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贞、刘俊编写的《穿过荒野的女人(华文女性小说世纪读本)》选取了写作于20世纪初至2004年的32位有代表性的华文女作家，每位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一篇，并配有作者简介及主编撰写的千字导读，较完整地展现了20世纪华文女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

综观新文学以降，华文女性书写场与批评的荒芜，曾经牛步辗转，来到新世纪，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女性角色与遭遇反映于书写，究竟是开阔还是狭幅？华文女性小说的写作姿态，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聚焦于新文学缘起的二十世纪，以及女性作家发表于二十世纪的小说，选取三十一位最具代表性的华文女作家，撰写作家生平介绍、作品导读，奉上具体的作品文本，由此构成了这本华文女性小说世纪读本，也可称作一部简明的二十世纪华文女作家写作史。

苏伟贞、刘俊编写的《穿过荒野的女人(华文女性小说世纪读本)》标示了此书的主旨与女作家们的文学定位、文学影响力，涉及文学时空横向的发展与纵向的承续，同时呈现了编者的眼光、品味和用心。

序一：女性·原初·想象／苏伟贞

序二：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的历史写照／刘俊

冰心：《秋雨秋风愁煞人》(1919)

庐隐：《丽石的日记》(1923)

凌叔华：《中秋晚》(1925)

陈衡哲：《巫峡里的一个女子》(1928)

冯沅君：《旅行》(1928)

萧红：《王阿嫂的死》(1933)

林徽因：《钟绿》(1935)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

张爱玲：《心经》(1943)

苏青：《蛾》(1944)

施济美：《悲剧与喜剧》(1945)

林海音：《殉》(1957)

童真：《穿过荒野的女人》(1958)

茹志鹃：《百合花》(1958)

欧阳子：《蜕变》(1962)

於梨华：《黄昏·廊里的女人》(1962)

施叔青：《壁虎》(1965)

李昂：《花季》(1968)

陈若曦：《查户口》(1976)

苏伟贞：《陪他一段》(1979)

王安忆：《雨，沙沙沙》(1980)

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3(1982)

朱天文：《这一天》(1982)

李渝：《朵云》(1985)

朱天心：《新党十九日》(1989)

邱妙津：《玩具兵》(1989)

黄碧云：《呕吐》(1991)

陈雪：《寻找天使遗失的翅膀》(1993)

黎紫书：《推开阁楼之窗》(1996)

平路：《婚期3(1997)

赖香吟：《岛》(1999)

重回那张终选名单，真有隔世之感。

凝视我所编选的台港、海外华文女作家名单，其实到现在，以一名读者的角度，我仍有许多不甘与诘问；以一名编者，自知也只能如此：林海音(1918—2001)、张爱玲(1920—1995)、童真(1928一)、於梨华(1931一)、陈若曦(1938一)、西西(1938一)、欧阳子(1939一)、李渝(1944一 )、施叔青(1945一 )、李昂(1952一 )、平路(1953一)、苏伟贞(1954一)、朱天文(1956一)、朱天心(1958一)、黄碧云(1961一)、邱妙津(1969—1995)、赖香吟(1969一)、陈雪(1970一)、黎紫书(1971一)。

不甘与诘问的女作家，如康芸薇、孟瑶、徐钟佩、张漱涵、琦君、郭良蕙、聂华苓、吉铮、叶陶、李黎、蒋晓云、萧飒、曹丽娟、严歌苓、袁琼琼等，都因不一因素，于是回避视线让她们侧身而过，这将成为编选者永远的沉痛。

不争的是，综理此读本，依年序从陈衡哲到黎紫书，在世代接续与书写位置上，奇特地形成前文所言文学的横纵发展与承继。诚如刘俊的陈衡哲生平与导读所言，1917年陈衡哲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一日》，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反映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国的一天流程及人际互动，此时鲁迅的《狂人日记》尚未问世。从此角度看，《一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篇白话小说，陈衡哲更是中国女性留学海外的先驱。反观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的作品，多取材马来西亚家乡人事阴暗面，以此建构海外女性族群异质书写的图腾，可说是海外华文小说的开拓者。从留学生到移民异乡，女性处境从来不是进步或退步的问题。奇特的是，黎紫书《推开阁楼之窗》以及读本所收陈衡哲《巫峡里的一个女子》都写女性的命运困厄。《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写女子逃匿婆婆打骂和丈夫避走巫峡山界，《推开阁楼之窗》里的小爱和母亲却走进被诅咒似的五月花旅社。逃避的母题奇特地连接到童真《穿过荒野的女人》，小说中婚姻不幸的女子杨薇英，在失婚后独自带孩子离家进入学校，最后因祸得福，既出走也走出自己的路。童真形塑笔下女性追求自我不失乐观厚道，她让杨薇英拥有谋生能力后对追求者如是说：“我已经试着走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我想独自走下去。”壮哉斯言，杨薇英不是拒绝幸福，而是诚实面对自己，反写了女性处境。从宽处看，林海音《殉》、张爱玲《心经》、於梨华《黄昏·廊里的女人》、欧阳子《蜕变》、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平路《婚期》、朱天心《新党十九日》、黄碧云《呕吐》、赖香吟《岛》，都具有这样的成色与反思。陈若曦《查户口》则是少数“文革”题材的小说，女主人公彭玉莲是我行我素的共和国潘金莲，丈夫是大学副教授却不吵不闹不离，以此保全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尊严。彭玉莲如动物本能的女性意识，成为社会制度最大的嘲讽与挑战。

