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研究领域十分广,一生的著述多达62种,仅批校的古籍就逾200种。涉及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诸方面。季风编著的这本《王国维讲国学》就是从这些领域中撷取部分精华,从美学、史学、哲学、文学、经学、戏曲、考据和教育八个方面,以兼顾今人视角的方式去加以阐释。从中,既能领略到《人间词话》带给我们的美感,又能体悟到“人生境界”带给我们的历史厚重感,还有大师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深沉情怀……
此书既可作为对大师的缅怀,更可作为熟读国学、重温历史、陶冶情操、树德明智、培养健全人格的教材,更不啻为良师益友。
季风编著的这本《王国维讲国学》选取王国维国学思维的经典解读,对历史、美学、哲学、文学、戏曲、古史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以大师的角度关照华夏文化,书中处处显现学术之光,详尽展现国学之深厚底蕴。本书是一部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对于一直信奉求真、求是学术精神的王国维来说,对研究历史应该信古还是疑古这个问题,似乎提得有些不尊重人的意味。因为上一节的表述中已对这个问题说得十分清楚,那就是“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既不盲目信古,也不贸然疑古。此处,不妨从局外人的角度,联系一些历史上的人和事,来做一些比较——兴许能从中悟出些什么来。
在王国维的那个时代,出了个“疑古大师”,他就是顾颉刚。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系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从1926到1941年,他的《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九本,数百万字,被称为“疑古文献的大成”。那么,他为什么在疑古方面有如此的激情和热情呢?从他的自述中可见一斑:“以考证方法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可见,他的疑古目的就是“推倒伪史书”“破坏伪史”。为什么他要这么做?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
顾颉刚疑古的学术思想成于“五四时期”,那个时候,中国学术界的文化和思想先贤们受西方思想影响,提倡以进化史观——即历史是进步的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当时的历史学家,包括顾颉刚、王国维和胡适等这些代表人物都接受并具有了这种进化史观。而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中,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从而将离人们很远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处的时代当作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并将这些代表人物当作圣贤来敬仰。西方进化史观的引入,终至在学术界爆发了对中国传统的质疑与批判。尤其是梁启超,他认为不进行史界革命,中国就没有出路。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这种学术思潮进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从而提出了疑古辨伪思想,认为上古时代不仅不是进步的,而且儒家宣扬的尧舜那个所谓的圣贤时代,历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由此,在《古史辨》中提出了要“打破治古史‘考信于六艺”’的传统见解,主张“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六经》论”,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疑古思想在通过辨伪去疑,还原历史真相方面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种只注重研究关于古代历史传说的变化,而对历史文献持一味怀疑的态度,势必会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此,给学术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也就在所难免了。由此来看,顾颉刚的疑古说最终背离了学术研究中应坚持的实证和逻辑推演的科学方法,而陷入了非理性的狂热之中。还是随便举些例子看看他是怎样证伪的。 先看看有关尧舜禅让的典故。尧舜禅让的事出现在夏朝之前。对此,顾颉刚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戟,在想像中构成的乌托邦”“(尧舜禅让)这是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尧舜禅让的故事,我们敢说是墨家创作的”。这样,尧舜禅让的历史就被“推倒”和“破坏”了,尧舜禅让的典故就成了伪史。其实,在《尚书·尧典》中的天文记载是“殷末周初之现象”,那么《尚书·尧典》创作尧舜禅让之事也应在殷末周初之后,也就不会是战国时代由墨家“造出来”的。历史已经表明,人类最初的部落联盟首领产生的“禅让”形式是存在的。因而,也就不会是顾颉刚所说的,是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故事”,“这样一来,墨家因宣传主义而造出的故事,便成了原始共产时代的史料了”。由此可见,他的观点中主观臆断的成分相当大。
又比如,孔子所作的《春秋》被说成是儒家所伪造。《春秋》一书是孔子作的,许多文献都有记载。在顾颉刚眼里就不一样:“《春秋》一书本和孔子没有关系,所以《论语》中一字不提。”因而,《春秋》是战国中期,一班儒家“在鲁国的史官处找到一堆断烂的记事竹简”,然后对外谎称“这是孔子作的,孔子行的是天子之事”。就这样,孔子作《春秋》一事就被否定了。关于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有载:“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明确记载,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由此看来,如果真要否定孔子作《春秋》一书,就得连《史记》都得否定掉。这岂能做得到!这也就表明,《春秋》确为孔子所作。进而几乎可以表明,顾颉刚的证伪已走向了极端,成为了非学术意义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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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条长河。当我们回首溯源时,竟满怀欣喜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古老,而且一脉相承没有中断的唯有我们华夏文明。亘古以来,在她的光环下,华夏子孙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书写着一个又一个辉煌。然而,到了近代,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华夏文明走向了式微,整个国家和民族都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令我们欣慰的是,在这个危难的时刻,总少不了一些博学鸿儒挺直的身影。他们超然于物外,笃心国学,甘做薪火相传的桥梁,传道授业的阶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传统文化的留存和发扬光大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历史是面明镜。今天,值此民族复兴之际,我们再次透过这面镜子,去回眸曾经的过往,并把目光定格在清末民初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定格在那些为传统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博学鸿儒身上,以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翻阅他们的过往,去感受他们的苦痛,去体味他们的叹息。最终,我们把目光定格在了一个于国学研究十分全面、成就卓著且具有特立独行、忧生忧世性格之人身上。他被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甲骨四堂”之一;我国现代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学、历史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等学科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勿庸多言,稍微熟知国学史之人到此都会脱口而出,他就是王国维。不错,我们要介绍之人正是王国维。
首先,对王国维的生平做个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永观等,浙江海宁人。六岁(1883年)时入私塾就学;十五岁(1892年)时,以全海宁州第二十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二十一岁时(1898年)到上海任《时务报》文书。这可说是他一生事业的开始。此后,他在上海做过《农学报》和《教育世界》杂志编辑;在武昌,为湖北农务学堂译述讲义及农书;在通州师范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执教;在学部充学部图书局编辑和名词馆协修,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事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携全家避居日本。1916年回国后,于上海主编《学术丛编》,后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19年,为蒋汝藻(1877-1954)编撰藏书志。1922年,受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应诏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1925年,受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6月2日(五月初三)上午,至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
由王国维的简介可看出,他的一生可谓颠沛流离,而事实上,在这一过程当中多与穷困沾连,与忧患为伍。也许正所谓忧患立人,这反而成全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培养了他独特的目光和超于常人的思维,终让他在国学研究方面长人一步,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国学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
王国维的研究领域十分广,一生的著述多达62种,仅批校的古籍就逾200种。涉及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诸方面。本书就是从这些领域中撷取部分精华,从美学、史学、哲学、文学、经学、戏曲、考据和教育八个方面,以兼顾今人视角的方式去加以阐释。从中,既能领略到《人间词话》带给我们的美感,又能体悟到“人生境界”带给我们的历史厚重感,还有大师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深沉情怀……
由此书,你还能感受到大师的那种“忘我”的人格魅力以及于兵荒马乱、国难深重的年头,所进发出的那种超脱功利的文人气节。王国维平日不介入政治圈子,不钻营生计,不结交权贵,不希慕荣华,不期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钻研学问上,把做学问当作了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由此,我们看到了境界之美、古雅之美,知悉了“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性,懂得了培育“完全之人物”的重任……
因而,此书既可作为对大师的缅怀,更可作为熟读国学、重温历史、陶冶情操、树德明智、培养健全人格的教材,更不啻为良师益友。
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
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胡适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鲁迅
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王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