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轰炸——1942杜立特的故事》全景纪实首次还原一段湮没多年血与火的历史，追溯中美军民深厚情谊，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交四十周年。作者陈军先生在广泛搜集海内外有关杜立特轰炸东京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素材的基础上，以宽广的视野、全新的观点、纯熟的笔法，展开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书中许多细节都是以前少为人知，甚至是第一次向公众披露的独家研究成果。全书时间跨度大，从1941年写到2015年，期间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涉猎；牵涉人物多，讲述了100多个形形色色人物的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描绘得栩栩如生，声情并茂。

本书作者团队除了收集丰富的历史素材外，还亲自赴浙江衢州实地考察了当年美军多个坠机或跳伞现场，采访多位细菌战受害者，最大限度地记录还原了这段珍贵的历史。

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曾说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2017年是“杜立特空袭”75周年。“杜立特空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的首次空袭，此次空袭重创日军，成为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并直接引爆1942年6月4日爆发的中途岛战役，从而恢复了太平洋海军力量的均势。

《东京大轰炸——1942杜立特的故事》为战争纪实文学，作者陈军将“杜立特空袭”作为本书的历史背景，以杜立特和他的战友们的英雄事迹为主要切入点，以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对日本的历次空袭为主线，前面以“大轰炸”为主旨，后面则重点描写了“大救援”，客观全面地反映二战期间中美、中日、中苏以及日美、日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深入描述了中美两国军民在此过程中的深厚感情，力争把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前言

第一部分 东京大轰炸

 一 珍珠港

 二 运筹帷幄

 三 决胜千里

 四 杜立特

 五 紧锣密鼓

 六 调兵遣将

 七 厉兵秣马

 八 特混舰队

 九 中国机场

 十 兵车行

 十一 战旗飘

 十二 刀出鞘

 十三 弓上弦

 十四 山本的忧虑

 十五 当机立断

 十六 犁庭扫穴

 十七 舰队返航

 十八 伤员

 十九 美国的秘密

 二十 降落中国

 二十一 生死大救援

 二十二 战果辉煌

 二十三 从衢州到重庆

 二十四 有惊无险

 二十五 凯旋

 二十六 当头棒喝

 二十七 衢州蒙难

 二十八 细菌战

 二十九 得道多助

 三十 转折点

 三十一 中途岛

 三十二 决战

 三十三 符拉迪沃斯托克

 三十四 三烈士

 三十五 魂兮归来

 三十六 山本殒命

 三十七 恶有恶报

 三十八 末日来临

 三十九 伦纳德

 四十 爱兵如子

 四十一 庆功会

 四十二 刘同声

 四十三 萨泽与渊田

 四十四 总统与将军

 四十五 老骥伏枥

 四十六 友谊使者

 四十七 重逢

 四十八 相见时难别亦难

 四十九 你好！（How do you do！）

 五十 一瓶啤酒

 五十一 医生与伤员

 五十二 友谊地久天长

 五十三 安息号

第二部分 但使龙城飞将在

 第一只飞虎

 陈纳德与陈香梅

 身边的飞虎

 飞虎情怀

 一位美籍华人的“飞虎”奇缘

第三部分 挑灯看剑录

 杜立特故事后记

 梦想更可待几时

 荐读：不扔原子弹日本也会投降吗？

 看NHK电视台如何自揭战争罪责

 难忘的岁月——一个美军老兵的回忆

 满江红

附录

 附录一 海外华人华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组织委员会

 附录二 《为了和平》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晚会系列活动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

 附录三 为了和平，为了世界

 附录四 《为了和平》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晚会圆满落幕

 附录五 《为了和平》海外华人华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型文艺晚会成功举办

 附录六

参考文献

后记

三 决胜千里

根据指示，洛打电话约见将军的空中指挥邓肯上校。邓肯与洛是海军学院的校友，比洛晚两届毕业，曾在“萨拉托加”号航母服役，出任过护航航空母舰“长岛”号的指挥官，是个训练有素的海军飞行员。两人见面时，邓肯警告洛：“不是重要的事，不要麻烦我。”洛回答：“计划一次用舰载飞机轰炸东京如何？”邓肯一下子来了兴趣。

洛问了两个问题：其一，将一架满负荷的陆军轰炸机放到航空母舰上能起飞吗？这位老飞行员回答：如果飞机发动机功率达到要求，应该是可以的。其二，陆军轰炸机能降落回到航母甲板吗？上校的回答是不可能！航母的升降机太小，放不下轰炸机。如果第1架飞机降落后，不能及时运到甲板下面的机库，则第2架、第3架根本无法降落。舰载飞机降落时有制动钩辅助减速，而陆军轰炸机即使临时加装，舰尾的脆弱结构也承受不了钢索的巨大拉力。

邓肯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呈给金，报告结论是：陆军轰炸机有可能自航空母舰起飞，但不可能再降落到航空母舰上，必须降落至陆地机场。

