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反乌托邦小说经典，董乐山经典译本。

奥威尔著，董乐山译的《一九八四/译文40》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书中描述的是对极权主义恶性发展的预言——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特别可怕的是：人性已堕落到不分是非善恶的程度。

奥威尔著，董乐山译的《一九八四/译文40》堪称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奥威尔主义”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正文

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上面贴着一张简单白色的标签：胜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儿，像中国的黄酒一样。温斯顿倒了快一茶匙，硬着头皮，像吃药似的咕噜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脸马上绯红起来，眼角里流出了泪水。这玩艺儿像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好像后脑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不过接着他肚子里火烧的感觉减退了，世界看起来开始比较轻松愉快了。他从一匣挤瘪了的胜利牌香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地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他拿出了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电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簿子，红色的书脊，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什么缘故，起居室里的电幕安的位置与众不同。按正常的办法，它应该安在一头的端墙上，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可是如今却安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在修建这所房子的时候，这个壁龛大概是打算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龛里，尽量躲得远远的，可以处在电幕的控制范围之外，不过这仅仅就视野而言。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位置，电幕就看不到他。一半是由于这问屋子的与众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

但这件事也是他刚刚从抽屉中拿出来的那个本子使他想到要做的。这是一本特别精美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张至少过去四十年来已久未生产了。不过他可以猜想，这部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一个破破烂烂的居民区的一家发霉的小旧货铺中看到它躺在橱窗中的，到底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一心想要得到它。照理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并不严格执行，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用任何别的办法是无法弄到的，他回头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两头，就溜进了小铺子，花二元五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不安地回了家。即使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但是如被发现，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干苦役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插在笔杆上，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这种沾水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不能用墨水铅笔涂画。实际上他已不习惯手书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以外，一般都用听写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听写器的。他把笔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过只有一刹那。他的肠子里感到一阵震颤。在纸上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身子往后一靠。一阵束手无策的感觉袭击了他。首先是，他一点也没有把握，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相当有把握地知道，自己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他是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生的。但是，要把任何日期确定下来，误差不出一两年，在当今的时世里，是永远办不到的。

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呀？为将来，为后代。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可疑日期上犹豫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头一次领悟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怎么能够同未来联系呢？从其性质来说，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P6-7）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四八年写作《一九八四》之前，在英国是一个贫病交迫、没有多大名气的作家。《一九八四》虽在他一九五。年患肺病去世前不久出版，但他已看不到它后来在文坛引起的轰动为他带来的荣誉了：不仅是作为一个独具风格的小说家，而且是作为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预言家。从此，他的名字在英语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独特地位，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收进了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地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的笔下，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

那么，奥威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作家，他的传世之作《一九八四》究竟又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最好是从奥威尔不是什么，或者《一九八四》不是什么说起。这也许对我们正确理解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帮助。

首先必须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系汉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西蒙·黎斯一九八三年的一篇论文《奥威尔：政治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许多读者从《读者文摘》编辑的角度来看待奥威尔：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们只保留《一九八四》，然后把它断章取义，硬把它贬低为一本反共的小册子。他们为着自己的方便，视而不见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动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在黎斯看来，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反极权主义的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

奥威尔出身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他父亲供职于印度的英国殖民地政府，作为一个下级官员，无力供养儿子回国进贵族子弟学校上学。奥威尔只是靠成绩优异，才免费进了一所二流的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后来又靠成绩优异考取了奖学金，进了英国最著名的伊顿公学。但是他以一个穷学生的身份，在那里先是受到校长的歧视，稍长后又与那里的贵族子弟格格不入。毕业后他一无上层社会关系，二无家庭经济支援，上不起大学，只好远走缅甸，为帝国警察部队效力，但殖民地下级官员的生活对他来说同样还是格格不入。尽管有这样的背景，用奥威尔自己的话来说，“我经受了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这增加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但是他毕竟受了英国传统的教育，因此从立场上和思想上，多少在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政治性的。例如他写的《缅甸岁月》，背景是殖民地社会，他对英国人和缅甸人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轾。这使人想起了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福斯特就说过，“大多数印度人，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狗屎”。

