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茶趣
生平不爱烟酒，也不懂烟酒，对茶则爱之甚深。尤其嗜好明前、雨前的绿茶。一杯在手，对我来说，就可以涤烦忘忧。随着年岁的增长，对茶的兴趣也在增长。
这种嗜好，早在童年时代即已养成。家乡溧阳，是太湖西边的一个小城，清代也出过状元马世俊、宰相史贻直，清末民初有一位狄平子，在上海创办了有正书局。据外祖父孙汾卿说溧阳的文风和饮茶的风气有着微妙的关系。
溧阳的茶风特盛，街市上的店铺则以茶馆的数量居第一位，而且都有一个非常文雅的名称，诸如金盘露、淇香阁之类。有几家还树了“卢陆遗风”的泥金匾额，字体看上去潇洒而有韵味，颇能引起人们思古之幽情。
我在童年时代就成为茶馆中的常客，则是外祖父的破格“提携”。他是清末民初废书院改学校后的书院小学第一任校长，还上南京做过孙中山警卫团里的文职军官。
大概由于他过于自负，日子过得不舒畅，经常喜欢发牢骚，而且每天要有一半时间消磨在茶馆里。我在小学读书时，一放学就被他带进茶馆了。星期天则早晨就随他去茶馆，早餐也在茶馆里吃。
那是一个全城最大的茶馆，分前后两进，前进相当宽敞而进深，好摆十几张大方桌，茶客都是四乡八镇的农民，整个上午吵吵闹闹，大热天则汗气蒸腾，赤膊的也不少。再进去是个长方形的天井，经过天井，到了后进。外祖父喝茶的地方就在这里。在前面喝茶的农民从不越“雷池”一步。
后进比前进的面积小些，向天井这一面朝南，阳光很充分，沿东、西、北三面的墙壁都是一排藤躺椅，喝茶的客人当然也有坐着的，但仍以躺着的居多数，海阔天空地谈着，真正喝茶的时候，才坐起来。
这里的茶客都是熟面孔，绝少陌生人，用当时的说法，都属于乡绅阶层。例如中学校长，或者是中医、西医的权威，或者是颇有名声的画家、书法家，有的人虽然没有特殊的经历或长处，但儿子是北大或清华毕业的，父亲躺在这里，也就心安理得了。
茶的品种比较单一，基本上是西湖龙井，只有少数人喝祁红。每到夏天，也供应菊花。春天在这里品尝新茶，整个厅堂飘溢着清香，多闻闻也是一种享受。如果茶客抽水烟或香烟的多了，新茶的清香不免受到污染，但这种情况毕竟难得发生。
我是惟一的儿童茶客，日子一长，大家也见怪不怪了。有时偶尔也有人出乎好奇，问我一些问题考考我，我总是看外祖父的脸色行事，然后决定是否回答，怎样回答。
外祖父和外祖母以及子女们共同语言都极少极少，所以才经常找我对话，讲些有关古典文学的轶事或历史掌故给我听，发现我很感兴趣，他才带我进茶馆的。到了茶馆里，他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讲给我听。
去喝茶，一开始，我无所谓，听外祖父的吩咐罢了。后来，我也自觉自愿了。茶当然在家里也可以喝，但茶馆里别有一番气氛，用的水也不错，据说是城外挑来的。
堂倌中冲茶的姿势和技巧看上去既熟练又优美，简直可以说是一种舞蹈。小天井里，有一位中年人在用大砍刀劈松树树干，两条手臂的肌肉令我很羡慕。
茶客们谈论诗文书画的时候虽然不多，但是旧货店老板偶然得到他认为可能值钱的文物，总是用布包袱包好，带到这里请求鉴别，找寻买主，这时，茶馆便成了野路子的文物研讨会了。我一旁听着听着，也获得了一些有关文物的知识。
就在“9·18”事变那年，我从小学毕业。而溧阳这座水乡小城也仿佛在民族深重灾难中惊醒过来。从此，我没有再随外祖父上茶馆，但我一生，对茶的爱好，则渊源于此。
(原载《解放日报·朝花》，1998年)（P3-5）
201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柏伟先生陪同《旅游周报》主任编辑王路女士来采访我，彼此毫无拘束地谈了两三个小时，她后来发表了一篇访谈录，文笔妙趣横生，非常幽默，文章相当长，有三个版面。概括起来说，大致是这样的：这个老人这几年，读书写作都少了，主要是品品茶，听听昆曲，谈谈隐士，在繁华的大都市中，过着古代的生活。她的概括不可能十分全面，但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