邓肯比较了3种轰炸机型号：马丁B-26的航程足够远，也可以携带充足的炸弹，但该型号能否从航母上起飞没有把握；同样，B-23也可以满足任务的要求，但此型飞机翼展较宽，有可能撞上航母塔楼。邓肯觉得：北美公司生产的B-25最适合执行此任务，因为它的翼展略超过20米，能够通过岛式塔楼，同时航程和载弹量也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邓肯开始选择用哪一艘航母承担这项任务。太平洋舰队有4艘航母服役：“企业”号、“约克城”号、“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但邓肯最中意那艘崭新的19800吨排水量的“大黄蜂”号。该舰正在弗吉尼亚试航。试航结束后，将列入太平洋舰队的战斗序列。

邓肯指出：只用一艘航母是不够的。除了在“大黄蜂”号上装载陆军轰炸机之外，还需要另外一艘航母装载战斗机提供空中掩护。护航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提供后勤保障的加油舰等共十几艘船舰组成一支特混舰队，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看完报告，金很高兴。命令他们去向陆军航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汇报。金说：“如果阿诺德同意了你们的计划，就请他与我联系。”又郑重吩咐：“你们不得与任何人谈起这个计划。”两人肃然，最后，金对邓肯说：“海军这边的事务将由你负责处理。”“遵命，将军。”

阿诺德1907年毕业于美国军事学院，是航空界的元老。1911年，阿诺德用10天时间学会了飞行，教他的飞行教员是奥威尔和威尔伯——飞机的发明人莱特兄弟。当时美军只有两个合格的飞行员，阿诺德是其中之一。

阿诺德个性开朗，爱开玩笑，绰号“快乐的阿诺德”。30年来，阿诺德对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建设厥功甚伟。他恪守的座右铭是：“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不过，此时的阿诺德，一点儿也不快乐。为了完成总统交代的任务，他绞尽脑汁，还是无计可施。很多人自告奋勇替将军出谋划策，各种计划五花八门，不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就是外行人的胡说八道，一个也行不通。

就在这时，洛和邓肯带着他们的计划书走进了阿诺德的办公室。这位空军主帅一眼看出此计划的高明之处：航母在远离日本本土的洋面放出轰炸机后，可以立刻掉头回航，这样，美国航母的风险可以减到最小。阿诺德不由地拍案叫好！

计划有了，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谁来执行它？金已经指定邓肯负责海军方面的事务；阿诺德这一方面呢？

将军立刻想起了一个最佳人选：杜立特。

P12-14

今年（2017年），是杜立特轰炸东京75周年。

1942年4月18日，美军陆军航空队杜立特中校率领一支由80人组成的突击队，驾驶16架B-25中型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对日本东京、神户、大阪、名古屋等地实施了轰炸，摧毁若干军事目标，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顺利完成了预定作战目标。空袭任务完成后，杜立特机群向西撤离，15架飞机飞往中国浙江沿海，1架飞往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因油料不足，天气恶劣，加之地面没有导航，导致16架飞机全部坠毁。80名飞行员中，有5人被苏联扣押在符拉迪沃斯托克，1人跳伞身亡，2人淹死，8人被日军俘虏，其余64人被中国军民救起，送往大后方，辗转返回美国。期间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惊险曲折，跌宕起伏。

在战役层面，美、中、日三方统帅部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斗智斗勇，过程错综复杂，迷雾重重。美国方面，罗斯福总统亲自决策，马歇尔、金、尼米兹、阿诺德等高级将领直接指挥，动员海、陆、空三军，在纵横几千英里的广阔战场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决胜千里，高奏凯歌，打破了日本帝国2600年没有外敌入侵、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捷报传来，美国举国振奋，珍珠港被袭击后的挫折感一扫而空，胜利信心倍增，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士气空前高涨。以此战役为标志，日本法西斯从明治维新以后达到的顶峰跌落，开始走下坡路了，他们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而杜立特的空袭东京是转折点的转折点。

从战斗规模来看，这是一个打了就跑的骚扰性空袭，美军只出动了16架轰炸机，80名飞行员，算上海军特混舰队的官兵，参战人员也不过1万人，无法与“二战”中其他著名战役相比。然而，这一军事行动直接引发了47天后爆发的中途岛战役，在这次决定全局的关键性大海战中，美军取得完胜，击沉4艘日军航母，一举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就其重要性而言，空袭东京和中途岛战役作为一个战役的两个阶段，完全可与苏德战场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相媲美，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战术上，这次空袭是“二战”史上少有的以空军为主要打击力量的经典战斗，其作战方案的新奇精巧，设想之大胆独特，实施过程中之坚毅果敢，连日军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都深感佩服。

中美两国是“二战”期间的同盟国。中方与美方密切合作，保障了空袭的成功，可以说：没有中方的支持与大力协助，突袭东京就无从谈起。战斗发起前，中方动员众多军民突击修建了5个机场供轰炸机着陆。东京挨炸后，日军为了报复中国给美国提供机场并拯救美国飞行员，于5月18日发动浙赣战役。残暴的日军施行“三光”政策，惨死在日寇的屠刀和生化武器攻击之下的军民多达25万人。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也没有怨言，他们一面坚忍不拔地与日寇做殊死战斗；一面始终如一地支持盟军在中国作战，拯救了众多跳伞或迫降的美军飞行员，为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留下了很多佳话。日本企图通过枪毙美军被俘飞行员和残杀中国平民的无耻行径来恫吓两国军民，孰料适得其反。日寇的倒行逆施反而进一步促进了中美两国的合作，为自己的最终覆灭准备了掘墓人。

