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作为解放区农村正在进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成了当时一些中、长篇小说共同的题材。这类作品中，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外，要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最为突出。《暴风骤雨》的写作时间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大体相同，也同时获得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

《暴风骤雨》的人物和情节都比较单纯，但反映土改斗争的规模比较大，过程比较完整。作品从工作组进村掀起土改斗争写起，除了写斗争恶霸地主外，还写了土改复查，分土地，挖浮财，起枪支，打土匪，一直到最后掀起参军热潮。

小说的结构单纯，故事突出，线索清楚。全书以土改斗争发展的过程为主线，写了一场场斗争，让所有人物在斗争中活动；同时，在斗争中也插有一些很生动的情节或细节，增加读者兴味。有些场面描写如“分马”一节，写得层次分明，人物活动形象具体，有声有色。另外，作者善于向群众语言学习，作品中运用东北农民的口语，词汇丰富，生动活泼，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及地方色彩。特别是很多对话，都是个性化的语言，使人闻其声如见其人。

《暴风骤雨》是中国土改小说的代表作。它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为解放区的优秀作品获得表彰，并且在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由此该作以及作者周立波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此次收入“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特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制作，书前配有“导读”，书后有“知识链接”，以给青少年朋友以必要阅读指引和知识积累。

《暴风骤雨》主要反映中国东北一个名叫元茂屯的村子从1946年到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全书分两部，第一部描写的是1946年党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到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前，元茂屯村在工作队领导下，斗垮恶霸地主韩老六，打退土匪进攻的故事，这一部以赵玉林为主要人物；第二部描写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土改运动进一步深入的斗争，以郭全海为主要人物。

导读

第一部

第二部

知识链接

背阴处，有三个人，在赵玉林说话的时候，趁着大伙不留心，悄悄溜走了。刘胜瞅见了，起身要去追，萧队长说：“不要理他们。”他转向大家又问道：“咱们大伙过的日子能不能和韩老六家比？咱们吃的、住的、穿的、戴的、铺的、盖的，能和他比吗？”

“那哪能比呢？”刘德山说。

“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呀！”老孙头说。

“咱们穷人家，咋能跟他大粮户比呢？”看见大伙都说话，老实胆小的田万顺，又开口了，“人家命好，肩不担担，手不提篮，还能吃香的，喝辣的，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高大瓦房，宽大院套。咱们命苦的人，起早贪黑，翻土拉块，吃柳树叶，披破麻袋片，住呢，连自己盖的草屋，也捞不到住……”说到这里，他的饱经风霜的发红的老眼里掉下泪水了。他记起了韩老六霸占去做马圈的他新盖的三间小草房，他的声音抖动，说不下去了。而他又看到了李振江向他瞪眼睛，越发不敢说了。

“怎么的，你老人家？”萧队长问。

小王向赵玉林问了老田头的姓名，走到他跟前，手搁在他的肩膀上，温和地说：

“老田头，今儿你把苦水都倒出来吧。”

“你说下去。”萧队长催他，“把你的冤屈，都说出来吧。”

老田头又瞅李振江一眼，他说：

“我心屈命不屈，队长，你们说你们的吧，我的完了。”

这时候，李振江站立起来，首先向萧队长行了一个鞠躬礼，又向大伙哈哈腰，这才慢慢说道：

“没人说，我来唠唠。我不会说话，大伙包涵点。我叫李振江，是韩凤岐家的佃户，老田头也是。咱俩到韩家走动，年头不少了。韩六爷的那个脾气，咱俩也明白，他光是嘴头子硬，心眼倒是软和的。”

