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三项文学奖得主阿迪娜·霍夫曼25年耶路撒冷生活沉淀之作。作者曾获英国温盖特文学奖、美国图书馆协会优秀犹太文学奖、温德姆·坎贝尔文学奖。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缔造者们》作者采用移步换景、历史回溯的写法，挖掘耶路撒冷新城重建的近代史，也是建筑师的动人传记。还原了著名街区和建筑物的建造过程：雅法路、金顶清真寺、希伯来大学，大卫王酒店、洛克菲勒博物馆……

既有大历史背景，渲染“一战”后的欧洲与中东；也有小人物的城市记忆，感情、憧憬、艰辛与成就。大英帝国衰败，纳粹上台，犹太人流亡、中东日趋紧张的大背景。勾画犹太名人群像：门德尔松，扎尔曼·肖肯，哈依姆·魏茨曼，爱因斯坦，马丁·布伯、汉娜·阿伦特；及梅尔维尔、弗吉尼亚·伍尔芙等文豪对历史的精彩记叙。

一个不为人知的建造团队，如何奇迹般地克服种种困难，修复了金碧辉煌的圆顶清真寺。

这是关于世界上最迷人、最复杂的古城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缔造者们》描写了“一战”后英国托管时期巴勒斯坦重建过程中，三位不同背景的建筑师参与建造耶路撒冷新城的往事。

脾气暴躁的天才、德国犹太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1934年初到耶路撒冷，他是从纳粹手下逃出的难民，必须在建造时考虑中东复杂的新现实。而奥斯汀·哈里森，英国托管政府的首席建筑师，这位“最自我的公仆”发现，他必须在托管地令人窒息和暴力频发的空气里工作。最后，作者阿迪娜·霍夫曼亲身走访了耶路撒冷的破败街区和当地人士，探寻名为斯派罗·霍利斯的神秘阿拉伯建筑师的踪迹。虽然他宏大精美的陶瓷建筑依然耸立，但他就像一个被世人遗忘的幽灵，见证了这座城市文化的流动性。

他们究竟是谁，他们曾构想过什么样的耶路撒冷，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何不同？

雅法门的那一边

第一部 耶路撒冷大街，1934

 没有洛可可宫殿

 憧憬和土话

 回家之路

 那些建筑师们

 暴乱兴起

 可能与现实

 难民之城

 巴勒斯坦与明日世界

第二部 美物难存，1923

 在花园中

 倒塌的墙

 地质构造学

 旧城以北，旧城以南

 相关遗迹

第三部 伟大之城在何处，2014/1914

 一种征兆

 手头的证据

 一张照片的价值

 密谋、神父与族长

 希腊医生的女儿

 灵魂之书

 迷宫

 犹太法官

 房屋本身

 名人录

 褫夺

 伟大之城

 皮与骨

 土耳其房间和亚美尼亚瓷砖

 烧制

结语：石头剪刀纸

注释

致谢

然而，时至今日，在这1934年的多雨冬季，一丝新的无奈（或者生机）悄悄潜入他的语气当中。在时过境迁后回到耶路撒冷，他似乎愿意再给这里一次机会。

这不仅是因为那几扇在他那张犹太面孔前重重关上的门。忽然之间，他接到了许多本地权贵的大型委托，比如魏茨曼和肖肯的委托，还有亚斯基和他代表的重要机构，更别说那所犹太人的大学了——这些项目意味着更多的项目，也预示着（如他所愿）他终究实现了那个由来已久的梦想：成为巴勒斯坦的总建筑师，备受这座城市信赖的总规划师。在一张大卫王酒店特色的米黄与蓝色相间的信纸上，他对露易丝写道：“酒店挤满了委托我的人，工作的重任全都落在我肩膀上。在这里，我觉得我是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人之一，但是，”他坦诚道，“我不会对外人表露这种重要性。”他听上去几乎是如释重负——仿佛在经历了前十年所有令人陶醉甚至沉醉的成功以后，他才终于恍然大悟。

