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的作者是原江西省委 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夫人们曾有过密切的交往，尤其在1959、1961年两次庐山会议期间，水静与他们朝夕相处，有机会深入地了解领袖们的情感世界，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作者回顾自己一生中值得纪念的特殊交往，总是满情深情。

《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是原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同志写的一部关于她和杨尚奎同志与中央高层领导及其夫人们的“特殊交往”的回忆录，全书传递的是正能量，是领袖人物的高尚品德，是浓浓的战友情、同志爱和坚定的理想信念，而且故事很感人，语言很优美，是一部展示领袖人物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好书，非常值得一读。

我和尚奎

我所认识的毛泽东

周恩来的另一个世界

挽留少奇

朱老总教我种兰花

李富春要尚奎请客

与陈毅夫妇的交往

请彭老总吃饭

和先念、佳楣在一起的日子

我们一家和薄一波一家

邓大姐闭门谢客

为蔡大姐补毛衣

陪贺子珍上庐山

“刮单干风”的曾希圣

肖华老表

看重友谊的陈正人

叶飞“草船借箭”

与尚奎合盖一床毯子的阿丕

为程子华当“红娘”

永远奔驰着的魏文伯

酒友轶事

刘俊秀敞开大门

后记

患难夫妻：我和尚奎

“水静同志，你将来把这次庐山会议接待工作的情况写下来，一定会很有意义的。”三十二年前，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时曾对我说，“当然，现在不要写，二十年后再写”。“好，我写，我一定写。”我说。

当时，完全是凭着一股热情脱口而出，至于写什么，怎么写，根本没有考虑。当我今天真正动起手来的时候，我才感到这支笔是如此沉重。我写的已主要不是接待中的轶闻趣事，而是三十年的人世沧桑。尽管我极力避开那些令人悲痛的、不堪回首的往事，然而字里行间，仍免不了染上一些泪痕、血迹。

我能写这本书，固然是受了少奇的启示，但是，如果没有尚奎——如果我不认识他，没有成为他的夫人，那么我就不可能出入那个社会层，更不可能结识那么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书云云，自然无从谈起。

1929年4月，我出生在长江北岸安徽省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水铸清，有些文化，开过米店，也帮过工。家境既不富裕，也不贫困。姐妹四人，并无兄弟，因为我最小，深受父母宠爱，所以送我上学读书。那时，女孩子上学是很少见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乡是一块“政治三角区”，时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的骚扰，而最活跃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这里已建立了党的区委。耳濡目染，我受到了不少党的教育。1944年9月，我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新四军。这时我还不到十六岁。经过了一段战争考验之后，于1946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寇投降后，我们奉命到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集中，并于1946年春天，乘小机帆船渡海到达东北辽东地区，参加开拓东北的激战。此时，我在辽东军区四分区。1948年冬，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我又随所在部队四十二军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随后南下江西，在江西军区后勤部任指导员。1952年离开部队，转业到省政府工作。我是经别人介绍认识杨尚奎的，他当时已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独身一人，正在物色一位妻子，认识我后，认为我符合他的理想。

“你知道吗，水静，我调了你的档案看哩。”在我们多次通信并建立了感情之后，尚奎告诉我，“我觉得你的条件很好，所以……”

“哈，你调我的档案，我也要调你的档案！”我说，“应该一律平等！”

“你调好了，你调好了！”他哈哈大笑道。

我不过说说而已，我怎么可能调一个省委书记的档案呢？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我认为他忠厚质朴，正派真诚，感情也很温存细腻，除了政治、身体条件之外，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就足够了。

我和尚奎结婚后，一直幸福和谐。他对我要求很严，经常给我讲，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为人处事，而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的妻子，又应该用什么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他反复给我强调的有三个方面：

对任何人都要热情、诚恳。别人有困难，要尽力帮助，不要袖手旁观；别人有缺点，让他自己去纠正，不要指手画脚；别人有优点，要认真学习，不要说三道四。人有两只眼睛，一只看人家的长处，另一只看自己的短处。

遇到问题要冷静，处理问题要慎重，凡事不要操之过急。头脑发热，要放一放，等冷静了再处理，就会稳妥得多。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抱侥幸心理，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摆在阳光之下。

我想，这也是他自己做人的准则。由于我性情比较急躁，这些告诫，无疑使我受益匪浅。

与此同时，我对他生活起居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对于他因工作繁忙、困难而造成情绪上的波动，也百般体贴。他也感到我的帮助是不可缺少的，很快我就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记得在我们结婚约半年的一个早晨，他深情地对我说：“水静，昨夜我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你被一群鬼子掳去了，我跟他们肉搏、拼刺刀，硬把你夺了回来……”

从一结婚，到我生儿育女，一应家务琐事，包括照顾、侍奉双方四位老人，抚养教育五个儿女，以及迎来送往、交际应酬等等，他概不过问，我也不要他过问，全由我一人揽着，让他集中精力担好肩上的重任。不久，他把他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也交给我了。

