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朝代。作为清朝“正史”的《清史稿》，尽管属于我国列代“正史”里最差的几部之列，但仍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

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主编的《清史稿选译(修订版)》从《清史稿》择其中14篇进行译注，让读者了解清朝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

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主编的《清史稿选译(修订版)》由黄毅译注，以比较流行的关外二次本为依据，选择了各个时期的人物传记14篇，采用节选，加以译注，以所叙人物的时代先后为序，与《清史稿》原来排序不同，反映了清朝兴盛衰亡的历史进程。对于原文中的人名、官名、地名和生僻的字、词，做了简要的注释。译文采用忠实于原文的直译的办法，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

前言

世祖本纪

睿忠亲王多尔衮传

郑成功传

黄宗羲传

靳辅传

年羹尧传

和珅传

阮元传

林则徐传

洪秀全传

曾国藩传

文宗孝钦显皇后传

张之洞传

康有为传

编纂始末

丛书总目

睿亲王多尔衮，是太祖的第十四个儿子。起初封为贝勒。天聪二年，太宗征伐察哈尔的多罗特部，在敖穆楞打败了敌人，多尔衮有功劳，赐号墨尔根代青。三年，跟随皇上从龙井关进入明朝边境，与贝勒莽古尔泰等人攻下汉儿庄，奔赴通州，逼近明朝首都，在广渠门外打败袁崇焕、祖大寿的援兵，又在蓟州歼灭了山海关的援兵。四年，领兵撤回，多尔衮与莽古尔泰率部先行，又击败敌人。五年，开始设立六部，多尔衮主管吏部事务。跟随皇上包围大凌河，开战时，多尔衮冲入敌阵，明朝士兵掉下壕沟的有一百多人，城墙上大炮、弓箭齐发，将士中有死亡的。皇上严词谴责各位将帅没有阻拦多尔衮。祖大寿约定将锦州城进献，多尔衮与阿巴泰等人率领士兵四千人，改了装束跟大寿作出溃败逃跑的样子，袭击锦州，锦州城中的军队迎战，我军打败了明朝军队。

……九年，皇上命令多尔衮会同岳托等人率领一万人去招降察哈尔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军队返回时渡过黄河，多尔衮从平鲁卫抵达朔州，攻破了宁武关，劫掠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以及应州，再从归化城带着归降的部众返回。林丹汗得到元朝皇帝所用玉印，刻着“制诰之宝”四字，多尔衮让额哲进献给皇上，群臣因此写表奉上尊号，请求太宗正式登上帝位。崇德元年，进封为睿亲王。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人率领部队讨伐明朝，皇上命令睿亲王会同多铎进攻山海关，以钉住山海关的明军。阿济格的捷报传来，于是撤回。跟随皇上征伐朝鲜，会同豪格另从宽甸进入长山口，攻克昌州。进而攻打江华岛，攻克了。擒获了朝鲜的王妃以及她的两个儿子，国王李保请求投降。皇上返回盛京，命令亲王管束后继部队，带着朝鲜作人质的王子李滢、李溟以及大臣的儿子返回。

三年，皇上征伐喀尔喀，亲王留守盛京，修筑辽阳的都尔弼城。城堡修成后，命名为屏城；又修筑了盛京到辽河的大路。八月，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率领左翼部队，岳托率领右翼部队，讨伐明朝。从董家口拆毁边境城墙进入，约定与右翼部队在通州的河西务会师。然后越过明朝京都抵达涿州，分兵八路，一路攻城掠地抵达山西，再向南攻取保定，打败了明朝总督卢象升。接着奔赴临清，渡过运河，攻克济南。返回途中劫掠天津、迁安，从青山关出境。攻克四十多座城池，招降六座城池，俘虏人口二十五万还多，受赏赐马五匹，银子二万两。五年，在义州屯田，攻克锦州城西面的九座城堡，收割那里的庄稼。又攻克小凌河西面的两座城堡，连续在杏山、松山之间击败明朝军队。……