他的眼睛有了新的焦点，他似乎急于切入正题，迫不及待地带着单纯的兴奋认真地对待这一页白纸。“我完全进入了状态，简直无法呼吸，茶饭不思。”当他好不容易挤出点儿时间睡觉的时候，也是在“集聚起来的建筑下”安眠。他说自己“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了”。驱使着他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个地方本身就已经把他俘获了。地中海学院的项目化为泡影以后，这次，南方景观中的阳光与空气、石与沙又与他相遇了，它们重新激起了他浪漫的执念——自己的血脉中必定流淌着巴勒斯坦的血液。“地中海，”就在一年前他曾深沉地说过，“是返归那个国度，那个我们都要归属的最终舞台的第一步。”

归属感，当然与他的无归属感直接相关。仅仅几个月前的1933年10月，门德尔松收到了一封德国职业建筑师协会寄来的信，除了“诚挚的问候”，一并而来的还有来自官方的通知：自此以后，协会所有的成员都必须是雅利安（Aryan）血统。他的会员资格被吊销了。

与此同时，他从前生活里那些理应同他站在一起的人和那些虚情假意的朋友，也都背弃了他。差不多同时，他位于牛津街的邮箱里收到一封令人心寒的通知，同样在伦敦过着流亡生活的格罗皮乌斯宣称自己“绝非犹太人的密友”，并向英国一个德国建筑展的组织者诋毁说门德尔松“不爱国”，而且不是“一名纯种的德国建筑师”。如是，1932年2月，当纽约新开幕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建筑展揭幕时，在一出由格罗皮乌斯、密斯、柯布西耶、奥德和他们毫不粉饰的玻璃、钢铁、混凝土盒子主演的大戏上，门德尔松与他的建筑变成陪衬，简直就是跑龙套的。那本日后会成为经典的展览图册上，美术馆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H.Barr）将门德尔松描述为一个造就了“那座古怪的、表现过头的爱因斯坦塔楼”和“那些沉闷的百货商场”的人。

那本图册的作者之一菲利普·约翰逊是一位春风得意、酷爱建筑的新晋哈佛毕业生。1931年他刚刚为筹备纽约的展览到访过德国。他已经是密斯的冷酷线条风格的狂热粉丝，而且正在大踏步地成为一名纳粹追随者。于是他认定门德尔松的作品不过是“对‘那种风格’的蹩脚模仿”（他对“那种风格”的执着判断，来自一张特征清单：体积比体量优先，规律性优于绝对的对称，避免实用性的装饰，抽象的审美也居于首位）。约翰逊对在鲁本霍恩的别墅尤其有怨言，比起门德尔松常用的圆形结构，它以一种更有棱有角的方式建造，但又非完全遵从“那种风格”下的严格规定。因此，对于约翰逊而言，这意味着建筑师错误理解了“那种风格”的原则。而让这位教条主义的美国青年更加恼火的是门德尔松所探究的在情境中变化的方法。他的建筑所具有的不加掩饰的迷人姿态，保持着动静平衡的趣味感，它们与周遭环境流畅的交流——不管是嘈杂的大街还是平静的湖泊——可能只是太有表现性、太自由了，也可能太——东方了（当约翰逊那年夏天出现在柏林给门德尔松打电话的时候，这位忙碌、暴躁的独眼建筑师觉得他的提问很陈腐。他觉得比起跟眼下这个咄咄逼人、追逐时髦的家伙浪费时间聊天，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于是匆匆挂掉了电话。这或许恰恰把事情搞砸了）。

P38-41

雅法门的那一边

住在耶路撒冷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几乎每天都会走过城市西侧的主干道——雅法路（Jaffa Road），老一辈人都称它为“那条雅法路”。

起初，它只是一条朝圣和骆驼之路，后来成为重要的贸易通道，现在是一条纵然脏兮兮却很繁华的主干道。道路从旧城雅法门的附近延伸开，横过新城，向西蜿蜒穿过山丘和干涸的河谷，又通过一片平地，最终到达雅法港。它甚至一度从港口延伸出去——至少是在精神层面上——延伸到那些载着商旅和货物，往返于许多遥远地区的小船上面。

