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著的《一位哲人的目光（任继愈谈话录）》介绍：哲学的推动力是怀疑而非信仰，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

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

哲学并不是纯思维的东西，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社会活动、家庭生活、审美趣味等许多方面。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总起来看就好像人的两条腿，但自然科学这条腿很长，社会科学那条腿很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自然不会协调。

他的身份有很多，

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他取得成就也很多，

教学多年、筹建宗教研究所、编写多部书籍……

并赢得了“中国学者的典范”称号。

他就是——任继愈。

任继愈著的《一位哲人的目光（任继愈谈话录）》汇集了任继愈生前最重要的对话和访谈文章，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宗教、文化、教育、思想等诸多领域，不仅彰显了他很多精彩而独到的哲学见解，也有助于我们探寻一代学人丰富多采的内心世界，发掘其哲学思想的来源和形成过程。

谈中国传统文化——儒教

不研究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

古代哲学与近现代哲学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灵魂所系

哲学并不是纯思维的东西

世纪老人的话之一：关于个人认识

世纪老人的话之二：关于爱情、婚姻和人生

世纪老人的话之三：关于做学问

中国新哲学体系要有自己的特色

《中华大典》工程回眸

重视智力资源的投入和开发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也是科学

任继愈：个人成才离不开社会

编纂《中华大典》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重“学史”才能强“立志”

提高观念文化的素质

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状况的镜子

玄奘为什么不如慧能

国学与一个人的道德底线

修辞立其诚，无意著东风

国学与21世纪：任继愈、汤一介、袁行霈、余敦康谈话录

继绝存真，传本扬学

不敢从心所欲

对话哲学家任继愈：穿越古今的旅行

人生是一条河流

哲学救国七十年

民间力量十七年推动盛世修典

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

哲学家任继愈：用科举的方式改革中国教育

一位中国历史文化学者的心愿

传承发展优秀历史文化：任继愈、冯其庸、李学勤、芦荻对话录

图书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

哲学的推动力是怀疑而非信仰

中国文化典籍的一次全面总结

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

实说冯友兰

做第一流的学者：与任继愈的对话

把思想光芒留给未来：任继愈访谈追记

附编

用历史的观点研究宗教

任继愈谈我国宗教学研究现状

“人是最根本的”

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

白首之心：记任继愈先生

一位哲人的目光

任继愈：天风海浪自悠悠

通脱之心论古今：任继愈谈老子和道教

任继愈：唤醒传统文化的衔接

国力强盛，文化才能被世界重视

任继愈：一部大书与一座图书馆

任继愈先生漫谈录

附录

任继愈年表简编

任继愈著作简表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灵魂所系

访问者：白岩松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点幻想，想追求点真实的东西，找最后的真理是什么，理想浪漫主义。没有想到毕业后找个工作都非常困难。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白岩松：1938年您从湖南徒步走到了昆明，历时两个月，行程大约一千多公里。沿途您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贫困，还有社会的败落，那么这两个月的旅行是不是彻底影响了您以后做学问时的一种心态？

任继愈：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做学问也得拿出上前线时冲锋的那个劲儿才行，没这个劲儿也搞不成。

白岩松：我看到了您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当时您在昆明西南联大无论求学也好还是后来留校也好，您书斋的名字一直叫潜斋。潜心读书是不是给您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学问底子？

任继愈：在做学问上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马克思就说过这个话。我们中国也有这个真理，就是很平凡才叫真理。太离奇古怪的，很新奇的，那个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很朴素、很平凡，就是大实话。我是这么想的。

白岩松：1964年毛主席倡议成立了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您当所长和教授一当就是二十多年。当初（指1964年）要不是毛主席建议的话，您会离开校园吗？

任继愈：不会离开，我想我还会在那儿。

白岩松：那从您本人来说，您还是更喜欢校园的工作？

任继愈：是的，我喜欢学生。教书多年，我喜欢学生。

白岩松：先生非常注重中小学的教育，您也编过历史丛书一百一十本，那是面对中学生的。您撰写的文章字里行间，包括说话、包括一些发言之中，对于现在过于注重大学教育都持有一种批评的态度。

任继愈：小农意识就是注重近期效益，信不过的我就不肯做，短期行为，不会见效的。教育也有这个问题。教育的根本还是在中学。回顾起来，我自己的成长，世界观的形成，就是在十二三岁那个阶段，后来发现某些研究生写论文答辩，看见有的学生的论文中标点符号还用不好，意思表达不清楚，词不达意。这不能怨大学的老师，这是中学的底子没打好，小学没学好，基础没打好，改就很难了。在京剧艺术中这样的例子最明显，舞蹈也有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底子打不好，后来就不好办了。