杜立特是公认的美国陆军航空兵首席飞行员。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博士学位，是一位思维缜密，骁勇非凡，精通航空机械和飞行理论的天才飞行员。1922年，他创造了21小时19分钟横贯美洲大陆的新纪录。1927年5月25日，他首次完成外翻跟斗的超难度特技动作。1929年9月24日，他首次完成盲目飞行，整个飞行过程中，座舱盖被一个密不透风的罩子罩得严严实实，全靠观测仪表操纵飞机。15分钟后，飞机平稳着陆。着陆点距离起飞点仅差几英尺。“二战”以前，杜立特就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名人，空袭东京以后，更成为民族英雄。他的事迹被广泛传颂。

2015年，作者作为世界华人华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组织委员会秘书长，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布场地雪兰大剧院，组织举办《为了和平》大型晚会。有100多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军老兵和家属受邀参加盛会。并接受组委会为他们准备的和平纪念章。这场活动得到了中国军方的大力支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为共同主办单位。在此次活动中，作者作为一名中国空军的退伍军人，与美国多位“二战”老兵结下深厚友谊，从他们口中听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老兵们说：“我们不怕流血，我们怕被遗忘！”作者闻听为之动容，同时，下定决心写作此书。希望能留给后人真实的历史资料，告诉大家：那个血与火的年代，离我们并不遥远。

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曾说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2017年4月6日至7日，习主席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以精辟的语言指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美中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两国关系在总体趋势向好的形势下，改进的空间仍然巨大。我们应该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中美友谊，以杜立特和他的战友们为楷模，以为了拯救他们而甘愿流血牺牲的中国军民为榜样，尽最大努力，不断促进中美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友谊不断向前发展。

陈军

2017年7月15日于洛杉矶

经过两年多的酝酿策划，从2017年6月开始敲键盘，又经过5个多月辛辛苦苦的黑白颠倒，这部纪实文学《东京大轰炸——1942杜立特的故事》终于脱稿了。一块石头落了地，如释重负。

本人喜欢读书，喜欢读历史，尤其喜欢读近现代史。国内近10年内出版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差不多都读过。家中收藏的典籍，也有近百本。书虽然读得不少，但一旦动起笔来，却发现：看书是一回事，写书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写现代史，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忠于历史原貌，杜绝胡编乱造，又要注意文章的可读性，不能写成大事记性质的材料堆积，其中的学问真不少。

我觉得，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比作一个威武雄壮的舞台，那杜立特就是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围绕着他的经历所发生的“大轰炸”和“大救援”的故事，曲折生动，跌宕起伏，既惊险，又精彩，当年就是轰动世界的头号新闻，至今，仍在“二战”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期间发生的成千上万个战例，没有一个可以与杜立特“轰炸东京”相比拟，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的绝佳题材。

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人很少，出版的著作更是寥寥无几。笔者曾努力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结果令人失望——专题著作区区数本而已，在浩如烟海的“二战”典籍中，简直是沧海一粟。网络上或文集中的片段、摘录固然不少，但都是千把字的小品，窥其一斑，难见全豹。谬误之处，也为数不少。

从1942年至2017年，时光过去仅仅75年，但中美两国的青少年，听说或知道杜立特其人其事的，少之又少。即使在成年人中，了解这一事件详情的，也是屈指可数。譬如，在中国，几乎人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知道日本人在南京杀害了30万中国人；日本人罪恶滔天，但毕竟在南京没有动用细菌战。可是在浙江衢州，日本人不但屠杀了25万中国军民，还惨无人道地使用了细菌武器，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又有多少人知道？难道就让它被历史湮没吗？

不能忘记历史！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令人欣慰地是，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海内外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以各种形式，或著书立说，或拍摄纪录片，努力还原这一段历史。附他（她）们的骥尾，笔者尝试以不同的角度和视野，以讲故事的形式，诠释70多年前发生的这一历史事件，其终极目的是向读者阐述两个基本观点：其一，美中是友不是敌，许多年前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与共同的敌人做殊死战斗；其二，今天发展势头良好的美中友谊的起点，不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也不是1979年（中美建交），而是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国着陆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如读者看完此书，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我这几个月的努力，就不是白辛苦了。

在写作和出版此书的过程中，很荣幸得到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她）们是：傅中先生，廖兆暄先生，陈光女士，王玲老师，许钟灵老师，易智利女士，姜博女士（排名不分先后）。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的李小峰先生、金国盛先生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写作，给予多方面的鼓励与支持。开国中将谭冠三将军的长子，父子两代守卫西藏的谭戎生先生，为本书作序。还有许多没有见过面、但引用了他们研究成果的作者们，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陈军

2017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