刘胜跟小王同时暴跳起来，同时走到李振江跟前。

“谁派你来的？”刘胜问。

“谁也没有派我来。”李振江回答，有些心怯。

“你来干啥的？”小王跟踪问一句。

“啥也不干。”李振江说，使劲叫自己镇静。

“让他说完，让他说完。”萧队长也站起来了，劝住刘胜和小王，他怕性急的刘胜和暴躁的小王要揍李振江，闹成个包办代替的局面，失掉教育大伙的机会，又把斗争韩老六的火力分散了。他从容问道：“你叫李振江，韩老六的佃户，是吗？正好，我问你，韩老六到底有多少地呢？”

“本屯有百十来垧。”

“外屯呢？外省呢？”

“说不上。”

“他有几挂车，几匹牲口？”

“牲口有十来多头吧，咱可说不上。”

“你说差啦，谁不知道韩老六有二十多头牲口。”后面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有一个人叫唤，李振江扭转头去，想要看看那是谁。

“你不用看了，”萧队长冷笑说，“现在你知道是谁说的，也不中用。‘满洲国’垮了。刘作非踪了。蒋介石本人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没有人来救你们韩六爷的驾了。”萧队长言语从容，但内容尖锐；他本来要说：“韩老六的命也抓在穷人的掌心了。”可是他一想：在大伙还没完全清楚自己的力量时，说出来反而不太好。他连忙忍住，不说这一句，改变一个方向说：“我倒要问你，韩老六给了你一些什么好处，你替他尽忠？你种他地不缴租粮吗？”

“那哪能呢？”李振江说，不敢抬眼去看萧队长，装得老实得多了。可是他的这句话并不是真话，工作队到来的那一天下晚，韩老六叫了他去，在外屋里，他俩悄声密语唠半天，韩老六要李振江“维持”他一下，答应三年不要他租粮。就这样，为了自己的底产、马匹、院套，和那搁在地窖里年年有余的粮食，为了韩老六约许他的三年不缴的租粮，也为了韩老六是他的“在家理”的师父，他顽固地替地主说话，跟穷人对立。今儿下晚，萧队长担心转移了目标，分散了力量，有意放松李振江，走到课堂的中心，又向大伙发问道：

“我再问你们，韩老六压迫过你们没有？”

“压迫过。”十来多个声音齐声地回答。

“压迫些什么？”

又是各式各样的回答，有的说：向韩老六借钱贷粮，要给七分利、八分利，还有驴打滚的，小户拉他的饥荒，一年就连家带人都拉进去了。有的说：韩家门外的那口井，是大伙挖的，可是往后跟他不对心眼的，不能去担水。也有的说：得罪了韩老六，不死也得伤。韩老六爷俩，看见人家好媳妇、好姑娘，要千方百计弄到手里来糟蹋。

听到这儿，老田头的眼睛又在豆油灯下，闪动泪光了。

“老田头，你心里有啥，还是跟大伙说说。”萧队长早就留心他，带着抚慰的口气说。

“没啥说的，队长。”老田头说，眼睛瞅瞅李振江。

这时候，赵玉林从桌子上跳下地来，把他那枝短烟袋别在裤腰上，往前迈一步，一手解开三营战士送给他的那件灰布军服的扣子，露出他的结实的、太阳晒黑的胸膛。这是他的老脾气，说话跟打仗一样，他要发热冒汗，要敞开胸膛。他说：

“屯邻们，姓赵的我是这屯里的有名的穷棒子，大伙送我的外号：赵光腚，当面不叫，怕我不乐意，背地里净叫，我也知道，我不责怪大伙，当面叫我赵光腚，也没关系。”

P45-47

《暴风骤雨》是中国土改小说的代表作。它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为解放区的优秀作品获得表彰，并且在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由此该作以及作者周立波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周立波本名周绍仪，是湖南省益阳县邓石桥清溪村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因家庭比较开明所以中学时代便得以接触到五四新文学和新思想，他在1928年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投身革命和文学活动，因常以英文自由（liberty）的音译“立波”为笔名，后来便以此取代本名。1932年初他因参加“一·二八”事变后的罢工活动而被捕，直到1934年出狱。出狱当年，他便加入左翼作家联盟，随后不久也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立波作为战地记者进入华北前线，写作《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等报告文学。1939年周立波来到延安，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任教，并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4年他随军离开延安，并在抗战胜利后来到东北解放区参加土改工作，以这段经验为基础创作出了《暴风骤雨》。此后，他还创作了以农村合作化为主题的《山乡巨变》以及工业题材的《铁水奔流》等重要作品。

