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翻云覆雨的超级政治买办虞洽卿
进城学生意的“赤脚财神”
1882年秋天，上海的瑞康颜料号走进来一个乡下孩子。他穿一身土布衣服，赤着脚，手上却拎着一双显然是新做的手工千层底布鞋。老板忍着笑，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虽然土气，但一双眼睛还是透出几分灵气，加之介绍人的面子，就收下他当了学徒。
此人便是后来在商界和政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佬，甚至成了蒋中正的引路人的大名鼎鼎的虞洽卿。
虞洽卿名和德，字洽卿，人称“阿德哥”，1867年生于宁波镇海县的龙山乡。他的父亲开了一爿小杂货店，但中年早逝，虞洽卿便和寡母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因无钱上学，15岁这年，辗转托人介绍，进了上海那家颜料号当学徒。
临行的时候，母亲一针一线给他做了一双布鞋，并且一再嘱咐他在店里要勤俭小心，博取师傅欢心。到了上海，虞洽卿舍不得穿那双新鞋，就赤着脚走进店门。后来发了财，有人称他“赤脚财神”。他自己也经常说起这件事，甚至引以为荣。
上海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一个从乡下来的学徒当然只能望“洋”兴叹，自惭形秽，但也刺激了他日后要发达的欲望。
一次，颜料店老板在西餐厅请两位德国商行的买办吃饭，叫他跟去侍候。他见那两位买办神气十足，颐指气使，让他意识到洋场中买办之“高贵”，便立志要替洋人服务，做一个所谓“高等华人”。
凭着他年少聪慧，心灵手巧，并且时刻记着母亲的临别训言，果然深得老板的欢心，未满师就被提升为跑街。凭借这个机会，他得以与上海商界的名人经常接触，几年之中便在上海颜料行业中崭露头角。除在买卖上赚取佣金外，他有时自己也囤买一些颜料，做得十分顺手。每天晚上他还抽空到青年会去学英文，暗暗地为自己打进洋行做准备。
1894年，有一家做进出口颜料生意的德国商人的鲁麟洋行，因牌子已经做得有些知名度了，就想物色一个有经验的华人充当“开路先锋”。虞洽卿托族人虞香山把自己介绍到这家洋行担任跑楼(等于副买办)。虞洽卿本来就熟悉颜料业务，因而做得颇有成绩，不久就被提升为买办。
鲁鳞洋行除进口颜料外，还经营西药、五金、军装等，出口则有大豆、桐油、丝、茶等。虞洽卿在进口方面赚取佣金10％，出口方面赚取佣金20％。他在鲁麟洋行任买办9年，赚了一笔钱，买进了闸北的一处房屋，一跃而成为富翁了。
庚子年以后，外国在华的经济侵略势力日益膨胀，金融资本家纷纷在上海开设银行，发行钞票。1903年，虞洽卿36岁时离开鲁麟洋行，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一年之后又转任荷兰银行买办。
他利用上海商人的崇洋心理，大力推行荷兰银行钞票的发行，从中获取手续费。但虞洽卿在上海金融界的信用却不太好，自任荷兰银行买办以来，他利用该银行的名义开发远期本票，换取现金，套取利息，并独资创设惠通银号。后来，又发起组织四明银行。
虞洽卿有着复杂的人生轨迹，从晚清到民国，他参与了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早在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中，虞洽卿就有不俗的表现。四明公所为宁波人创办，以家乡四明山为名，是一个类似于同乡会的组织，深得宁波人的支持。
这年，法租界公董局倚仗特权，以筑路为名，强行征收并派兵拆除四明公所围墙。年轻气盛的虞洽卿与同乡前辈奋起反抗，并鼓动洗衣工人罢工。这件事让虞洽卿声名鹊起，获得乡梓士人的信任，被选为四明公所会董。
1905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让虞洽卿在上海挣足了面子。
这年，有个广东女人黎黄氏，带着丫鬟数人，取道上海回四川原籍。她的丈夫曾在四川任知府。而巡捕房却说黎黄氏是贩卖人口的案犯，把她拘捕了。审讯此案时，外国陪审员咬定黎黄氏是个人口贩子，主张把她连同丫鬟押进大牢。
中国审判官关炯之则称，黎黄氏乃是“朝廷命妇”，家中养丫鬟是清朝法律所许可的，并说租界没有女监，男女无法混押。
外国陪审官从来说一是一，专横跋扈，便大骂中国人是野蛮民族。这一番话立即引起了旁听席上人们的公愤！随之与巡捕发生冲突，放火烧了巡捕房，英方则实行武力镇压。随后，英、美租界的中国商人全体罢市。租界当局深感事态严重，张皇失措。
代表商界出面与英方交涉的虞洽卿致电清政府，直言“华官尚被侮辱，若不据理力争，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表示了对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在斗争中，有些工商界人士希望息事宁人，唯有虞洽卿义无反顾。他每日召集各界人士在寓所开会，商讨斗争方略。他还动员受雇于外国人的华籍职工离职、租界的华人巡捕罢岗，迫使英租界当局最终让步。
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大闹公堂案”。
P1-3
将洋行和他们的买办们如何敛财致富的故事写出来的想法，二十多年前就产生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实现。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洋行和买办离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非常遥远了，但他们的传奇故事仍在当今社会上流传。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跃升，笔者相信，定会出现一个不再有欺诈、蒙骗的商业环境。从这个角度去看，笔者的这本纪实，应该还是有些现实意义的。
写作这本书之初，颇有些纠结。曾经设想过：是否可以按照买办们从事的行业分类？是否可以按他们所在的地域分类？或按他们攫取钱财的方式分类？思考良久，把这些想法都一一摒弃了。最后只能用目前这种看似散乱，但可以独自彰显每个不同买办特色的方法去写。