既然这条道路让耶路撒冷向世界敞开，又将世界带向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历史便由此开始。尽管在许多人心目中，耶路撒冷是著名的神圣之城，但直到1867年——当奥斯曼的苏丹 下令征用一帮巴勒斯坦农民建造这条沙石压实的运输小道时——耶路撒冷也只不过是一个在山丘之上、被高墙包围的村庄。这个闭塞、晦暗、病态，并且在多数人的记忆里夜间城门紧锁的、臭烘烘的地方，这激起了到访的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作为其中一位记述者——在笔记中透出了郁闷之情：“被高耸围墙所围困的、如此狭小的一座城，它肮脏、破旧，高墙阻碍了通风，推迟了清晨的来临，并加速了病殃殃的暮色的到来。”

然而，当这条从城市延伸到海边的收费道路开通之后，一种新的出入这座引起幽闭恐惧症的防御工事的交通方式成为可能，一种新的自由同样也成为可能。在耶路撒冷城门外侧，人们为雅法路上定期来往的马车修建了一座同样名为“耶路撒冷城门”的中央车站。当车站落成时，这座城市彻底从城墙里边扩散开来。无论是希腊人和日耳曼人，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还是德裔和西班牙裔犹太人，全部纷纷开起了酒店和杂货铺，旅行社和照相馆，咖啡厅和小酒铺，一间电报局、纪念品店、地毯店，一间药房、一家面包坊，一家木料与建材市场，甚至还出现了一座主打走钢丝杂技和狗熊表演的剧场。各国的领事馆、银行、邮局，最后甚至连市政局本身也搬到了城门外，并且很快地，紧邻城墙外的拥挤地段变成了一块临时的市镇广场。有些当地人形容，这座广场已经与“这座城市”本身难以辨别。

1900年，为纪念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执政二十五周年，当局在这些操着各种语言、熙熙攘攘的广场人群之间，建起了一座如圣诞糖果般红白相间的公共喷泉。七年后，一座造型华美、浅白色的钟楼也随之建了起来。几乎所有骄傲的奥斯曼帝国城市都有这种特征，在它们的中央广场上都会有这样的钟，而耶路撒冷的钟楼自然也是居民心目中的骄傲。这座高约13.7米、坐落于雅法城门之上的钟楼，是市政显著进步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奥斯曼人爱国精神的体现。它把耶路撒冷的市民和帝国里的其他人民紧紧联系起来，它在象征上和实质上都昭示了一种新的时间提醒方式在这片极为古老的土地上的降临。钟楼还起到了类似灯塔的作用。它建造好后没多久，市政当局就在它高耸的外墙上悬起了许多盏明亮的煤气灯，使得这座塔楼即便从很遥远的村庄也能看得到。另一名当地人描述道：“它看起来就像一座灯塔。”

“我看到了我看到的”（“what I see, what I see”），当描写1921年5月的早晨自己在柏林的一次慵懒漫步时，生于加利西亚（Galicia）

的犹太小说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以这句话开头，它就像一句箴言或咒语一般。一个世纪后，若某人再在耶路撒冷漫步时，就得把这句话稍加改动，变成——“我看到的，我看不到的。”

每当在这座我成年后多数时间里都当作家乡的城市主街上溜达时——这座城市，换句话说，自从我第一次遇到它，它就在摄住我，取悦我，激怒我，迷惑我，且带给我惊喜——我同时思索着出现在眼前的和未出现在眼前的事物。

即便每座城市的建筑都在经年累月地演变，耶路撒冷却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埋葬了许多过往的建筑。纵观它漫长的历史，耶路撒冷被不同的势力占据又收复多达44次，这座城同时由于那些被夷为平地建筑和保留下来的建筑而闻名遐迩。如今的城市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片“18米、24米甚至30米深的废墟之上”，正如一个19世纪评论者兴奋地说，“当你从耶路撒冷的街道向下挖时，你会在某个地层中突然发现一座屋顶！也许这座古城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埋藏着更多、更古老的遗迹和骨骸。”

