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为马大任先生所作自传，出于对子女与祖国的爱，作者于鲐背之年在大洋彼岸执笔这本小传，其素朴沉静的文字折射出一颗清透而又善良的心。本书原文为英文，作者的老乡友人赵世人先生将其译为中文，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的素净风格；作者的女儿马一香女士参与审稿，故本书亦承载了作者的友情与亲情，相信作者生命力之蓬勃、使命感之浓厚、人生态度之豁达将感染每一位翻开这本小传的读者。

《我的自传》为马大任先生所作自传，内容涉及194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现状，介绍了他赴美留学前的生活经历，集中记述了在陆军第一军、飞虎队和北平国际宣传处的工作经历。该书内容简明扼要，叙述清楚易懂，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前言

马氏家族

解元府

生活的理念

我的童年

儿童教育

择友

战争

当兵

到第一军去

离家

战时旅行

在长沙

到第一军去（续）

第二次鸦片战争

解散服务团

特别培训班

选专业

隐居的新生

大学二年级

飞虎队

重庆新闻学院

重庆新闻学院（续）

战争结束

马歇尔的使命

去国怀乡

后记

马氏家族

我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我父亲是我爷爷的第二个儿子。我爷爷是我太爷爷的第二个儿子。爷爷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父亲也是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我亦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传承这样的家庭传统——次子，有五子一女——可能很难。我未能沿袭这个传统，膝下一子二女，不过于我而言他们都很棒。

马家是温州的名门望族。我们不是最富最贵的，却以书香门第和艺术传统而闻名，温州的其他家族无法比拟。

我的先祖五代前是解元，他开创了马家的书香传统。解元是乡试(省考)的第一名。过去在中国，每三年全国各个不同的行政区域都要举行科举考试。通过考试的前100名有不同的称谓。通过院试的叫秀才，通过乡试的叫举人，举人里的第一名就叫解元。我的先祖中了解元，同一年，他的兄弟也通过考试，中了举人。

解元府

学子一旦考取功名，政府往往会赏赐给他土地，以资薪俸。受赏者可以把土地出租，以租金为生。功名越高，薪俸就越高；薪俸越高，收入就越多。两兄弟分别中了解元和举人，就有足够的钱财在温州城里盖两座大宅子。宅子紧挨着，几乎占了温州城里的半个街区。

解元的宅子叫解元府，解元府的大门上横挂着一块大匾额，上书“解元”二字。我就出生在这座解元府里。

我祖父家里几乎所有的成员，还有他四个兄弟的家庭成员，都住在解元府里，因为他们都是解元的后代。这座宅第有时住户多达30人，其中有10来个孩子和我年龄相仿。在马氏家族里，我要找玩伴很容易。所以我从不在大街上和陌生人玩。我的玩伴都是家人，所以在我幼稚的心灵中，四海之内皆兄弟。

生活的理念

解元府最深处的庭院是我父亲马公愚和伯父马孟容练习书法及画画的地方。孩提时，我就喜欢看他们挥毫作画。我自己也爱上了画画，在同龄人中我算是画得很好的。

那时中国国力衰弱，西方列强正在蚕食中国。父亲非常爱国，他并不鼓励我成为画家。他说：“书画救不了国。年轻人应该学习科学与技术，科技兴国。”他同时指出了学问对艺术的重要性。他跟我说：“长大以后，如果你有好学问，同时还是个好画家，人们就会尊称你为画家；如果只会作画而学问不好，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画匠而已。”画匠和画家的社会地位不可相提并论。如此这般，我年少时当画家的梦想就被父亲扼杀在萌芽状态。打那之后，家里的浴室就是我被允许涂画的唯一的地方。后来我们家里要加一层新油漆，母亲觉得我的艺术水平不太高，也只让我漆客人很少看到的浴室。

我在高中时进了省立上海中学的理科。省立上海中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中学。学生毕业后，都能顺利通过中国任何一所好大学的入学考试。如果我从那里毕业，可以去上最好的理工科大学，将来有一天能当个顶尖的科学家。但我却没能读完高中。1937年，日本人侵略华北，全面抗战爆发。我牢记年轻时父亲对我的教诲：人的一生中，救国比追求个人情趣更重要。于是我在高中二年级念完后，就投笔从戎，志愿参加抗战。1938年夏天，我离开上海到陕西去参军，父亲给了我90块袁大头(银元)。战争初期，通货膨胀严重，军队和政府公职人员降薪，90块银元可能超过一个将军一年的薪俸。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幸运而快乐的。父母不仅和蔼可亲，而且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20世纪早期，政府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在每个省都设有一所“洋学堂”。之所以称作“洋学堂”，是因为和传统学堂教授四书五经不同，这些学校教的都是西方国家的课程。学校的多数老师都是西方人，往往是英美大学的教授。学生们学习英语、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科目。

浙江省的洋学堂设在省会杭州。我父亲和我大伯都去了那个洋学堂学习——父亲主修英语，大伯主修数学。这恐怕是当时中国学生所能接受的最好的教育。

我母亲也受到了当时最好的女子教育。在旧中国，女孩子受教育的唯一方式就是家里聘请私塾先生来教，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这么做。有些富人家会允许他们的穷亲戚或朋友的女儿受教于同一个私塾先生。那时没有公立女学校。我的母亲很幸运，在她到了学龄之际，温州有了第一所公立女校。

P111-115

我不写日记，我家的族谱也在“文革”时流失，所以，当我的三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想要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我的生活经历和中国当时的环境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他们坚持要我写一篇自传。面对他们对家、对我、对中国这样的热爱，我实在无法拒绝，所以就动笔了。