但是，洋行买办们因为从事的贸易相同或近似，各个洋行也是在持续地争抢中国市场这同一块“肥肉”中呈现出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态势。因而，本书中不同买办的敛财经历难免会有交叉，甚至重叠。但是如果剔除这少部分交叉重叠的内容，则会使本书中各个洋行和买办的故事残缺不全。这应该是本书难以弥补的缺憾。
本书的资料主要来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省市的《文史资料汇编》、相关省市的地方志资料、亲历者的回忆或网络资料。在这里向他们一并致谢。
多年来，我的拙作能一次次呈现在读者面前，承蒙团结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帮助，在这里再次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7年金秋于东湖畔补拙斋
笔者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现在很多公司的办公楼被称为“写字楼”？为撰写这本书搜集资料的时候，笔者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当年在洋行供职的员工被称为“写字”，高级员工则被称为“大写”。也就是说，“写字楼”这个据称是从港台传入的称谓，颇有些历史的厚重感，乃至还有点殖民地的痕迹。
所谓“洋行”，实际上就是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公司。中国清朝以前是没有所谓的公司的，买卖人的经营场所通常被称作“店”“铺”“栈”“庄”“楼”“肆”，被称作“行”的也不少。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公司也是做买卖，而且又是洋人主事，所以中国人就称它为“洋行”。
而“买办”一词，如果牵强地比照，则类似于今天在外企工作的中方经理。但那时的买办不仅替外国老板打工，更是打着洋大人的招牌给自己赚钱。他们圆滑机敏，狡黠善变，无孔不入，胆大妄为。只要给洋大人干个几年、十几年，自己也就腰缠万贯了。这一点，是和今天外企的中方经理不可同日而语的。
买办亦称“康白度”(葡萄牙文comprador)，即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或经理人，最早是指英国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在中国，则是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雇用的中国经理，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
当年的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他们作为洋行雇员，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又可以在中国经营商业、置产购地。
买办这个行当自清末诞生之日起，即饱受诟病。后世对买办的评价也是大起大落，甚至南辕北辙。
起初，国人极其蔑视替洋人做事的买办群体，称他们为“二毛子”或“洋奴”。林则徐则干脆说：“买办等人，本系汉奸。”早期研究清末民初经济现象的学者，对买办亦多无正面评价。
但随着史料的发掘和现代理念的变化，学者们对买办有了新的认识。
经济学家聂好春近年在《买办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一书中，通过大量论证，得出四个结论：“买办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建设者和旧的生产关系的破坏者”“买办促使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买办是商界精英和早期经济现代化运动的主干力量”“买办是近代商会的中坚”。
买办诞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变革的清末民初，“乱世出枭雄”，不仅在政界如此，商界也是一样。因此他们发家或崛起的过程跌宕起伏、波谲云诡，充满了危机和机遇，更是有着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性。乃至笔者在搜集资料和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为这些百余年前的商界鬼才闻所未闻的攫取财富的手段惊诧不已！
当然，当年的买办，与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他们敏锐的商业眼光，他们超前的经营理念，他们为人处世的谋略，也是有着不可否认的参照价值！
故此，本书选择了20余位有代表性的洋行买办，将他们的特殊经历整理出来，奉献给商界的朋友们，以及对那段往事有兴趣的读者。
诞生于清末民初的“买办”群体，国人并不陌生。但能确切说出其准确含义的人，恐怕不多。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他们作为洋行雇员，能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又可以经营自己的买卖，为自己聚集巨额的财富。买办自诞生之日起，即饱受诟病。后世对其的评价，也是大起大落，甚至南辕北辙。方明著的《创富史（民国大买办）》选择了近20位有代表性的洋行买办，特将他们的经历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近代民族企业家在与外资联合经营活动中，在帮助外资赚取大量利润的过程中迅速地积累起自己的财富。他们敏锐的商业眼光，他们超前的经营理念，他们传奇的创富故事最引人注目。方明著的《创富史（民国大买办）》选择了近20位有代表性的民族企业家，讲述了他们的创富故事和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