然而出土的残垣瓦砾并非都那么古老。比如，1917年的12月11日，几乎是在著名的埃德蒙·艾伦比将军（Edmund Allenby） 下马徒步走过雅法门，宣称“圣城耶路撒冷”即将由英国进行军事托管的同时，英国的掌权者立即开始计划摧毁土耳其人那块杂乱而生机勃勃的市镇广场。而那位不苟言笑的、虔诚的军事总督罗纳德·斯托斯（Ronald Storrs）则认为，这些摇摇欲坠的旧楼和嘈杂的景象实在是令人反感，他打从心底厌恶奥斯曼帝国的大钟和华而不实的钟楼。他声称，钟楼丑化了雅法门，如他所言即刻下令工人把钟楼——按他的说法——“整个儿移走”。随后，一座规模更大、更具典型英国式的钟楼被建立了起来，相较于此前的奥斯曼版本，它“去掉了那些令人格外讨厌的装饰”。它就建在不那么拥挤的，但仍属于雅法路的中心地段上，就坐落于苏丹苏莱曼一世 时代那段古老城墙的西北侧。这座在建筑史上价值仅等于一双便鞋的英式钟楼建成于1924年，即英国从国际联盟正式获得巴勒斯坦托管权的两年之后。它的功能既包括提示时间，也包括明确显示是谁正在统治这座圣城——英国此前刚刚宣布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的首都，这是自十字军东征后耶路撒冷第一次成为一国首都。那片以前被称为邮政广场的角落，很快便被更名为“艾伦比广场”。

又过了十年，这座英式钟楼也轰然倒塌（不是因为被征服，而是为了缓解街角刚建起的崭新的巴克莱银行和市政厅形成的三角形区域的交通而被拆除），然而，斯托斯总督却一直未能设法铲平紧挨着雅法门外的大巴扎，也没能像他期望的那样，用包围古城的崭新环形花园来取代它。斯托斯总督离开了这座城，英国人也离开了这个国家，军事托管终止。1948年，又一道高高的、由混凝土和瓦楞状锡板构成的屏障紧挨着艾伦比广场赫然竖立起来，在新成立的以色列王国和约旦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假修饰却卓有实效的边界。在这块曾经自成一体的完整区域，这道形象粗野的墙仿佛一截戳进眼睛的手指。事实上，直到1967年，随着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占领和吞并，斯托斯总督半个世纪以来设想的绿化带才得以实现，并且掌权者宣称，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统治下“实现了统一”，并拆除了围绕旧城墙的砖瓦建筑，那些在包豪斯（Bauhaus） 受过训练的项目规划师，轻蔑地称其为“快要倒塌的建构、棚屋和碎石堆”和“在视觉上更令人不悦的商店”；就在它们被拆掉的地方，落成了一座国家公园。与此同时，这个与城墙相对、如今已没有钟楼的地点（那个不久前才被重新设计，并以征服这里的不列颠英雄来命名的广场），再一次被重新设计。如今这座处在城市西边的犹太人和东边的阿拉伯人之间气氛一触即发的分界线中的小广场，仅有一座干枯的喷泉、几棵粗矮的橄榄树、一排艰难生长着的矮柏树，一组毫不出彩的石质曲线台阶，和一个新的名字：“IDF广场 ”。

然而，当思索我在雅法路上看到的和没看到的，我不仅仅是在回想那些被埋葬和被铲掉的遗迹，以及借助带有文化内涵的建筑和匆忙重绘的地图来标记政治领地的各种尝试。我同样沉思于关于这座城市的诸多未曾实现的蓝图，和憧憬。这些憧憬，与这个词包含着的一切东西，都存在于或曾经存在于那些认为不得不在这里试验和建造的人们的脑海中。