回忆起来，品茶在我的一生中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容可以说丰富而多彩，从喜爱品茶开始，后来不知不觉，对茶发生了多方向的兴趣。于是，写了一些回忆中的品茶的生活片段。
有些事情仔细想想，十分有趣。日本汉学耆宿波多野太郎教授和创刊《花城》的苏晨总编辑都认为我身体瘦小而单薄，能熬过“文革”的长达十年的折磨，可能是因为戏看多了，在被拳打脚踢、打落全部牙齿之时，就以阿Q精神对待，自己认为在演戏，所以能想得开一些。这番议论不无道理。稍后《康复》、《大江南北》等报刊要写保养身体的所谓“秘诀”，我也谈起曾写过《以戏代药》这本书，并认为常熟虞山上那块“适可”两字的石碑，对我启发甚大，以饮食为例，美食奇珍，我也只是吃到七成，至多八成，就“适可”而止了。这两点固然可以成立，但是还有遗漏之处。
那是上海举行世博会期间，世博会的联合国馆展览陈列了中国十大名茶。联合国展览馆与上海茶叶学会等单位联合起来举办了中国茶寿星的评选活动，我意外地被邀参加，更意外地被评选为第007号中国茶寿星，获得了茶寿星证书。我认为这是不亚于某些学术领域“终身成就奖”的荣誉。也发现了生平爱茶，全是一种习惯，一旦养成，难以改变。当然根本没有想到从此对健康有莫大益处也。
也想到曾写过《美化心态的茶》一文。那是在一届上海国际茶文化节研讨会上的发言，并且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受到国内及德、法等国医学界的重视，更是我意料不到的事，邀我去到柏林、巴黎等处医学界的讨论会去做报告，我没有敢去。因为我毕竟仅仅是品茶的爱好者，茶对生理、医学的作用如何已经都写了出来，如果有专家和我交流，或者在大会发言时，台下再有人提出问题，我肯定回答不出，要大出洋相。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也许有人以为我摆架子，或者要“出场费”，我也只好默认下来，这种冤枉，无所谓，我承受得了。
最近这几年来，很多人感到生活节奏太快，感到难以适应，往往引发高血压、失眠或压抑等问题，于是我又写了《叹茶，享受慢生活》。
至于隐士，原本是我青年时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选题，接触了许多关于茶的历史文献之后，才知道从唐代起，几乎所有的隐士都热爱品茶，而且对茶都有研究，有的更是种茶、制茶的能手。而唐代的陆羽，则是《茶经》的作者，他与卢仝两人被茶界一致公认为祖师爷了。因此，我写了关于陆羽、林逋、倪瓒、陈眉公等一批古代隐士品茶的文章。
古典戏曲乃是我六十多年来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才关心茶和戏曲的相互推动的关系。第一篇就被老友姚品文教授所推崇，她极为欣赏，台湾的戏曲界的教授们也有好评。因此，有关《玉簪记》、《牡丹亭》中茶文化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台北的“国立”《戏曲学报》上发表的，他们做事非常规范化，还特地在寄我刊物的同时，寄给我论文的抽印本20册。
现在我这本小册子主要就是这些文章，我按照内容的不同，分成六组。不知是否合适？按10万字篇幅计算，大概不相上下，可能正好，还有些零星短文，不再收进来了。
但是，还有许多有关的往事我没有写成专文，在这里补叙一下：1933年，我到邻县宜兴(古称“阳羡”)读初中，又继续了整整一年童年时代的品茶生活。那个学校名江苏公立宜兴农林职业学校，校长黄希周是溧阳人，我外公的得意门生。因此，溧阳人去读书的很多。我的表舅周陛勤等都是，他本人在读高二。每逢星期天，我们到公园里去呆一个上午。因为公园里有一个图书室，藏书虽然不多，但以文艺书为主，比我们学校图书馆的文艺书多得多。管理员是一位女士，大概刚从师范或高中毕业，名张笑君。人如其名，不管工作多忙，她对阅览者、借书还书的人，都是一面孔微笑。我们对这大姐姐印象极好，所以每逢星期天上午必去，从不间断。刚好离图书室不远，还有一个环境幽美的茶馆，因此，我们一到公园总是找一张桌子，先各泡一壶茶，然后，轮流去图书馆阅览或借书、还书。当时不懂茶的种类、级别，只觉得喝得很舒服。大概是一种齐茶吧！