由于周立波以农村题材小说而为人熟知，所以不少读者误以为他和赵树理一样是土生土长的文人，毫无现代文学经验，而实际上周立波有着扎实的英文功底和西方文学积淀。他在上海期间就翻译了大量文学及理论作品，赴延安后也是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担任编译处处长和文学系教员，教授“世界名著选读”，给学生讲授高尔基、托尔斯泰、歌德、巴尔扎克、莫泊桑、梅里美等人的创作。他创作的转向是他主动向政策，也向工农兵群众靠拢的结果。《暴风骤雨》出现的时代正是转折的时代。如果我们将鲁迅、萧红、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与这部作品相比较，可能会惊异于其中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其实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逐步转换过来的。以前全中国文盲比例相当高，莫说结构复杂的现代长篇小说，便是简单的小短文也未必能让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理解和接受。所以要让广大群众能够浸润在文艺的光晕中，要让群众能够在文艺作品中感受到新中国、新社会的美好，降低文艺作品的理解难度是文艺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讲述工农兵群众所熟悉的生活、采用他们熟悉的语言，也是必然的选择。周立波的转换便是一个例子。他在1942年亲历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学习群众的语言”的讲话，开始逐步反思文学创作和现实的关系、反思文学作品应该讲述什么内容、面对什么样的读者群体来讲述，以及应当采用的语言形式。

《暴风骤雨》便是周立波在消化和理解政策的基础上，再结合实地调查而创作出来的。小说分为两部，第一部于1947年完成，以1946年中共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下达后一万两千名干部被派到各农村组织土地改革、斗争地主为背景，讲述萧祥队长为代表的土改工作队进入元茂屯，发动起赵玉林、郭全海、白玉山、老田头等贫苦农民三斗地主韩老六，初步建立了农民主导的农会。第二部出版于1949年，讲述《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干部再进入农村，帮助农民对抗地主势力复辟，建立起以郭全海为中心完全由农民领导的农会，彻底推翻杜善人、唐抓子几个地主，并按照《土地法大纲》划定农民等级、重新分配土地和财物的工作，重建农村秩序。这两部合起来，全面地展现了土地改革发展变化、遭受挫折而又重新奋起的历程。小说的俄译者卢得曼娜在前言中说：“发生在元茂屯的一切，差不多对于辽阔的中国的每个角落都具有代表性”。当然有一利便有一弊，为了追求普遍性，小说也反映出对斗争细节表现不足，当时便有评论认为对土改中发生的现实矛盾有所简化的问题。

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颇见功底，虽然人物众多但各有特色。小说塑造了从工作队员、翻身的贫雇农、摇摆不定的中农、明哲保身的富农，到地主和狗腿子等各类形象，并以具体的人物形象勾勒出了农村的基本关系，又通过赋予他们以各色的性格来让读者理解土改的斗争格局，既生动又规模宏大地展开了土改斗争的全景。特别是在农民形象的描写中，赵玉林朴实勇武、郭全海敦厚严谨、白玉山灵活精明，虽然都是正面形象，却并不重复。在此之前的文艺创作多以暴露社会黑暗为主，擅长表现反面人物，对农民的表现多集中在苦难上，《暴风骤雨》对农民身上的斗争精神、生产活力的表现在当时可谓开辟先河。