白岩松：古为今用这个问题很多年来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我在很多文章中看到您是不主张古为今用的。

任继愈：嗯，我不主张。因为这样主张会产生一种流弊，虚无主义往往就是利用这个东西：用得着的我就来。真理是不能这么玩弄的，真理有它自身的尊严，你随便拿来用是不合适的。

白岩松：您好像也不主张厚今薄古？

任继愈：我主张实实在在的。

白岩松：我最钦佩先生的也是这一点。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整理佛教、儒家的资料，要是没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如果没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样一个想法，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任继愈：我们也是借这个前人栽树，我们乘过凉，我们也要栽栽树，希望给后人留下点什么。这样整个社会才会不断地前进。文化在不断地积累，文化的特点就是积累，不能斩断，不像别的。政权可以是一刀两断，文化不能一刀两断。新中国政权与旧中国政权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限，但文化这个界限不能依从这个来划定。文化有几千年就有几千年，绝不是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的。

白岩松：1956年您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入党以后，包括入党以前您所积极追求解决的，也就是您作为用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任继愈：我始终看到农民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同志也讲了农民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我们从思想上看，从哲学史上来看，也发现中国农民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有好些失误，在建设中走了一些弯路，这就是小农意识在作怪，是小农意识带过来的，意识没有改变，限制了新事物，对于走向世界、与现代世界接轨，都有局限性。

白岩松：先生从事学术工作已经五十多年，将近六十年了，您自己怎样评价您这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

任继愈：我还没有认真地想过怎么样评价。我是想大道理不用讲。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就是在集体中生活，依靠着群体，没有群体的话人就不能生活下去。他可以从群体中拿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从集体中拿些东西就要奉献一些给集体。如拿一杯水就要添一杯，或是奉献一勺，社会才能富有。文化事业也要靠大家向里面添东西，能添多少就添多少，若光拿不添的话社会非垮不可，我是这么想的。

白岩松：任继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富国强国离不开科技，但光靠科技还不够，哲学社会科学代表一个民族的总体水平，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所系，万万忽视不得。P27－30

所谓第一名，仅仅“不是坏事”而已

20世纪40年代初，二哥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我在江津的德感坝国立九中读初中。南溪和德感坝都在长江边上，相距不远。有一次他专程从李庄到江津来看我，在德感坝“鸡鸣早看天”的小店里，忍受着臭虫的叮咬，住了三天两夜。他看了我的日记，找我的老师和同学谈话，得知我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从不排名次，但发放某一社团给流亡学生赠送的助学物品，僧多粥少，只能发给班级第一名。我因获得赠品才知道我的名次）。他对我说：“你是全班第一，这不是坏事，但不能说明你就学得很好了。学无止境，人生是长跑，你才刚刚起步，要踏踏实实学习，养成读书习惯，把身体锻炼好。”从那以后，我牢牢记住，所谓第一名，仅仅“不是坏事”而已，并一直以学习和工作的实际质量来要求自己。

1995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看我因之忙得团团转，送我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几个字是我晚年的定海神针，我顿时觉得思想澄明开阔起来，又不由得想起七十多年前“不是坏事”这句收敛含义的话。

这一点他自己做出了榜样。他说话从不滔滔不绝，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他说话有点木讷。这与他在课堂上流畅透彻的讲课相比判若两人。我深知，他敏思而饱学，远在常人之上。他说话有点木讷，不是思想迟缓，而是思维过快、过深，瞬间有好几个思维层次奔涌而出，他的脑子里要经过一番挑选才能说出口来。因此说话有时不够畅达，过分简略，点到即止，甚至有时令人觉得他有些矜持。这与他从不自诩的内敛性格有关。1944年母亲在西安病逝，我从重庆到西安奔丧，他也从昆明到西安探视父亲。我们同在一室、一个大床上，住了一个多月。有人向他约稿。他大概每周写一到两篇短文。我见他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篇幅较长，引用书中的大量诗词。他在稿纸上打个引号就往下写，从不迟疑，也不查书。我惊奇地问他：“你连这些东西都能背得？”他平淡地说：“不是背的，看书时印象深的就记住了。忘记的还是比记住的多。”

