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当然，这顿壮行的饭，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见得多么可观。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到今天，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顺着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发现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的重要性，人为地夸大了。吃完豆芽和猪蹄，他是用一种上校的口气。来说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
死了三百万。他严肃地看着我。我心里也有些发毛。但当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邱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当时中国的国内形势，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美国人、英国人、东南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如一盆杂拌粥相互搅和，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的桌前。别说是委员长，换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所以，朋友交给我的任务是小节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这些富丽堂皇地方中的衣着干净、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的少数人，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这些世界的轴心我将远离，我要蓬头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饿殍的河南灾区。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最后一个问题是，朋友在为我壮行时，花钱买了两只猪蹄，匆忙之中，他竞忘记拔下盘中猪蹄的蹄甲；我吃了带蹄甲的猪蹄，就匆匆上路；司见双方是多么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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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天道酬勤
冯小刚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的王朔还是小王，震云还是小刘，我还是小冯。我们仨同龄，五八年的，风华正茂。
一个夏天的午后，小王把小刘的《温故一九四二》交到我的手上。
小王说：推荐你看震云新写的一个中篇，调查体小说。
我一口气看完，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是民族的命运。
这篇小说在我的心里开始发酵，逢人便说，念念不忘。
隔年，在南郊京丰宾馆一个扯淡的大会上，遇到震云，我提议把《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电影。那时我刚刚拍完根据震云小说《一地鸡毛》改编的电视剧，还没有拍电影的经历。
震云的回答是：不急……容我再想想……
之后一晃几年过去。这期间，我和震云、王朔还有梁左成为莫逆，隔三岔五包上一顿饺子，凑几个凉菜，说上一夜的醉话。酒中也多有提及《温故》的事，但也都是虚聊，小刘没有实接过话茬。
时间走到2000年。新年的一个晚上，小刘来到我家。饺子就酒，几杯下肚，小刘郑重对小冯说：我今天来，是想把《温故一九四二》交给兄长，此事我愿意与兄长共进退。
今天我仍清楚记得震云那义无反顾的表情。天渐白时，我们喝光了家里所有的啤酒，那一夜小刘把《温故》托付给了小冯，也把“一九四二”烙在了我的心上。
2002年项目正式启动。那时我已与华谊兄弟签约，中军中磊横下一条心拿出三千万投拍《温故》。在当时，对于一部国产文艺片来说，这个预算就是一个接近于自杀的天文数字。
我们在北影的一间小平房里开了论证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它是部好小说，同时也一致认为它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专家们散去，小冯和小刘蹲在小屋外的树荫下，小刘问小冯：这事还做不做？我说：做。小刘说：人们习惯只做可能的事，但是把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思不大，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义就不同了。小刘又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笨人。聪明的人写剧本知道找捷径，怕绕远怕做无用功，善于在宾馆里侃故事，刮头脑风暴；笨的人写剧本不知道抄近路，最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路都走上一遍，看似无用功。却能够找到真正要去的地方。
我对小刘说：我们肯定不是聪明人，就走笨人的路吧。
接下来的三个月，小冯和小刘携小陆、老韵、益民还有孙浩，一行六人先后赴河南、陕西、山西，又赴重庆、开罗，行程万里。在路上，我们见到老东家一家，瞎鹿花枝一家；见到了东家的女儿星星，赶大车的长工栓柱；见到了八岁的留保和五岁的铃铛：见到了伙夫老马；见到了意大利传教士托马斯·梅甘，他的中国徒弟安西满；也见到了委员长和那位让委员长头疼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见到了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李培基；见到了寒风中蓬头垢面的灾民，背井离乡一路向西的逃荒队伍；见到了他们悲惨的命运；更重要的，也意外地见到了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幽默。