作为英雄人物的赵玉林成为贫农形象的典范，书中描写他在旧社会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只能和妻子趁夜深光着身子到地里干活，因此深感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最先加入了斗争韩老六的队伍。虽然生活困苦，他却能在分享斗争果实时先人后己，将所有的精力放在推翻剥削统治重建更好的生活上，最后在对抗韩老六的土匪弟弟韩老七袭击中负伤牺牲。这一形象在当时感动了很多读者，成为展现“英雄的人民”的范例之一。

第二部中的主人公郭全海继承了赵玉林一心为公、先人后己的精神，但相对于赵玉林还有些粗野的习性，郭全海则更加内敛谨慎，更加注重秩序的建立。但也因此，郭全海较之赵玉林少了些人情味，不及赵玉林生动。

白玉山初时因遭受剥削和迫害，丧失了生产动力，一直游手好闲，在被工作组发动起来后唤醒了劳动热情，热心投身建设，并成为武装委员，组织了很多抗争活动。他与妻子白大嫂子之间的斗嘴和相互砥砺也是小说中的一大看点。白大嫂子也是进步的农村妇女的代表，她的泼辣能干是激励白玉山进步的动力，并带动了一批农村妇女走向翻身解放。

而赶车老汉老孙头又刻画得十分诙谐活泼，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小说表现他在既想翻身解放又怕“得罪”地主富农上摇摆不定，也侧面反映出了封建秩序在农村的影响力，表明了土地改革运动为何会遭遇重重困难。老孙头对个人私利的考虑也是人之本欲的一种呈现，对于读者逐步理解革命的意义是一个很好的媒介，避免了所有角色都像赵玉林等人一样很快觉悟而脱离了生活的真实。

小说结构简单但紧凑，采用层层递进的方式来展开。尤其第一部三斗韩老六的结构，从一开始农民还没发动起来，反被韩老六占了先机；到工作队员深入群众，引导农民清算旧账，再斗韩老六；到最后全体农民都被发动起来，对韩老六进行公审。每次斗争中人物的行为、语言和人物问关系都发生了细微变化，丝丝人扣地写出了农民翻身和思想解放的过程。特别是最终公审地主韩老六的场景颇具气势，对暴怒的群众的描写也成为土改叙事的经典场面。

整部小说的语言朴实，贴近生活，如果和周立波在1930年代创作和翻译的语言做比较可以看出这是他有意为之的结果。响应“学习群众的语言”的号召，周立波在创作中十分注重吸收口语以彰显风土民情和人物性格。身为湖南人的周立波，却要展现东北方言，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当时评论就盛赞他“竟能掌握比较丰富的东北农民语言，这是了不起的”。

在这种平实的结构和语言中，不难看出周立波贴近古典小说和民间文艺的用心。这一方面是周立波自身就有着一定的古典小说的积淀，另一方面也是和当时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分不开的。当然这也不免带来些问题，比如这种推进的结构因为较为简单，未能充分展现出土改斗争的复杂性，尤其是第二部中继续按照这样的结构展现与杜善人、唐抓子等人的斗争，难免有重复之弊，表现力有所削弱。但总体来说，这种平实自然的表达还是降低了理解难度，对于让全中国人民都能理解土地改革的状况、理解新中国的建设目标，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暴风骤雨》的创作特征，也受到苏联文学不小的影响。周立波在1936年翻译出版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对他创作《暴风骤雨》有着显著影响。两部作品在故事结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所相似，都由工作队干部进入村庄开始，通过逐步发动贫雇农进行斗争来完成翻身解放。《暴风骤雨》对世故而又风趣的老孙头的塑造，也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西奚卡的影子。这也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建立前后，为了探索一种适合于人民大众理解的文艺形式，作家尽力吸取各种文艺资源的尝试。

所以《暴风骤雨》无论是对于今日的我们去历史地理解土改的历史背景、土改的发展过程，还是去感受新中国文艺在探索新形式方面的努力，都有着重要作用。而其中妙趣横生的东北生活书写，仍与当下人的日常情趣相通，足以引人会心。

朴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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