大概他认为我办事快捷、果断吧，从1959年开始，经他同意，组织上正式任命我当他的机要秘书。从此，我的接触面更广了，政治视野也更宽了。特别是1959年、1961年中央两次庐山会议，我成了他在接待工作上的一名重要的助手，多次代表他去看望来自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人，协助解决每天都要出现的生活方面的问题，使他感到非常满意。而且，因为我参加革命多年，又受了他几年的熏陶，我在处理大量的、繁琐的工作中，做得还算妥帖周到，无过之亦无不及之处，因而受到了领导们的称赞。我由此认识了许多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夫人，其中有许多成了我们的真诚的朋友。P1-4

回忆三十年前的往事，的确是不容易的。

1986年7月，杨尚奎同志去世，给我的打击，几乎无法承受。

我振作精神做了两件事。其一，组织人力，给尚奎写了传，约半年多时间，尚奎的传刊登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十三卷上；其二，将尚奎的遗著——赣粤三年游击战回忆录《艰难的岁月》整理再版，以了心愿。

因与尚奎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使我有幸在六十年代前后与党内的上层人物有较多的接触。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辞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高尚的品德，坦诚的态度，幽默的话语，亲密无间的同志间关系，无不激励和鼓舞着我。思前顾后，总想写点文字的东西，正巧南京军区政治部吴克斌同志来南昌，我对他说了上述想法，他极为赞同，他认为将这些生动宝贵的往事写出来是有益的，这不仅对于自己，更重要的是对于后人。这样我就定下了写回忆录的决心。

1988年春天，我开始动笔，当时一没有资料，二没有参考书，全凭我的回忆：一个个人、一件件事按序写来，写了改、改了写，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还有一部分尚未改出来)，写了四十多位同志的事迹，共二十四万多字，这对于一个从未写过文章的人来说，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对写回忆录，我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知道多少写多少，不知道的也不为了故事的完整去胡编乱造。当然，事情很多，要写的人也很多。我就一点点回忆，一点点写，床头放着纸和笔，想起一点写一点，想起一句写一句，先零星地记下来，然后再系统地整理。

这期间，我的思想感情，已完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特别对已过世的领袖和我的好友胡明、余叔等同志，写到高兴处，我情绪激昂，内心由衷地发出欢笑；写到伤心的事情，我会自然地流出热泪，深深地为他(她)们的痛苦而悲伤……总之，我的一颗心紧紧地随着这些往事的波动而起伏。

如今年已花甲的我，三年来因写作，视力减退了，慢性病也增多了，遵医所嘱，暂时只好搁笔。

这部回忆录总算出来了，深深感谢江西博物馆的吕云松同志，他帮助我收集资料并进行文字的整理润色，还有江西日报社的刘培松、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刘家驹同志，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又是几十年的往事，确实难以准确回忆，文中如有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敬请读者原谅和指正。

水静

1992年春于南昌

我曾经说过，我写这本书的动因，主要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情感的涌动。当时，处在极度的悲痛与孤独之中的我，正是藉着对亲人与友人的怀念，重温昔日亲情和友情的温馨，才使自己得以从情感困境中解脱出来。他们的一颗颗爱心，像春天的阳光一样，使我正在急速枯萎的生命，重新萌发新绿。当然，我也想过，如果把这些非凡人物的平凡故事告诉更多的人，让大家受到感染，得到共鸣，分享我的这份情感上珍贵财富，那将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些写出来，并且还要出版的原因。至于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个目的，我并没有什么把握。因为，尽管书中人物的故事至今仍然深深地感动着我，但我能不能使之生动地再现，并得到读者的认同与共鸣呢？所以在书出之前，我一直是忐忑地甚至是惶恐地期待着。

值得欣慰的是，我的期待之树所结的果实，比我想象的要丰硕得多。

朋友们看完我的征求意见稿，就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惊喜，给我鼓励。薄一波同志说我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内容翔实，并亲自为我纠正了个别笔误。宋任穷同志欣然为这本书题写了“大人物的轶事”的题词。书出之后，便不断接到读者的来信；直到现在，堆在我书桌上的函件中，仍然可以看到读者关于这本书的热情文字。五年来，我陆续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的许多信件和电话，有的甚至通过种种曲径找到我家里来，当面向我表达他们读过《特殊的交往》后的感受。必须说明的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我的地址，而是凭自己的想象投递他们的信函，所以我收到的读者来信恐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一位江苏如皋的读者在信封上接连写了三个“请转交！”“请转交！”“请转交！”经过两三个单位才到达我手中。