他沉潜治学，曾把自己的书房叫“潜斋”，后来“潜”成习惯，连“潜斋”的名字也不要了。

政治家应是优秀思想的实践者

“文革”末期，我轻度中风，住在北大中关园二哥家中，前后三个多月，那也许是我们一生中谈话最多的时候。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文革”。“文革”中“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口号很突出。其中三个“伟大”是既成事实，可以理解，但他对“伟大的导师”的提法深感忧虑。他说从西周《尚书》的“皇族有训”，到秦始皇的“以吏为师”，再到宋以后把儒家完成宗教化，一直到今天，是一脉相承的。他说，政治家应是优秀思想的实践者。后来有人恭维他为“大师”，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大师，今后二三十年内出不了大师。于是他献身为后来人铺路的工作，整理古籍，守望着未来的新人。

他说社会如此无序，少数领头人固然难辞其咎，但更应该探索其深层根源。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长久的思想积淀，不至于闹到这一步。他追本溯源，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代把儒家彻底改造成了儒教，孔子的神坛越筑越高，把华夏文化引入歧途。这个深厚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未能撼动，新社会也无力摆脱。他说：“记忆犹新的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干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无神论的宗教一旦丧失理性，比有神论的宗教更加狂烈没有底线。他的这种积累多年的思想压力，“文革”以后终于喷薄而出。1978年科学大会以后，他首次提出儒教是宗教的学说，此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对儒教的论证与挞伐中。从1978年到2009年去世，他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最初几乎是孤军奋战，以后逐渐得到社会的响应。我不知道身忠绝症、已至耄耋之年的他是以怎样的苦心和坚韧支撑下来的，何况他还承担着主编《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典籍的重担。我只知道他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床伏案工作，力求把儒家与儒教剥离清晰，给大家看看儒教的真形，直到住进医院。

他对十年动乱有深刻的理解，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回归正道。“文革”前半段他在五七干校劳动，后因眼病回到北京。他在中关园的宿舍被分出大半，他就在书架的包围中蜗居静思。他说文化是最本质的东西，发乎中、形乎外，不管戴什么帽子，披什么外衣，明眼人一眼就看得明白。他是曾被毛主席称为“凤毛麟角”的人，“文革”中找他的人不少，他都称病不出。他叮咛我说，不管“文革”的势头多么强大，都是违反历史规律的，是一股逆流，不能掺和进去。斗人的人和被斗的人，都是时代的牺牲品，都是受害者，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文革”的结局验证了他的话。

当时，不仅“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也成了解决问题的万灵药。他认为将斗争如此绝对化，违反了辩证法，将使社会充满仇恨而被撕裂一一他尊重儒家人文关怀的普世价值并恪守不渝。台湾一学者主编的《国学基本教材》请他作序，他欣然命笔。北大筹办国学院，他积极参与。但他不认为源于小农经济的“农耕文明”能够适用于后工业化时代。他也不同意不同文化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回搬家。他说，文化是在多种文明碰撞、融合中不断更新发展的，如果死抱住儒家为主要代表的农耕文明不放，看不见海洋文明、工商文明，将会走晚清末年“洋务运动”的老路，做“冬烘先生”。他认为新旧文化之间，是“方死方生，方生方死”的蜕变，所谓“横扫一切”，所谓“先破后立”，所谓“一刀两断”，只能是空想。

有了“道”世界就比较安全了

晚年他谈的最多的是《老子》。他说“诸子百家”，可归结为两大宗，即儒家和道家。儒家是为当权者培养人材的，后来儒家异化为儒教，流弊很大，流毒很深，其极端表现为“文革”。他认为《老子》是弱者求生存的“一部空前的哲学著作”。出于对社会的关怀，以及知识分子本身弱者的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没有离开过《老子》，直到晚年还出了《老子绎读》这本极其简约的解读《老子》的书。因为“迄今为止，老子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地干扰，乱出点子，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仍值得借鉴。”他说：“反映农民呼声最早、最系统的是《老子》。”儒家讲天、地、人“三才”，这还不够。老子讲天、地、人、道“四大”。有了“道法自然”的“道”这个基本规律的管束，别老喊“人定胜天”，世界就比较安全了。

算来快一个世纪了，我与二哥继愈，两个耄耋老人间的对话一一说是对话，不如说是他对我的嘱咐，经常在我耳边回响，是怀念也是慰藉。

任继周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