200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溧阳书画作品集》，同时于第9页与第27页收进了陈鸿寿书写的对联和我为李渔研究会的题词，也使我颇为兴奋。这位陈鸿寿(1768—1822)，曾任溧阳县知事，号曼生，也是清代最负盛名的制壶高手。他烧制的壶，也称曼生壶，流传后世的并不多，已成了无价之宝的珍稀文物。我们两个人的书法作品能够先后并列，是一种幸运吧。妙的是李渔此人固然以戏曲理论称著，但对制茶、品茶，也很在行，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巧合。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大概四五年前，我正在阅读一本已经颇为破旧的线装书《阳羡茗壶系》，因为是清刻本，我随手翻翻，并不太小心。此时此刻，正好上海图书馆的版本学专家陈先行来访，他注目良久，对我说：“蒋老，你要轻脚轻手一点才好。”我说：“清刻本没有什么稀罕。”他说：“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你没有看到这刻本的字是朱红色的吗？这是书刻成之后，第一次试印的，才用朱红色。所以往往只有一本或两本。虽是清刻本，仍旧很珍贵。”告别之时，他主动把这本《阳羡茗壶系》带去，让修补线装书的专家，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加以装帧。回到我手中的时候，显得格外完美，更为古色古香。从此以后，我阅读时，真的特别小心，不敢再轻视这本薄薄的清刻本了。
如此这般的有关茶的往事不少，一时之间实在说不完。最关键的是上海茶叶学会刘启贵先生、卢祺义先生、张小霖女士等茶界专家，他们是推手，否则我虽然爱茶，对茶的欣赏根本不得其门而人，更谈不上研究了。他们邀我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和有关活动，使我获得了许多知识和启发。现在我这个茶的门外汉，一只脚已经跨进来了。
这些文章曾先后发表于《文汇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澳门日报》和台北的((戏曲学报》等报刊，特此说明。
年逾古稀的越剧编剧吴兆芬女士，上师大毕业后，在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班进修时(1962年)，听过我的课。古典文学家耿百鸣先生在华师大研究生答辩时(1984年)，我是答辩委员之一。他们两人一直尊称我为师，崇敬之至，得到茶中罕见极品时，一定要带来与我“奇茶共欣赏，妙趣相与析”。我之所以能写出这些对茶的感悟，他们俩贡献也甚多，不提一笔，心中不安也。
最后，我要对为此书写序的《文汇报·笔会》高级编辑潘向黎女士表示深切谢意，她是知名作家，在百忙中为我写了这篇美文，为此书生色不少。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赵蔚华女士责编出版，校正了若干错漏之处，提高了书的质量，我更由衷地感激。
2015年5月28日
蒋星煜先生的茶文章
潘向黎
蒋星煜先生博学，如今这样的人太少了，以至于我一时找不到一个恰切的词语来概括或者赞美。一般人可能会想到“杂家”，我一向对这个词有点模糊的戒心，终于前些天得到印证——在写吴小如先生的文章里看到，作者当面说小如先生是“杂家”，小如先生马上纠正说“杂家是一个贬义词”，所以我断乎不敢用这个词来说蒋先生，记得(《红楼梦》里有“博古通今”之语，那么，我想说：蒋星煜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学者、作家。
蒋先生今年95了，不久前我收到他惠赠的《蒋星煜文集》，煌煌八卷，490万字，令人叹为观止，这位著名学者、作家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寻觅，终于积累成数量如此惊人的成果。这是凭一己之力建造起来的一个桃花源，令人赞叹，令人神往。
