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中著的《山西抗日战争史》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用史实发言”,以翔实的档案资料为依据,从全民族抗战的视角,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论述了波澜壮阔的山西抗日战争史,既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也反映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既记述中日激烈的军事斗争,也记述政治、经济、文化斗争;既记述日军对山西的军事侵略,也反映日军对山西的疯狂经济掠夺、殖民文化侵略;既反映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也反映敌占区、阎统区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既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反映各民族人民团结抗日的爱国情怀;既有历史发展的逻辑叙述,也有理论的分析,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杨建中著的《山西抗日战争史》以详实的档案资料为依据,从中华民族抗战的视角,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发生在山西这块土地上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引用了近年来公布的抗战史料和公开出版的著述,从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高度全面记述山西八年抗战的历史。既有历史发展的叙述,也有理论的分析。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资料翔实,叙述客观,读者通过这些史料能真实地看到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山西人民积极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民族情怀。
第一章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日本侵略山西政策的形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是为“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帝国主义者得寸进尺,又将侵略目标指向华北(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5年,日本策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此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2月9日,北平青年学生发起爱国运动,以此为起点,中国人民迅速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浪潮,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由此拉开。
一、山西的战略地位
山西雄踞华北,表里山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从地理环境上看,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岳环绕,重峦叠嶂,是华北的天然屏障,素有“华北屋脊”之称。
从军事战略上看,山西雄踞华北,俯瞰中原,控制了山西便掌握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攻则依地势而进,从东北方向出紫荆关可入平津外围,从正东方向出娘子关可入冀中,从东南方向下长治可入冀南;守则有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可供依托。可以说,山西之得失系华北之存亡,欲保卫华北必先巩固山西。“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进攻感到困难”。
从经济上看,山西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日本侵略者早已垂涎:“华北煤炭的将来,对日本工业的未来,有着重大关系。特别是考虑到将来世界的燃料问题时,不可忘记,着眼在未来宝库的山西煤炭,极为重要。”
为此,日军在《昭和十二年(1937年)度作战计划要领》中就图谋,“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日本的侵略野心由此可见一斑。
二、日本对山西的觊觎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武装进攻中国的第一步,紧接着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
11月16日,日本陆军部起草的《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中提出“扫荡沿海州及华北方面的敌军”,还计划“向华北方面(平津及山东方面)派遣4个师,迅速平定平津一带,并根据情况,以后使之对南京军作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抗战。11月,“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石原莞尔在《经略满蒙之我见》中露骨地提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成为日本所用,并且强调,日本“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策”。
1933年1月3日,日本制造山海关事件,兵锋直指华北。2月,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到天津,成立特务机关,积极策划分裂华北。3月4日,日军侵占热河省会承德,进而基本占领全省,并向长城各口进攻,进逼平津。中国军队同日军进行了近3个月的长城抗战,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打击。5月6日,参谋部向日本驻北平、天津等特务机关下达《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提出在华北的方针是:“依靠关东军之武力继续实行强压,以此为基调实施相对应的对华北的方策,使现华北军政官宪真正屈服或导致其瓦解,并迫使满华国境附近的中国军队撤退,确保该方面的安定。”方案还规定其要领是“于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分别进行促使其更加分立之方案。”5月17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军队远离“满洲国”国境线。日本驻北平武官则要求中国军队撤至顺义、宝坻、芦台一线。5月22日,日本政府下令进行停战谈判,关东军提出的停战条件,国民党表示完全接受。5月25日,何应钦、黄郛等人商议,决定派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熊斌为正式谈判代表,同时决定派黄绍弦赴庐山向蒋介石作汇报。5月31日,中日停战谈判在塘沽正式举行。中方首席代表熊斌,日方首席代表是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经过简短会谈,熊斌完全接受日本所提“协定方案”,是为《塘沽协定》。它确定了日本在长城一线享有驻军权,并且将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冀东至北平20余县成为特殊地区。这样,华北门户洞开,为日本侵略华北和全中国提供了前沿阵地。
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要求内阁迫使国民党在华北势力解体。9月25日,日本海军省制定《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提出,在华北根绝反日运动,消除国民党势力。10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对海、陆两省的提议没有表示意见。日本陆军和海军方面还提出了“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方针。P1-3
山西抗战的伟大贡献和宝贵经验
(代序)
李茂盛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近百年来反抗外国侵略者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开始后,山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迅速开创了全民抗战的生动局面,然后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持久的、顽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时过80年,当我们回顾那波澜壮阔的战斗情景时,仍然感到非常自豪。
一、全民抗战的发动与敌后抗战的坚持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鉴于山西战略地位的重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曾经用极大的精力在山西营建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我党已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刘少奇于7月底迅速移驻山西,领导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9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来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作战事宜。同时,朱德率领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三个主力师,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开始直接对日作战。周恩来一方面与刘少奇部署华北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与已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协商山西抗战的具体部署,并参与了阎锡山作战计划的制定。
山西的抗日战争,大体可分为发动与发展两个时期,在前期,重点是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掀起全民抗战动员的高潮;在军事上以正规战争为主,国共两党军队协力抗击日军对山西的进犯。在后期,主要是以八路军、山西新军为支撑,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坚持与日军进行长期的、持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初期,根据周恩来、刘少奇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首先由北方局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地区,分别建立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各地的群众抗日斗争;同时八路军各师也派出工作团,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与以薄一波为首的山西公开工委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人邓小平、程子华等参加并领导的“战动总会”相结合,在全省城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阴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各地陆续建立了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性抗日团体和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并运用阎锡山提出的某些进步口号,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对旧村长的群众斗争,迅速掀起了抗战动员的高潮。就连乡村的开明地主、五台山的僧众,都加入到了抗日斗争的行列。