此外，一篇带有同志成色的作品，邱妙津的《玩具兵》，是她将自我从女性身体“流放”出去拟仿男性身体语言之作。

实践与变形，上述作品皆演绎了法国女性学壮者西苏((；ixous)倡议女性写作的意义，即在“把自己写进文本”，通过书写，将女性自身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①至于作品折射的女性想象，出入家国、身世、情欲等虚实课题，则形成一“想象的共同体”，具体而微扩大并深化文学版图与对话。

大陆女作家部分，刘俊辑选的是陈衡哲(1890—1976)、庐隐(1898—1934)、冰心(1900～1999)、凌叔华(1900—1990)、冯沅君(1900—1990)、林徽因(1904—1955)、丁玲(1904—1986)、萧红(1911一1942)、苏青(1914—1982)、施济美(1920—1968)、茹志鹃(1925—1998)、王安忆(1954一)。相关编选理念请参阅他所写的编序。

要说明的是，最初拟定的选单中，张爱玲《心经》后来版权生变，黄碧云《呕吐》无意授权，因此两篇小说存目，仅收作品导读。陈雪《寻找天使遗失的翅膀》也因故放弃，对此唯无言与遗憾。

是女性主义先驱伍尔夫(Virginia Wol。f)的话：“事实上，身为一个‘外人，，我没有国家；身为一个女人，我不需要国家；身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全世界。”①敏感的读者也许一眼便洞见句式关键词：外人、女人、国家、世界。而“外人”，又是关键的关键。然而，对女性而言，对‘‘国家一全世界’’的跨界思辨未必切身或感兴趣，但“外人”之感，却可能时时刻刻都有。因此，如何反映自身与突围?写作往往成为通往世界的一条秘径。

综观新文学以降，华文女性书写场与批评的荒芜，曾经牛步辗转，来到新世纪，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女性角色与遭遇反映于书写，究竟是开阔还是狭幅?女性主义学者伊兰·修华特(Elaine sliowalter。)的名篇篇名《走过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勾描女性文学处境十足贴切，而童真的《穿过荒野的女人》书写小说角色不畏荒野穿越自我，则是作为这本女性作家代表人物选集的书名，给予的一个肯定的回应。

庐隐(1898--1934)，原名黄英，福建闽侯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并开始小说创作。1922年曾去朝鲜、日本游历，同年回国后从女高师毕业，先后在安徽、上海、福建等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与郭梦良结婚(郭梦良1925年因病去世)。1927年任北京女子中学校长，并兼任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编辑，参与开办华严书店，编辑《华严》杂志。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旋去日本，同年回国。1931年执教于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1934年因难产去世。

“五四”时期庐隐和冰心在文坛齐名。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庐隐是出席者中唯一的女性，同年她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早期作品《余泪》《或人的悲哀》《海滨故人》《沦落》《前尘》等大都发表于《小说月报》。著有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1925)、《曼丽》(1928)、《灵海潮汐》(1931)、《玫瑰的刺》(1933)，中篇小说《归雁》(1930)、《女人的心》(1933)，长篇小说《象牙戒指》(1931)、《火焰》(1935)，散文集《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东京小品》(1936)，传记《庐隐自传》(1934)等。

庐隐自幼家境贫寒，靠自己的苦读才获得在社会上立足的能力，因此对于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艰难处境，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她的早期创作虽然大都为“问题小说”，但自《海滨故人》发表后，庐隐关注的‘‘问题”更多地与女性的社会处境有关，她日益强化的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最终使她笔下的社会问题更多地体现为“与妇女相关的问题”。遗憾的是，由于庐隐的早逝，她的文学世界没能充分地展开，即便如此，庐隐仍然以自己短暂的一生和她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给后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身影——那是一个(一群)在新旧交替时代奋身与时代、制度和命运抗争的女性身影。作品导读