但是我怀着赞叹翻阅过后，却有了小小的遗憾：除了《戏曲与茶文化的互动作用》一篇论文，怎么不见蒋先生其他的“茶文章”？所以，当一个月之后，蒋先生来信，说要出一本关于茶的书，我就有了一种“理当如此”和“果不其然”的双重高兴。
蒋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和《文汇报》渊源很深，而我这个晚辈90年代末才到《文汇报》工作，从退休的前辈同事手中接过使命，荣幸地成了蒋先生的责任编辑。尤其令人惊喜的是，作为一个爱茶成痴的人，我发现蒋先生还是一位在茶史、茶文化研究上造诣很深的专家。这些年，蒋先生仅刊发在《文汇报》上的“茶文章”就有《张岱的茶艺造诣》《说“沱茶”》《陈眉公余山品茶》《茗粥绿雪名泉》《六安瓜片之谜》《刘基与日铸茶、平水茶》《林确斋与林茶》《叹茶之叹》……真是眼界广阔、发掘深入、见解真切，而且行文趣味盎然，时常让人为他始终保持的活泼泼的心性而欣喜。
当然，最体现他“茶文章”功力的当数《戏曲与茶文化的互动作用》。这是一个相对冷僻的专题，蒋先生从“戏曲对茶文化的反映”“茶文化促使采茶戏的诞生”“茶坊演剧与戏馆供茶”等几个方面，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探隐钩沉，目光如炬，笔力清雄，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获益良多。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感受：真是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更记得其中一些精彩的内容，如论及“三千茶”的花费、“社前舂”的涵义以及一些杂剧将茶商的姓名定为“江洪”的原因等，至今难忘。
蒋星煜先生温文尔雅，对晚辈后学一向礼下谦和，这次这本关于茶的书，竟然命我作序。我自知才疏学浅、辈分也低，起初十分惶恐，但思来想去，如此高德高寿的前辈的吩咐，还是应该“恭敬不如从命”。在这里主要想表达我对蒋星煜先生的敬意，还有一个爱茶之人即将读到他结集成册的“茶文章”的喜悦之情。 蒋星煜先生喜欢《玉簪记》中道姑奉茶的说白：“才烹蟹眼，又煮云头。琥珀浮香，清风数瓯。茶在此间。相公请茶。”蒋先生认为“不但书雾腾腾，而且说的是点茶行家语言”。这也可以视作写茶文章的蒋先生的夫子自道。
衷心祈愿蒋星煜先生在“琥珀浮香，清风数瓯”的妙境中继续品茶著文，给我们带来更多如品佳茗、如沐惠风的享受。
蒋星煜著的《品茶的感悟》共30篇茶文章，让读者在幽幽茶香中进一步了解一些古代的文人隐士：陆羽、林逋、倪瓒等；让读者知道一些名茶的来历：沱茶、日铸茶、铁观音等；让读者在茶文化中重温一些戏曲经典著作：《玉簪记》《牡丹亭》，更加深刻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传统文化；还有一些茶情茶文化漫谈。
蒋星煜著的《品茶的感悟》分“茶事梦忆”、“怡情养生之道”、“古代隐士皆爱茶”、“名茶的来历”、“戏曲与茶有不解之缘”及“茶文化漫谈”六个版块，共30篇文章。这30篇茶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有趣，让读者在幽幽茶香中进一步了解一些古代的文人隐士：陆羽、林逋、倪瓒、张岱、方文、陈眉公、林确斋……让读者知道一些名茶的来历：沱茶、日铸茶、苦茶、六安瓜片、鹧鸪茶、铁观音等；让读者在茶文化中重温一些戏曲经典著作：《玉簪记》《牡丹亭》，更加深刻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传统文化；还有一些茶情茶文化漫谈，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增长知识与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