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版《汪曾祺小说散文精选》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汪曾祺全集》的基础上，针对中学sheng精选的经典版本。所选名篇《异秉》、《大淖记事》、《端午的鸭蛋》等代表作充分体现了作者平淡而韵味无穷的风格和丰富的人生志趣，在近年出版的众多汪曾祺作品选中，以版本的严谨精当和遴选的用心胜出。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zui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zui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目次

导读：“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小说

戴车匠

鸡鸭名家

鉴赏家

异秉

职业

小学同学

钓人的孩子

昙花、鹤和鬼火

囚犯

陈小手

大淖记事

羊舍一夕

看水

黄油烙饼

七里茶坊

郝有才趣事

虐猫

蛐蛐

金冬心

散文

自报家门

师恩母爱——怀念王文英老师

多年父子成兄弟

跑警报

端午的鸭蛋

蒌蒿 枸杞 荠菜 马齿苋

葵薤

荷花

葡萄月令

泰山很大

午门忆旧

谈谈风俗画

囚犯

我们在河堤上站了一下，让跟我们一齐出城的犯人先过浮桥。是因为某种忌讳，不愿跟他们一伙走，还是对他们有一种尊重，（对于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或比较接近死亡的人的尊重？）觉得该让他们走在前头呢？两者都有一点吧。这说不清，并无明白的意识，只是父亲跟我都自然而然的停下来了。没有说一句话，觉得要停一停。既停之后，我们才相互看了一眼。父亲和我离隔近十年，重相接处，几乎随时要忖度对方举止的意义。但是含浑而不刻露，因为契切，不求甚解。体贴之中有时不免杂一丝轻微嘲讽的，（不可药救的病症；嘲讽于那一段时间？）但像刚才那么偶然一相视却是骨肉之情的微波，风中之风，水中之水。这瞬间一小过程使我们彼此有不孤零之感，似乎我们全可从一个距离外看得到这里，父亲和儿子，差肩而立，凡此皆微妙不可具说。——看来自自然然，好像什么都不为的站一站，好像要看一看对河长途汽车开来了没有，好像我要把提着的箱子放下来息一息力，我于此发现自己性格与父亲相似之处，纤细而含蓄。

我们差肩而立，看犯人过浮桥。

犯人三个，由两个兵押着。他们本来都是兵，现在一是兵，一是犯人了。一个兵荷老七九步枪，一个则腰里一根三号左轮，模样是个副班长。——凡曾度营伍生活者皆一眼可以看出副班长与班长举动神情之间有多大差异。班长是官，副班长则常顾此失彼的要维持他的官与兵之间的两难地位，有治人的责任感，有治于人的委曲，欲仰承，欲俯就，在矛盾挣扎之中他总站不稳，而显得窝囊可笑。犯人皆交叉着绑着肩胛，背后各有长绳一根牵出，捏在后面荷枪的兵的手里。犯人也都穿着灰布军服，不过破旧污脏得多。但兵与犯人的分别还在于一个有小皮带，一个没有皮带约束而更无可假借的显出衣服的不合身。——不合身的衣服比破烂衣服更可悲悯。我忽然想起一个朋友怎么样也不肯换医院的“制服”。人格一半是衣服造成的，随便给你一件衣服就忽视了你是怎么一个人了。人要人尊重。两个犯人有帽子，但全戴得不是地方。一个还好，帽舌子歪在一边，虽然这个滑稽样子与他全身大不相称，但总算包住了他的头。另一个则没有戴实在，风一吹，或一根树枝挂一下即会落去的，看着很不舒服，令人有焦躁着急感，极想给他往下拉一拉。还有一个，则是科头，头发长得极蓊郁，（小时懒于理发，常被骂为“像个囚犯”，）很黑很黑，跟他的络腮胡子连为一片。倒是他还有点生气。他比较矮，但看起来还壮，虽经过折磨，还不是一下子即打得倒的人。（他们看样子不是新犯，已在大牢里关了不少日子，移案到什么地方，提出来的。）他脚步较重，一步一步还照着自己意志走，似乎浮桥因为他的脚步而有看得出的起伏。他眼睛张得大大的，坦率而稚气的，农民的眼睛，不很瞀乱惊惶，健康正常的眼睛，从粗粗的眉毛下看出去。他似乎不大忧伤，不大想他作过的事和明天的运命。他简直不大想着他是个犯人。他什么都不大想。一个简单淳朴的人。他现在若是想，想的是：我过浮桥。也许他还晓得到了对岸，坐一段汽车，过江，解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其余他就不知道了，也不大想知道。这段路好像他曾经走过几次，很熟，也许就是生长于这一带的，所以他很有自信的走着。要是除去绳索和罪名，他像个带路人，很好的带路人。他平日一定有走在第一个的习惯。现在他们让他走在第一个也非偶然。但形式上他得服从身边那个副班长的指挥，正如平日在部队受指挥一样。副班长与他之间并无敌意，好像都是按照规矩来，你押人，我被押，大家作着一件人家派下来的事情，无从拒绝，全非得已。他们要共走一段路，共同忍受颠簸，耽误，种种不快，(到任何地方去总望能早点到达，)也许还有点同伴之谊。——他们常默默，话沉得很深，但一路上来，总有时候要谈两句什么的吧。副班长没有一般下级军官的金牙，也没有那种可笑的狂傲。看样子他是个厚道人，他不时回头看看后面的犯人和那个荷枪的兵的眼色是可感的，好像问：走得动吗？哦，这两个犯人可不成了！他们面色灰败，一个惨白，一个蜡渣黄，折倒他们的细脖子，（领圈显得特别宽大，）已经撑不起他们的头。衰弱，虚乏，半透明，像是已经死过一次。他们机械的迁动脚步，踏不稳，不能调节快慢，每一脚都不知踏在什么地方。恐怕用怎么节奏明显的音乐也无法让他们走得合拍，他们已经不能受感染。他们已经忘了走路的方法。他们脑子里布满破碎的，阴暗的意象，这些意象永不会结构成一串完整思想，就一直搅动，摧残，腐蚀他们淡薄的生命。他们现在并不在恐怖中，但恐怖已经把他们腌透，而留下杂乱的痕迹。脸上永远是那个样子，嘴角挂下来，像总要呕吐，眼睛茫茫瞆瞆，缩缩怯怯。一切全惨淡，没有一个形体能在他们眼睛里留一鲜明印象。除了皮肉上的痛痒之外，似乎他们已经没有感觉；而且即是痛痒也模糊昏暗了。帽子歪戴的那一个，衣服上有一大片血渍，暗赤，如铁锈，已经不少日子。荷枪的兵也瘦蒿蒿的。虽然他打着绑腿，但凄哀的神情使他跟那两个戴帽子犯人成了一组。他不时把枪往上提一提，显然不大背得动，枪托子常常要敲着他的腿。因为那个络腮胡子犯人比较吸引我，所以对后面三个人没有能细看。