在此同时,八路军与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军和晋绥军协力配合,对入侵的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937年9月,日军突破内长城防线,短短19天时间便攻占了山西雁北11个县城。一路烧杀抢掠,疯狂之极。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阎锡山先后部署了长城抗战、忻口会战和娘子关保卫战。为了配合国民党军正面作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于9月25日首战平型关,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华北战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在紧接着进行的忻口会战中,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任总指挥,投入兵力28万人,在正面与日军展开了顽强而激烈的搏斗,郝梦龄、刘家祺、郑廷珍等高级将领相继壮烈牺牲。八路军各师主力在敌之翼侧,积极配合,打敌后援。10月间,第一二○师一部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连续伏击,歼敌500余人。第一二九师一部奇袭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飞机24架。忻口会战曾被誉为国共合作的模范战例。同时,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一部在七亘村和广阳伏击歼敌,迟滞日军经娘子关西犯,掩护了防守娘子关的国民党军队的主动后撤。
1937年11月8日,山西省会太原失守。从此,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遂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1937年11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在山西建立华北游击战争战略支点的部署,八路军三个主力师挺进敌后,分别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结合活动在各地的山西新军部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分片开辟抗日根据地,逐步发展成为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建立党、政、军领导机构和各界抗日救国会,开始了长期的敌后抗日斗争;并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取得了粉碎敌人多次多路围攻的胜利,使根据地日臻巩固。
1939年底,当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山西的顽固势力连续挑动武装磨擦,酿成了反共、反八路、反牺盟、反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对此,各根据地军民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了打破国民党破坏山西抗战的阴谋,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十二月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新旧军划界驻防,维持了山西抗战的局面。
1940年4月,由邓小平主持,冀南、太行、太岳军政委员会在黎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提出了建党、建政、建军的三大任务。从此,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全面建设时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在华北实行“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封锁、分割根据地。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8月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和一些公路干线,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虏日、伪军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有力地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连续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山西各根据地军民遵照中……带头作用
党的领导,不是靠自恃正确而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也不是靠发号施令实现的,而是靠党组织的坚强、巩固去影响群众、号召群众、凝聚群众,靠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去示范群众、引导群众、带动群众。因此,各级党的组织都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作为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为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各级党组织始终十分重视加强自身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对党的领导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西工委(省委)不但抓紧恢复原有的一些零星的党组织,而且大力发展党的队伍,新建各级党组织。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之后,各地党的力量猛烈发展,党的组织迅速壮大。但是,由于民族矛盾居于主要地位,政治形势错综复杂,战役、战斗紧张频繁,党的组织在大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过分重视数量,未能充分注意质量,在实际工作中未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同时也有极少数不纯分子乘机混入了党内。为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遵照党中央1939年8月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除个别地方之外,山西大多数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一度暂缓,从1940年到1942年,先后开始了整理党的组织和整顿党的作风的工作。主要是在经过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考验之后,在农村基层组织中清理混进党内的不纯分子和投敌叛变分子,停止立场动摇、脱离革命的分子的组织关系,坚决割去自己身上的痈疽,以提高大多数党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坚定其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并进而改造基层组织,使立场坚定、斗争坚决、联系群众、为群众所拥护的党员掌握党支部的领导权,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从1942年开始,又在干部队伍中进行了整风运动,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以检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清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广大干部努力实现世界观的转变,逐步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增强了无产阶级党性,提高了领导水平,以新的姿态、新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获得了群众的信赖。从而使党的组织进一步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使党员进一步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有力地实现了党对抗日斗争的领导。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3600万三晋儿女应继承和发扬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军民面对强敌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与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开拓创新,为山西的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文原标题为《丰功彪炳史册精神光耀千秋——山西抗战的伟大贡献和宝贵经验》,发表于2005年7月31日《山西日报》,编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山西雄踞华北,表里山河,自古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善之区,是八路军首次对日作战的省份、华北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支点、华北抗战的主战场、太行精神的铸就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研究艰苦卓绝的山西抗日战争史,探讨山西抗战在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地位,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2005年合著的《华北抗日战争史》出版后就产生了写《山西抗日战争史》的想法,开始搜集相关资料,为写作奠定基础。随后利用工作之余,着手撰写书稿。经过几年的伏案写作,书稿终于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前夕完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搜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
《山西抗日战争史》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用史实发言”,以翔实的档案资料为依据,从全民族抗战的视角,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论述了波澜壮阔的山西抗日战争史,既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也反映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既记述中日激烈的军事斗争,也记述政治、经济、文化斗争;既记述日军对山西的军事侵略,也反映日军对山西的疯狂经济掠夺、殖民文化侵略;既反映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也反映敌占区、阎统区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既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反映各民族人民团结抗日的爱国情怀;既有历史发展的逻辑叙述,也有理论的分析,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尽管做了不少的努力,但书中仍不免有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大量档案资料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诸多师友的热情帮助。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茂盛研究员审阅了书稿,并欣然同意将所发文章作为本书的序言;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雒春普研究员审阅了书稿,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山西大学岳谦厚教授、太原科技大学李建权教授提供多年积累的资料与多方支持;特别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委托军事科学院专家审阅了书稿,肯定书稿“内容翔实,导向正确,文字流畅,规范统一”,并提出了宝贵意见;三晋出版社张继红社长为选题的申报做了大量工作,责任编辑吕文玲进行了认真的编辑加工;我的研究生孟俊莉校对了全书,山西省方志发展中心敬鹏涛设计了封面,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