这种传统上层子弟教育，用一句庸俗社会学套话来说，在奥威尔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这是他在政治上迟迟没有找到“自性”(Identity)的主要原因。不错，他在学童时代由于家庭经济能力的限制而在势利的圣塞浦里安学校校长的手里饱受凌辱(见他死后出版的《如此欢乐童年》)，使他有了心理准备，日后在缅甸见到殖民统治的不公产生反感，而且后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全身投入地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但是他毕竟出身中产阶级，而在英国这个阶级界限极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里，要摆脱这个传统在自己身上的束缚是很困难的。奥威尔也不例外，他一直到死都意识到这一点。在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在寄宿学校中的屈辱生活感到极其不愉快。他曾写道，‘对一个孩子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学校中去。一个意识到贫穷的孩子由于虚荣而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这个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心理创伤，在成年的奥威尔身上仍在流血，这在他写的充满不快的回忆的《如此欢乐童年》中可以看出。不止一个评论家认为应该把《如此欢乐童年》与《一九八四》放在一起来读。黎斯就认为，“奥威尔很可能在他当初上的预备学校中找到了他后来所写的大噩梦的第一个显微缩影的胚胎。”奥威尔生前就告诉他的一位友人托斯科·费维尔：“一个不合群的孩子在寄宿学校吃到的苦头可能是英国唯一可以与一个外人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感到的孤立相比的事。”费维尔在《如此欢乐童年》中观察到了英国寄宿学校生活为《一九八四》提供了一部分声音、景象和气味：“……奥威尔在早年就显露出他对丑陋或敌意的环境特别敏感。这在他描述圣塞浦里安学校生活的令人厌恶一面表现出来。他回忆了他对常常用油腻的盆子端来的馊粥、大浴池里的脏水、硬邦邦的不平的床板、更衣室里的汗臭、到处没有个人隐蔽的地方、不上闩的成排的污秽厕所、厕所门不断开、关的碰撞声、宿舍里用夜壶撒尿的淅沥声这种种印象——他以特有的细腻感觉回忆这一切时，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奥威尔这么描述圣塞浦里安，是作为日后写《一九八四》中惨淡景象试笔的。”

奥威尔背叛自己阶级的努力，在他童年时代寄宿学校中埋下了种子，而在伊顿毕业后因为升不起大学而到缅甸的帝国警察部队效力，则为这种子的萌芽准备了土壤。他在缅甸呆了五年，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又一决定性的阶段。他最后决定要脱离帝国警察部队，“我感到我必须洗赎那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罪咎……我觉得我不仅仅应该与帝国主义决裂，而且也应该与一切人对人的统治决裂。我希望融合到受压迫的人中间去，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个，站在他们的一边反对他们的暴君……在这时候，在我看来，没有出息倒是唯一的美德。自我奋斗，哪怕稍有成就，一年能挣上几百镑，我觉得稍有这种想法都是精神丑恶的，是一种欺压行为。”

……

但我们不得不惊叹奥威尔的政治洞察力和艺术想象力是何等高超：他没有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他的观察怎么比过来人还要细腻、深刻和真确？是的，他没有这方面实际生活的经验，但是他在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大大超过了当时去参拜过新麦加，被牵了鼻子参观“波将金村庄”，归来后大唱看到了新世界曙光的赞歌的许多国际闻名的大文豪。

奥威尔创作《一九八四》的灵感不是来源于此，而是他参加西班牙内战与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者接触，遭到猜疑和排斥，后来回到英国想说一些关于他所见所闻的真话而遭到封杀的经验。他遭到了一道沉默和诽谤的双重厚墙的包围，其他幸存者和目击者也都同样被封上了口，以致摇旗呐喊的应声虫们能够放手改写历史而无人置疑。这样，他直接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到极权主义如何制造谎言和改写历史，这被入木三分地反映在温斯顿·史密斯在“真理部”的工作上。这也令人想起了哈罗德·艾萨克在一张照片中他的身影曾被抹去这件事以及更早的他在巴黎、伦敦、纽约各大公立图书馆中遍找文献，就是找不到他要的关于“把蒋介石这一柠檬挤干了扔掉”这一著名发言。在原来发表的报刊上，这一发言都被人撕毁灭迹了。改写和忘却历史的网竟编织得这么无孔不入；只有极权主义才能做到。难怪奥威尔对写过《中午的黑暗》的阿瑟·库斯特勒说：“历史在一九三六年停步了。”库斯特勒颇有同感，连连点头称是。

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因此揭露极权主义的危害，向世人敲起警钟，让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对伦理的破坏，对思想的控制，对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的捏造和篡改……——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听任它横行，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奥威尔是一九四八年写完这部政治恐怖寓言小说的，为了表示这种可怕前景的迫在眉睫，他把“四八”颠倒了一下成了“八四”．便有了《一九八四》这一书名。时过境迁．也许这个年份幸而没有言中，但是书中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种种恐怖在世界上好几个地方在一九八四年以前就在肆虐了，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也不能说已经绝迹。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阴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董乐山

一九九七年七月酷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