岸上人多注目于这个悲惨的队列。

他们已经过了河。

我忽然记了记今天是什么日子。

初春，但到处仍极荒凉。泥土暗。河水为天空染得如同铅汁，泛着冷冷的光。东北风一起，也许就要飘雪。汽车路在黑色的平野上。有两三只乌鸦飞。

城在我们后面，细碎的市声起落绸缪。好几批人从我们身边走下河堤。

父亲跟我看了一眼，不说话，我们过浮桥。

大家抢着上汽车。车站码头上顶容易教人悲观，大家尽量争夺一点方便舒服。但这样的场面见得也多了，已经不大有感触。等都上去了，父亲上去，然后是我。看父亲得到一个比较安稳站处，我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拉一拉我的手。而在我后面上来了那几个犯人。他们简直弄不清楚人家怎么把他们弄上来的。车门关上，车上人窜窜动动，我被挤到一个人缝里，勉强把一只脚放平，那一只则怎么摆都不是地方，我只有伸手捞着上面的杠子，把全身重量用一只胳臂吊起来。我想把腰伸伸直，可是实在不可能。好吧，无所谓，半个多钟头就到江边。我试一回头，勉强可以看到父亲半面，他的颧骨跟一只肩膀。父亲点点头，答说：我很好，管你自己吧。我想，在人群中你无法跟要在一起的人在一起，一冲一撞，拉得多牢的手也只有撒开。我就我的头可以转动的方向一巡视，那个矮壮犯人不知在什么地方。副班长好像没有上来，大概跟司机坐到一处去了，这点门槛他懂。那个荷枪的兵笔直的贴在车门犄角，一个乡下人的笠子刚刚顶在他的脸前面，不时要擦着他的鼻子，而逼得他一脸尴尬相。两个有帽子犯人，我知道，都在我身边。他们那里也不要在，既然已经关上了车，总就得有块地方，毫无主意的他们就被挤到这儿来了。什么地方对他们全一样，他们没有求舒服的心，他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面前是两个女客，她们是什么模样我才不在乎，有一个好像是个老太太。我尝试怎么样可以把肋骨放平正一点，而车子剧烈的摇晃了一下，一个身体往我背上一靠，他的手拉了一下我的衣服。是我身后那个犯人。什么样的一只手！又生满了疥疮，我皮肤一紧，这感觉是不快的。我本能的有一点避让之意。似乎我的不快立刻传过给他，拉了一下，他就放开了。他站不稳，我知道。他的胳臂无法伸直，伸直了也够不到杠子，而且这样英勇的生的争取的姿势根本就是他不会有的。他攀扶不到什么东西，习于被播弄了。我正想我是不是不该避让，一面又向右顾看那另一个犯人的手无意识地画动了两下，第二下更大的晃动又来了，我蓦然有了个决定，像赌徒下出一注，把我的身体迎给他！他懂得，接受了我的意思，一把抓住了。这不难，在生活的不断的抉择之中，这样的事情是比较易于成就的，因为没有时间让你掂斤播两的思索。我并没有太用力激励自己。请恕我，当时我对自己是有一点满意的。我如此作并非因为全车人都嫌弃他们，在这么紧密的地方还远之唯恐不及，而我愤怒，我要反抗。我是个不大会愤怒的人，我也能知道人没有理由把不愉快事情往身上拉，现在是什么时代！我知道他身后必尚有一点空隙，我跟他说：“你蹲下来”。蹲下来他可以舒服些。我叫右边那一个也蹲下来。这只是半点钟的事，但如果可能，我想不太伤劳我的那一只胳臂，他们一蹲下来，好像松动了一点，我可以挪一挪脚步了。可是当我偏了偏腰时，一只手上来拉住了我的袖子。我这才看了看我面前那个女客，二十da几，也许三十出头，一个粉白大团脸。她皱着眉头用两个指头拉我，我看了看那两个指头，不大方的指头，肉很多，秃秃的，一个鸡心形赤金戒指。好像这两个指头要我生了一点气，我想不理她，我凭什么要给你遮隔住这两个囚犯，一下了车你把早上吃的稀饭吐出来也不干我的事。然而我略扁了扁嘴，不大甘愿的决定了，就这么斜吊着身子吧，好在就是半个钟头的事。这才真是牺牲！我看了看那个老太太，真可怜，她偎在座位里，耗子似的眼睛看我的脸。那个梳着在她以为很时式的头发的女人（她一定用双妹老牌生发油！）这才算放了心，努力看着窗外。