大约在约瑟夫·罗特视察选帝侯（Kurfürstendamm）大街上的乞丐和侍者、马匹和香烟广告的同时，英国的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工艺家查尔斯·R. 阿什比（Charles Robert Ashbee）——这位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门生兼斯托斯总督的雇员——正担任着前所未有的耶路撒冷“市政顾问”的职位，他阔步行走在我每天行走的同一条大街上，“咔嚓、咔嚓”地拍照，潦草地做着笔记，同时想象着这片区域在空间和社会方面的某种巨变。“雅法路现在的样子”，他在一张全景照片上做了标注，照片显示了一辆卡车，一群模糊不清，戴着阿拉伯头巾、盖头和毡帽的本地人懒洋洋地倚靠在一堆西瓜前，还有一些摇摇欲坠的货摊和小店。

然后他画了一幅相同景物的工整的铅笔草图，图中去掉了那微垂的红瓦屋顶楼群和水果摊。取而代之的是一组整洁的、匀称交错延展开来的传统穹顶建筑，还特意加上了一些穿戴整齐的路人从旁边经过。对此他题名为“我期待的雅法路市场的样子”。

可能听起来有点孩子气、任性或纯粹是一厢情愿，但是阿什比相对于绝大多数人，更能理解他所面对的按照个人的浪漫主义世界观来再造或改建城市的巨大挑战。尽管他在城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也许有人会说，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工作中的处境，但他对这座城市的未来，就像把一生奉献于此的很多人一样，怀着热切的雄心壮志。尽管他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市政设施改善和市容美化投入了毕生精力。然而他也承认，那些付出的努力，以及耶路撒冷特有的、近乎慢性的、挫败希望的方式所带来的心酸——甚至都是徒劳无功的。“这座城，”他写道，“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而先于一切的，它是一座理想主义者的城市，此外，它更是理想主义者在此后世世代代里将他们自己与城市一同撕碎并且糅合的这样一座城市。”

然后是我所确确实实看到的：仅仅在距离雅法路的一头大约90米远的地方，是曾经背负盛名的德国犹太人难民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设计的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它的那座带着舷窗的造型优美的塔楼，是城中最具表现力也是最精致的公共建筑之一。它在1939年落成之际，是耶路撒冷最高的“摩天楼”，赫然有七层，它在当时乃至在现在仍然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优雅，这是由于它背后低矮的水平状社区，为它骤生的垂直线构成的主体附加了充满活力的背景。正如对其他建筑所做的那样，门德尔松设计这栋建筑时，采用了一种对物理环境（一条繁忙的街道，似乎需要一栋线条简洁、庄严却又引人注目的建筑）和对地形（向后延伸的陡坡）的敏锐意识。他也打算让它——如同他其他所有设计一样——成为一次对建筑同行们的大胆挑战。当银行开业之时，它将成为巴勒斯坦最重要的犹太金融机构驻首都的总部。但是门德尔松宣称，这座显然属于现代风格且带有犹太复国主义（Zionistic） 色彩的建筑的设计灵感，来自阿拉伯本地建筑的外形。他经常这么说，这些都源自在他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年里频繁陷入的美学与政治的水深火热。

毗邻银行旧址（今天是某个以色列政府机构）的是这座城市的中心邮局（今天依然是个邮局），这是另一幢我几乎天天经过且从中得到慰藉的引人注目的建筑。它的结构比门德尔松的作品更宏大，也更对称，这座在银行竣工的前一年建成，是由英国托管政府公共工程部一位极具天赋的前主建筑师奥斯汀·圣巴布·哈里森（Austen St.Barbe Harrison） 所设计的。哈里森是一位内向的公务员，年轻时就离开英国去了东方，从此一去不返。他对自己设计的建筑和对这座城市的愿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他深厚的拜占庭和伊斯兰建筑知识，和他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种族冲突的一种明确的无党派倾向，甚至是提倡和平相处的态度。虽然哈里森将这座邮局的规模和配置，设计成一幢正统英国政府大楼，他仍然悄悄地从他在黎凡特（Levant） 地区生活和工作时吸收的知识中借取了许多传统元素——从叙利亚风格的深浅穿插条纹的石匠工艺，到巨大木质双扇门的几何装饰镶板，诸如此类的元素随处可见。哈里森建筑的轮廓，始终保持着当年的恢宏气象，尽管在大约十五年后的今天，某种局促的束缚感已然在它的周围生根。因为除了一扇或者说半扇门之外，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门出于安全考虑都被锁了起来，参观者不得不穿过一道狭小的金属探测门才能进入这座造型别致的老邮局内部。门德尔松设计的老银行也是一样，庄重的入口如今也已被塞满了安保设备。