这自传是奉“子女之命”而写的，不宜让外人阅读。不过如我一般的老人的自传是现代史的一部分。中国现代兵荒马乱，史料的流失非常严重，这样的自传可以作为史料的补充。

记得1962午我第一次回到远东的时候，在台湾看到老校长罗家伦先生。当时罗先生是“国史馆”馆长兼国民党党史库主任委员。国民党退到台湾后，因为规模缩小很多，许多过去的官员都无法找到工作，只好失业。罗先生居然身兼两职，我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他能这样做。

罗先生就说：“我这个党史库是真的，“国史馆”是假的。国民政府离开南京的时候李宗仁是“代总统”，他要将“国史馆”搬到他的老家广西。“国史馆”的资料就被装上一部卡车，车向广西开去。半路上卡车被散兵抢走了，车上的资料被当作废纸丢掉了。所以“国史馆”到台湾的时候，一张纸都没有。总不能让人当空头馆长，但是“国史馆”是政府里的一个编制，不能取消。所以我就把那“国史馆”的牌子挂在党史库的门口。其实里面只有党史库的资料，没有“国史馆”的。”

李宗仁不是国民党的总裁，无权保管党史库，所以所有党史库的资料都运到台湾了。现在台湾“国史馆”里的资料都是到台湾后收集起来的。有些部会将它们运到台湾去的资料交给“国史馆”保存，“国史馆”自己也收集不少资料。潘振球当馆长的时候知道我手上有孙中山的女婿戴恩赛写的《孙中山传》的手稿就要求我同意他把手稿保存在“国史馆”。戴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精通国际法，回国后经常在孙中山先生身旁。他的手稿对孙中山先生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美国图书馆对中国名人档案的收集非常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都要利用那些档案。档案的丰富提高了史学研究的水平和学者的学术地位。中国现代史料的流失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

中国人以史为纲。研究历史不仅能够学习历史的教训，还能建立道德的标准。“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从过去圣贤的传记中得到做人的模范。

所以我现在不仅自己写自传，而且鼓励所有的朋友写自传。他们做过很多重要的事情，自传的参考价值要比我的高得多。我这篇小传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人为自己，为后人，为国家，为历史，都写自传。

正如序言所说，这本小书是应“子女之命”而写，本意是想告诉在美国出生、长大并接受教育的儿女们，他一她一们的父亲和祖辈来自哪里，根在哪里，有哪些主要经历和人生感悟；当年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环境差异，以起到某种教育传承之用。这些篇章是我从纽约法拉盛搬到加州旧金山以后，用电脑陆续逐字敲打出来的。文字简单，篇幅简短，但所记所叙皆出于自身经历和见闻。当然，文责自负。

鉴于年事已高，记忆力消退，来美后的经历难以在此一一陈述。所以这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自传。且允许我在此补记到美国后的简要历程，以便让读者有全面把握。

1947年夏天，我和马大恢、熊向晖搭上美国运兵船“梅乐斯将军”号抵达旧金山。我和马大恢从旧金山坐火车去了麦迪逊，到戚斯康星大学报到。熊向晖则去了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西储大学。

我在成斯康星大学新闻学院读研究生，续修在重庆新闻学院所学的专业。教授们对我都很好，我可能是成大新闻学院第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生。1948年夏，我顺利毕业，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

哈佛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都给了我免收学费的奖学金。我因为有一个表叔在纽约，就决定到哥伦比亚大学去。

哥伦比亚大学有新闻学院，但没有新闻学博士的学位项目。因为过去做过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我就改学国际关系。我的运气很不好。1948年开始学国际关系，第二年中美关系就断绝了。我又改行学图书馆学。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钱念书了，就开始在纽约的布道研究图书馆工作。晚上和暑期选课，用两午时间念一年的课程，毕业后就升任布道研究图书馆副馆长。

1961年，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要发展中文图书，就请我去。我在那里待了四午，将中文馆藏从2,000种增加到400,000册。1965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东亚图书馆馆长吴文津被哈佛大学请去当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胡佛研究院就请我去接替他的位置。

我在胡佛研究院待了近十午。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到斯坦福大学来参观，同时邀请我到他的汉学院当图书馆馆长。我在荷兰也待了将近十年。其问，参观了欧洲许多国家的汉学图书馆，创立了欧洲汉学图书馆协会，调查了欧洲的汉学图书馆，出版了一个报告。

莱顿大学和北京大学有交换学者项目。我以交换学者的资格回过中国好几次。每次都参观好些大学图书馆，觉得中国大学图书馆里的英文藏书实在太少了，退休以后就决定创立“赠书中国计划”，收集北美退休教授和学者的藏书，送给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十年来已经送了40个集装箱的书籍给中国的大学。

知识就是力量。一国的知识量某种意义上也是国力强弱的体现。我希望“赠书中国计划”能帮助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增加一些知识。

我这个老愚公已经过了96岁，体力大不如前，以后能为祖国做的事恐怕很有限。只希望我三个很能干的孩子看了这本小书后，记得他们是华裔，要为中华民族做些事，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

这本小书付梓，要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蔡剑峰社长和吴浩先生，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使之从当初的一种设想成为现实。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和许多未曾谋面的编辑们，她们认真的精神和负责的态度，让我这个老图书馆员都为之感动。感谢我在中国外交部工作的朋友和老乡赵世人先生，正是他当初的提议，这份“家书”才得以面世，接受读者审视。赵世人承担了将本书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受我委托负责和出版社沟通选题、编辑和出版等事宜。

马大任 写于加州旧金山2016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