这个倒楣女人叫我嘲笑自己起来。这半点钟你好伟大，又帮助犯人，又保护妇女，你成了英雄！你不怕虱子，不怕疥疮，而且不怕那张俗气的粉脸，小市民的，涂了廉价雪花膏的胖脸！（老实说对着这样的脸比两个犯人靠在身上更不好受，更不幸。）——借了这半点钟你成了托尔斯泰之徒，觉得自己有资格活下去，但你这不是偷巧么？要是半点钟延长为一辈子，且瞧你怎么样吧。而且这很重要的，这两个犯人在你后面；面对面还能是一样么？好小子，你能够在他们之间睡下来么？

……

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我们来看看汪曾祺在他生前唯一一部影像资料《梦故乡》里怎么介绍自己的：我是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生，今年七十三岁了。

我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曾经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读过四年中国文学系。

解放以前，曾经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的职员。

解放以后，相当长的时期是作为文学刊物的编辑，曾经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

近二十多年来，我是在北京京剧院担任编剧。但是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写短篇小说和散文。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以我的家乡高邮作为背景的。这几句话，简简单单地道尽了自己的生平，甚至某些创作特色。我们所能增补的，无非是“汪曾祺逝世于1997年”这几个字。

汪曾祺的小说，也不太像小说，说成散文，甚至散文诗也未尝不可——他没有很强的虚构能力，小说里的人物，大抵都有原型。很多人物，他在小说里写一遍，后来又在散文里写一遍，前后比较，区别也不大。他自己也说：“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晚饭花集·自序》）人家问他对小说结构的看法，他说“随便！”老友林斤澜提抗议，他才加了个状语——“苦心经营的随便”（《自报家门》）。凡此种种，能把强调文体的语文老师气晕。

这人一生的创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散”。小说散文固是当行，京剧也写，文论也有，旧诗新诗对联也时常客串。在作家里，他的书画与烹饪也颇有名气，海内外都晓得。用梨园行话说，“文武昆乱不挡”。

文风也散，如20世纪80年代的成名作《受戒》《大淖记事》，一开篇都是大段的风俗叙写与人物素描，主角在后台等得都快睡着了。所以这些篇什一出，几乎人人惊呼：“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苏轼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又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这样写”还含有对题材、人物、情节的惊诧，现实主义叙事普遍追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汪曾祺这样的写法算什么呢？连他的老友杨毓珉，最初向人推荐《受戒》时，也是评价说“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写小说写到“毫无意义”，还能让人觉得“味道十分迷人”，这是老汪独一份。