并非所有的耶路撒冷现代建筑物都像这两座显赫的建筑那样被层层看守。当我沿着这条路朝西北方向走，走到名为锡安广场（Zion Square）的破旧中心区时，将会很快来到另一座建筑，它的面貌不知怎么的，总是凭借那种古怪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庄重感吓到我——尽管位于市中心，可它的对面却有一台巨大的、臭气熏天的、常常挤满最脏的流浪猫的垃圾压实机。在雅法路和曾被称为梅丽桑德女王大道 （Queen Melisande Way）的交汇处——这条路如今以另一位女王海伦尼（Queen Heleni）的名字命名，她是一个在1世纪皈依犹太教的伊拉克人——有着一座饱含折衷主义的商住两用式混合建筑，其最大特色是三种活泼生动、相互协调的阿拉伯风格——马蹄券的拱形窗、参差不齐的锯齿轮廓和一个宽阔的立面，表面铺着由亚美尼亚陶工大师大卫·欧迪安制作的、已经不复鲜亮的瓷砖所组成的嵌板。英国托管时期，欧迪安曾在这里工作。楼下的一层挤满了各种生意店铺，它们常常易主或改换门头（本书写作时，占据这些店面的商铺有：一家热闹的咖啡馆、一间美甲店、一间荧光灯照明的24小时营业的杂货店、一间旧式的裁缝铺、一家极为普通的旅馆和一家主主营“热狗吐司”的外卖店，它的塑料招牌上用小写英文印着一个既难懂而又莫名恰当的店名——“此后”。同时，那座脏兮兮、布满涂鸦的门厅通往的地方，从糟糕的外表和阳台上堆满垃圾来推测，应该是一些破落公寓和旅店房间。建筑整体修建于1920年代末，当时的主人是一位来自比特·杰拉村（Beit Jala） 的信基督教的阿拉伯富人。在那时，这座建筑代表了一种流行，城里的人称它为“斯派罗·霍利斯之家” ，霍利斯是一名建筑师的名字——然而，这事儿早就从绝大多数人的记忆里消逝了。

这三位非比寻常的建筑师究竟是何许人也？——埃里希·门德尔松、奥斯汀·哈里森、斯派罗·霍利斯——是什么让他们构思出了这些楼宇和城里其他伟大建筑？他们在这座城市看到了什么？当行走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时，他们又想要看到什么？在21世纪的耶路撒冷，这些人物鲜少被人记起，而他们脑海里的那座城市，或者其他各座城市也同样在渐渐消失。

本书以坚实的表土层开篇，一路往下考古挖掘，旨在追寻旧日的三座耶路撒冷城市，以及几位非凡筑造者留下的遗迹。

一段瑰丽动人的历史。它是对耶路撒冷的一次充满激情和诗意的辩护，也可能是一种预言，如果这座城市继续走下去，本书将是关于这座城市未来的一个严峻的预言。

——《国土报》（以色列主流媒体）

霍夫曼女士筛选了当时的官方文件和私人信件。她让这些被遗忘的建筑师重见天日，并成功地加入了城市迷人的人物。她写下的故事为耶路撒冷带来了新的活力。

——《华尔街日报》

视角读到，目光敏锐。本书是一位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作家写出的细致的文化和社会批评作品。我读过许多关于耶路撒冷的书，同样迷人但不尽人意，因为霍夫曼对耶路撒冷的街景具有非凡独特的审视。

——《犹太杂志》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阿迪娜·霍夫曼超出了历史和传记范畴，让这些“建筑师”和他们的梦想、他们的作品鲜活地重现。她挖掘得很深，但撒网也很广，拉进了几十个迷人的配角。

——哈达萨（美国犹太妇女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