这意味着，这群后来者恒久地处于“影响的焦虑”之中，殊难超越与克服日趋久远的精神父亲。为当代作家叙谱立传正是对这样一种文学史观的有限修正。当然，当代作家并非一个同质化的整体。与青年作家不同，韩少功这一代作家遭遇了历史大潮的冲刷与洗礼。他们是不幸的，遭遇“文革”，年纪轻轻就下乡务农，过早饱尝人世的艰辛。他们又是幸运的，历史让他们的行迹变得粗犷而醒目。上世纪90年代，历史似乎变得空前温顺，以致于福山大胆给出“终结”的诊断。这也是文学的分水岭：这之前，文学总能或多或少撬动历史的某一板块；这之后，文学愈来愈成为微不足道的历史配角。也就是说，文学日趋呈现出小写的非事件化特征。在可见的未来，为年轻一代作家写谱立传将更加考验书写者的智慧。韩少功这代作家中，不少人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质，他们与大写的历史依旧有绵密的结合。在韩少功的履历中，到处闪现出巨大而醒目的历史布景。撰写《韩少功文学年谱》显然是种愉悦的体验，你可以欣喜地感触到历史令人震颤的脉动。

感谢韩少功先生，他为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感谢林建法老师，他的组稿促发了这一次写作；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诸位编辑，他们较真的精神定能让年谱行之更远。这部书也是夫人王瑞瑞的作品，她的付出与担当，让我有闲暇与文字反复较劲。

廖述务

2017年9月20日

记于岳麓山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