汪曾祺也知道自己不主流，不伟大。他有点儿愤愤不平，但又有点儿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准备了辩护词：“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他自己问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然后又自答：有点像《边城》。（《关于〈受戒〉》）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这一点，师生二人都引以为傲。说汪曾祺千里迢迢去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完全是奔着沈从文去的，未免稍嫌夸张，但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997年4月2日夜，离汪曾祺去世还有一个半月，他又梦见了早已过世的沈从文先生。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沈先生对学生汪曾祺的教诲也一如既往：“文字，还是得贴紧生活。用写评论的语言写小说，不成。”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四年，修了沈从文三门课，经沈从文之手修改、介绍发表的文字数以十篇计。三十年后重拾小说之笔，他记得沈先生说过的两句话：“要贴到人物来写。”“千万不要冷嘲。”这话被汪曾祺视为“小说学的精髓”。我们从《汪曾祺全集》中随便扯出一篇来，找不见一点儿违反沈先生教诲的地方。

所以“散”也意味着“散淡”，不跟风，不领潮。1987年，汪曾祺在小说集《茱萸集》的“题记”中自个儿给自个儿下了结论：我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可以视为“别裁伪体”。我年轻时有意“领异标新”。中年时曾说过：“凡是别人那样写过的，我就绝不再那样写。”现在我老了，我已无意把自己的作品区别于别人的作品。我的作品倘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我不会写别人那样的作品。也是1987年，他在美国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说：我曾在一篇谈我的作品的小文中说过：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我觉得这样说是合乎实际的，不是谦虚。“主流”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我只是想：我悄悄地写，读者悄悄地看，就完了。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响亮。这是真话。

我年轻时曾受过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是我已经六十七岁了。我经历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从云层回到地面。我现在的文学主张是：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自序》）“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听上去很主流，不是吗？其实不然，在汪曾祺看来，热衷于“抒情”与“议论”是白话文盛行以来写小说者的流行趋势，他觉得大多数“可有可无”。

——汪曾祺没说这个现象的物质原因，我帮汪曾祺补一句：因为现代印刷术太方便了，纸墨印刷，都不甚值钱，所以书可以印得很厚，话可以说得很长。汪曾祺逝后，文字发表阵地很大一部分转入网络，就更没关系了，两百万字起码，最高纪录好像是一千六百多万字。

总结起来，汪曾祺认为小说首重语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结构可以随便，但要点是“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作者的情怀，要放在叙事的字里行间里，“用抒情的笔触叙事”。（《小说笔谈》）

他举了两个例子：我写《徙》，原来是这样开头的：

“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

我出去散了一会步，改成了：

“很多歌消失了。”

我在《异秉》中写陈相公一天的生活，碾药就写“碾药”，裁纸就写“裁纸”，两个字就算一句。因为生活里叙述一件事就是这样叙述的。如果把句子写齐全了，就会成为：“他生活里的另一个项目是碾药”，“他生活里的又一个项目是裁纸”，那多噜嗦！汪曾祺认为：我牺牲了一些字，赢得的是文体的峻洁。

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说短——与友人书》）这种对语言的极致追求，既是现代小说的风格，也是一种古典的美学追求，但不是古代白话小说的风格，白话小说脱胎于话本，本身就有拖沓冗长的叙事毛病。然而自唐宋之后，已经不用刀子往竹简上刻字了，但文人雅士，仍然辞尚古简，而且书画同源，以“留白”为美。汪曾祺擅书画，这个道理他当然懂。

所以“散”的另一面是“通”。

打通古典与现代，打通“现代”与“当代”，打通雅言与俗语，打通小说与散文，以及书、画等其他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创作理念上，打通“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与“使这个世界更加诗化”。汪曾祺可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难得的“通人”。

所谓“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称呼，其实是站在经历了断裂与单面化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立场上，惊异于对另一种美学传统的“发掘”。汪曾祺生长于那种美学传统的尾声，经过民国既关怀乡土嬗变、又追蹑世界潮流的文学教育洗礼，再身历建国初对民间文化的发现与整理，正如汪曾祺自述“经历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从云层回到地面”，他自己也成了中国自晚明以来的近世文学传统送给20世纪80、90年代文学的一份礼物。

铁凝在《相信生活，相信爱》中引一位评论家的话评价汪曾祺：“在风行现代派的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他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显出特别的‘新潮’，让年轻的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这一点，汪曾祺自己也有信心。他回答过一个问题：“沈先生三十年前写的小说，为什么今天还有蓬勃的生命呢？”他说：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我想了几天，后来还是在沈先生的小说里找到了答案，那是《长河》里夭夭所说的：

“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