可见，他的信曾经多次被退回。

给我写信的，有领导同志，也有基层干部；有专家学者，也有普通群众；有教师、厂长，也有一般工人。尽管职业不同，文化参差，而反映出来的思想情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湖北天门市皂市镇一位读者在信中表示，书中描写的“领导人的高尚品德感人甚深”，使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因而产生了想进一步阅读尚奎的《艰苦的岁月》的急切愿望。江苏的姜新义同志写道，他曾读过不少文艺著作，“但从来没有像读《特殊的交往》这样动感情，这样激动过。”他还说，如果我出书有困难，他可以伸出援手。大多数来信中，都有这类表示，既谈自己的感受，又表示愿意给我以帮助。有些专家还在信中对《特殊的交往》作了深刻精辟的评论，有些则寄来了他们已经发表或即将发表的书评。出版工作者毛军英同志认为，这本书的“一个个细节，一片片回忆，娓娓道来，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没有惊险离奇的故事，却有生活，有感情，有真实的力量，有慑人的动力，看后，神为之动，情为之牵，心潮起伏不已。于平凡处见伟大，于细微处见精神。”她觉得，“全书浸透着一个情字，再加上行文的委婉、细腻，文笔的亲切生动”，因而十分感人。人民日报记者赵相如说：“作者在回顾自己一生中值得纪念的特殊交往时，记下了一大批党政领袖和高层领导人及他们的夫人的生活、思想和心灵的一隅，满含着激情，显得亲切、真挚和生动。”虽然是些轶事，但“透出的思想和亲情，却是暖人心窝，启人心智的。”而且，“对于读者来说，读完这本书会更懂得领袖与群众的辩证关系，打破神秘感，对历史唯物主义将会有更深的领悟。”江西省文联主席杨佩瑾同志则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进行评述的。他说，他读《特殊的交往》时，感到“如同有一脉清泉缓缓涌过心头。有时是甜甜的，令人发出会心的笑；有时是酸酸的，令人泪水盈眶；有时甚至是苦涩的，令人掩卷叹息。这些年读了不少书，但像这样触动心扉，使我与作者同喜同悲，几乎是不曾有过。”

使我深受感动的，还有李栋同志的一封长信。信中说，他是在出访美国、加拿大前夕看到我的书的，原打算回国后再看；然而，“昨晚在临睡前，”他说，“我信手翻翻，想先看看照片。后来又看了第一节，看着看着，就不能释卷了，于是一口气地看下去。现在已是凌晨六点十五分，一夜未睡，我全无半点疲劳。推窗远望，蓝天如洗，一抹红霞泛起东边天空，晨风清新凉爽。我脑明心静，禁不住提笔给你写这封信。说实话，我也看过不少有关中国伟人的传记……我知道不少似真似假的领袖轶闻。看了你的书，却有一种亲切感与信任感。你是先向读者袒开心扉，营造出一种亲切与信任的艺术氛围；再从你的独特视觉，真切告知读者这些独特的交往。因为这些伟人的小事，首先感动了你，你又真诚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读者。这些感受绝对是你的感受，而你的感受又体现出你的人格、情操与美好的心灵……”李栋同志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我们从未谋面。后来他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真诚地希望能为它(《特殊的交往》)搬上银屏尽点绵薄。”他是位极为热心的同志。

我想有一点是应该说明的，我写这篇《后记》的目的，决不是为了重复读者对我的赞美之词。我历尽沧桑，年近古稀，一切虚荣对我都没有任何意义。我很清楚，读者所表达的强烈的感情，是源于书中人物的人格力量，源于对这些人物的敬爱和尊重。对于读者写给我的成千上万字的热诚的赠言，真正属于我的，或者说我可以接受的，恐怕只有四个字，这就是：“真实”、“真挚”。我能得到这四字评价，就很高兴了，也心满意足了。我写后记的目的，是为了衷心感谢广大读者对我的厚爱，对我的关心和鼓励。特别是对于许多给我写了信的读者，因为我一直疾病缠身，且多次长时间外出，未能复信(好多信甚至没有收到)，也在此深深致歉。

水静

1997年9月15日

作者在回顾自己一生中值得纪念的特殊交往时，记下了一大批党政领袖和高层领导人及他们的夫人的生活、思想和心灵的一隅，满含着激情，显得亲切、真挚和生动。虽然是些轶事，但透出的思想和亲情，却是暖人心窝，启人心智的。而且，对于读者来说，读完这本书会更懂得领袖与群众的辩证关系，打破神秘感，对历史唯物主义将会有更深的领悟。

——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赵相如

读《特殊的交往》一书，如同有一脉清泉缓缓涌过心头。有时是甜甜的，令人发出会心的笑；有时是酸酸的，令人泪水盈眶；有时甚至是苦涩的，令人掩卷叹息。这些年读了不少书，但像这样触动心扉，使我与作者同喜同悲，几乎是不曾有过。

——江西省文联原主席、著名作家，杨佩瑾

我信手翻翻，看着看着，就不能释卷了。现在已是凌晨六点十五分，一夜未睡，我全无半点疲劳。推窗远望，蓝天如洗，一抹红霞泛起东边天空，晨风清新凉爽。说实话，我也看过不少有关中国伟人的传记……我知道不少似真似假的领袖轶闻。看了你的书，却有一种亲切感与信任感。你是先向读者袒开心扉，营造出一种亲切与信任的艺术氛围；再从你的独特视觉，真切告知读者这些独特的交往。这些感受绝对是你的感受，而你的感受又体现出你的人格。情操与美好的心灵……

——著名剧作家，李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