半年后，震云捧着热腾腾带着油墨香味的剧本，用他的河南普通话给翘首以待的我们读了整整一个下午。
捋胳膊挽袖子，中军拍板，干！
剧本送去立项，不日被驳回。理由是：调子太灰，灾民丑陋，反映人性恶，消极。
散了散了，下马，该干吗干吗去吧。
时间来到2004年，中国电影市场开始呈现繁荣景象。这一年我拍了《天下无贼》，和周星驰的《功夫》双双贺岁，都破亿，平分秋色。庆功之余，旧事重提，拍《温故》的心又死灰复燃，《温故》这蓬野草雪藏多年又见天日。这次华谊把预算提高到八千万，准备先斩后奏，奉子成婚。
建组，我带队选景重走长征路，震云数易其稿孜孜不倦。经过十年的沉淀，剧本的问题被逐一发现并得到修正。最大的收获是在逃荒路上，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换，这些转换有力地推动着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过往的几年中还发生了一件我们始料未及的事——国民党结束了在台湾的统治，成为一个在野党。国共两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人民大会堂的红毯上两党的领袖握手言欢，求同存异了。
万事俱备，剧本再次呈上，得到的答复与两年前毫无二致。“灰暗消极”的评价之外多了一些忠告：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好事积极的事光明的事不拍，专要拍这些堵心的事？
剧组又一次宣布解散，筹备花出去的钱，拉下的亏空让贺岁片的盈利去背吧。《温故一九四二》这个苦孩子还得在娘胎里怀着，不准出生。
这之后，似乎死了心，和震云见面也回避谈起这个话题，偶有涉及也是言辞躲闪。梦还在心里做着，但已深知遥不可及。像追求一个一见钟情的姑娘，屡遭拒绝，一开始是姑娘有歉意，到后来就变成了我不懂事，再提出追求就成了笑话。
死了心也好，可以坚定不移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拍商业片，赚他个人财两旺。
在我一门心思拍商业片的时候，世界又在不断变化——台湾的领导人陈水扁下了大狱，国民党由在野党重新上台执政。 世事沧桑。
你方唱罢我登场。
时间如水流过，转眼间到了2011年，小刘变成了刘老，小冯变成了冯老，小王也变成了王老。
这一年，华谊邀王朔写了《非诚勿扰2》，四两拨千斤玩儿一样就赚了大把的银子。正在纸醉金迷乐不思蜀盘算着一不做二不休整他个《非3》时，王老敛起笑容对我说：趁着现在这个势，你应该横下一条心把《温故》拍了。我没夸过别人的剧本，但老刘的这个本子写得确实好，你应该有这么一部作品；有《温故》这碗酒垫底，往后冯老就可以心无旁骛在商业片上胡作非为没有羁绊了。王老又厚道地说：你怕什么？万一票房上有个闪失，我再帮你写一喜剧不就给华谊找补回来了吗？
又是王朔，十七年前的因种下了十七年后的果。王老的一席话把我流浪的心灵喊回到《温故一九四二》的归途上。
我问刘老：还有心气吗？
刘老说：还是那句话，我与兄长共进退。
我问中军中磊：还有心气吗？
兄弟俩问我：两亿够吗？
我问兄长张和平：你觉得这事能成吗？
和平回答两个字：靠谱。
我问电影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我算那多样化行吗？
宏森皱着眉头说：我不敢打包票，容我尽力斡旋吧。
2011年，电影局批准《一九四二》正式立项，下发了拍摄许可证。前提是：第一，拍摄时要把握住1942年摆在我们国家首位的应该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第二，表现民族灾难，也要刻画人性的温暖，释放出善意；第三，影片的结局应该给人以希望：第四，不要夸大美国记者在救灾上作用，准确把握好宗教问题在影片中的尺度；第五，减少血腥场面的描写和拍摄。
2011年2月，剧组成立，筹备8个月，于同年10月26日在山西开镜，历时135天艰苦卓绝的拍摄，于第二年春天封镜。又经过7个月紧张的后期制作，终于在2012年的11月面世公映。
把《温故一九四二》这篇小说拍成电影的理由有很多，但我最想说的是，这是小冯和小刘的缘分，是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是一个导演和一九四二年的缘分。
2012年11月
（摄影：张述）
《温故一九四二》是作家刘震云的中篇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一九四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河南大旱，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我”重温那段历史，采访了“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记录了这场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灾难。
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十九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剧本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河南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
《温故一九四二》是作者刘震云和导演冯小刚独家授权的小说和电影故事完整版作品，也是首次面世的刘震云电影版《一九四二》。
刘震云的小说为调查体，简洁而不着一笔作者态度，却准确还原了1942年中国的大时代环境。极为苛刻却慧眼独具的王朔，对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不吝赞誉，力荐给冯小刚。冯小刚说：“我一口气看完，使我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从此“把一九四二烙在了心上……”
电影故事经19年打磨，数易其稿，炉火纯青。书中冯小刚长序为难得一见的“惊世之言”，详尽记述了《一九四二》问世的艰辛与坎坷，极具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