对于庐隐，茅盾曾经说过：“‘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①那些表现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如《一个著作家》《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买吗?》等)和另一类追问“人生是什么”的小说(如《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沦落》等)，共同构成了庐隐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的主要内容。或许与庐隐自幼的生存环境和后来的成长历程有关，从总体上看，庐隐的小说始终弥漫着一种悲哀的色调，给人以感伤与悲观的印象。庐隐自己曾经说过，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这样的人生观显然带有一种强烈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意味。在庐隐的小说中读者不难发现，无论是露莎(《海滨故人》的人物)，还是丽石(《丽石的日记》

_的人物)，看上去她们似乎是在追求人生的意义，可是对人生的前途究竟在哪里却颇为茫然，人生总是在“悲哀的海里”挣扎而不得解脱几乎成了庐隐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和核心基调。苏雪林就曾经说过，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①。

《丽石的日记》以庐隐喜欢用的日记体形式，借“我”把好友丽石的日记公开的方式，袒露了丽石和沅青两位女子之间的同性之爱。对于小说(日记)中的丽石来说，她的身边友人有各种“爱情故事”：归生在海兰那里遭遇失败；雯薇婚后感到“劳碌、烦躁”、“厌烦”和“无法解脱”。这样的爱情人生使丽石对一般的爱情和婚姻充满畏惧，使得她不但“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因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而且和沅青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庐隐在自己的笔下涉及同性恋题材，不可谓不“前卫”。

在《丽石的日记》这篇小说中，丽石的情感追求和人生道路，显露出在一个对女性的压制开始松动的时代，女性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时，已具有强烈的自主性。丽石对异性交往感觉不自由，却在与同性的爱恋中感到“乐趣”和“兴奋”，并作着“未来的快乐梦”，敢于大胆地承认沅青是她的“安慰者”和“鼓舞者”，坦言“不是为自己而生”而“实在是为她(沅青)而生呢!”。这样的女性形象，出现在“五四”运动刚刚过去的1923年，不能不说是作者庐隐思想观念“前卫”的体现。P18-20

一本选集标示了该书的主旨与作家的文学定位，同时呈现了编者的眼光、品味与用心。

2007年，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现代文学所(后改为现代文学组)开创，我应聘专任，离开待了二十年的《联合报》副刊，回到我出生成长之地台南。赴任之初，系里建议开授课程包括女性文学专题。初进学院，不免忐忑，幸好有写作身份的支撑，我暗忖不妨编选一套华文女性小说世纪读本，一方面可当教材，另一方面思考梳理自身对文学作品的认知。此刻，距1973年离家北上读大学，转眼三十五年，时空洄游，重返路径生出一种原初之感，浮凸效果，此写作原初的内倾，发为文字往往以一种朴素的面貌开始，成为日后作品风格与实践的源头。换言之，重返之路，不意促发了我对写作原初的内省与取径择拣，亦成为此读本编选的视角与基调。李渝《朵云》、施叔青《壁虎》、李昂《花季》、苏伟贞《陪他一段》、朱天文《这一天》，日后作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型。 ‘着手编选华文女性小说世纪读本之初，形式上“女性小说’’既是清楚的主体核心，那么要面对的便是“华文”、“世纪读本”的名词界定。这就涉及了文学时空横向的发展与纵向的承续。

新文学以降，小说写作以往构造的是中国文学，然随着时代裂变，海外、台港澳文学开枝散叶，既是地理政治，也是人文发声的修辞，近年流行的词汇是中文或华文文学①。值此，想要编选一套文学读本，当然是个大工程，文学仍是个进行式，从史的概念，我有意收束定焦于新文学源起的二十世纪以及女作家发表于二十世纪之小说，文本主题则订定为女性相关议题。

在此基础上，我开始进入不断列写、修改作家名单的流程，及至大量阅读作品的时间压力、反复思考作家文学史影响的焦虑合并浮现，事实很清楚，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我毫不犹豫地去信邀请南京大学好友刘俊教授共同编选，一如既往，他二话不说立即答应“下海”，除了情谊，这当然与个人学养胜任有关。我们初步分工，订下体例，他主选大陆女作家且负责撰写作家生平与导读，我则负责台港和海外华文女作家。之后我们持续交换意见，商榷名单及调整所选作品，因受限厚度，不得不做出割舍与退让，主要说服自己，最终不得不强迫自己接受无可奈何的共识。

但真正开始前，考虑对张爱玲研究的掌握，我先开了张爱玲专题，已经写好及未写的作家生平介绍和导读一并拖了下来。不想刘俊快手快脚地依约在来年夏交稿，不久出国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再回到南京大学，己是2012年元旦。他去国两年，从未问我编书之事，我猜想，他是君子，放心一切，殊不知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延烧，牵连出版日益困难，台湾市场小，我不忍增添出版社负担，唯有压着书稿。2013年，刘俊淡定地说起也许先出大陆版，此时角色对调，我二话不说一口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