八年，太宗驾崩，亲王与各位亲王、郡王、贝勒、大臣拥戴世祖登位。诸王、贝勒、大臣商议让郑亲王济尔哈朗与亲王共同辅助朝政，宣誓说：“如有不主持公道辅助治理国家、妄自尊大的，天地将予以谴责！”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劝亲王自立为帝，亲王揭发了他们的阴谋，诛杀了阿达礼、硕托。不久与济尔哈朗商议停止诸王、贝勒管理六部事务。顺治元年正月，亲王拒绝了朝鲜的馈赠，对济尔哈朗以及各位大臣说：“朝鲜国王因为我攻取江华时，保全了他的妻子和儿子，经常以私人名义赠送东西给我。先帝的时候一定先报告皇上然后接受，如今辅助朝政，从道义上讲不该有私交，所以不应当接受。”因此一并禁止外国馈赠东西给诸王、贝勒。济尔哈朗谕告各位大臣，凡有事先禀告亲王，书写姓名时也将亲王写在前面。亲王从这时候起开始独揽朝政。固山额真何洛会等人揭发肃亲王豪格心怀不满。因而召集诸王大臣共同商议，除去了他的爵位。大臣扬善等因谄媚依附，被判处死罪。

P45－48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朝代。作为清朝“正史”的《清史稿》，尽管属于我国列代“正史”里最差的几部之列，但仍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

所谓“正史＂，本指纪传体的史书，也即由“本纪”、“列传”等部分所构成的史书，后来曾有一度把编年体史书也列入“正史”，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时，不但把编年体史书从“正史＂中剔去，而且规定列入“正史＂的史书必须由皇帝选定。于是由乾隆皇帝“钦定”了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这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二十四史”，起于《史记》，终于《明史》。到北京政府时期，又把《新元史》也列为“正史”，所以又有《二十五史》的名称。但“正史”须由皇帝或政府来选定，这实在是一件相当可笑的事；而且，无论是“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都不包括清朝的历史，假如恪守乾隆时期的那个规定，清朝就没有“正史”了，那也实在说不通。所以．撇开乾隆时期的规定，根据“正史”原来的定义而把《清史稿》列为“正史”，乃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以清朝为记述对象的大规模纪传体史书只有《清史稿》一部。尽管它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参见下文），但要研究清代的历史仍然离不开它。

那么，《清史稿》的缺点是什么呢？这要从清朝的历史作用说起。

清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之一。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就沦为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鸦片战争的失败并非偶然。清王朝建立之初，中国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矛盾本来就很尖锐，加以其最高统治集团——满族贵族集团——又对广大的汉族人采取歧视和压迫的政策，尤其在其前期，民族压迫更为残酷，这就使社会矛盾愈臻激烈和复杂。面对这样的现实，清朝政府不是力图顺应社会的潮流，推动新的因素的成长、壮大，而是采取了相反的做法。清兵入关之初的掠夺和残杀固然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滞迟、倒退作用，就是顺治、康熙等皇帝为安定社会所作的努力，也主要是以传统的理想社会为模式的。所以，清朝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在经济上重农业而轻工商；在思想上主醇正而黜异端；在对外关系上则采取自大和抵御相结合的奇特态势，除天文、历数等少数技术性领域外，对外来文化的抵斥十分强烈。在推行这一切的时候，对思想的统制一直作为极其重要的一环而处于突出的地位。到乾隆皇帝时，更把凶残的镇压——匪夷所思的文字狱——和精心的改造——《四库全书》的编纂以及与此结合的禁书、对古籍的篡改——巧妙地合并使用，收到了相当满意的效果。而其结果，则不仅在当时延缓了社会的进程，而且对以后的中国人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于后一点，鲁迅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现引其在《买＜小学大全＞记》中的有关论述为例：

……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指收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书。——引者），一一钧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

这三种版本间的主要区别如下：关外一次本有《张勋传》和《康有为传》，《张勋传》并附《张彪传》，关内本认为这是原稿所没有的，把它们删去了。同时，关内本还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删去《艺文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关外二次本则把《张勋传》、《康有为传》加以恢复，但删去了《张勋传》所附《张彪传》。此外，还抽掉了《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线对数表”，增加了原来没有的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传，压缩了《赵尔丰传》。目前较为流行的是关外二次本，所以这次选译也就以关外二次本为依据。

选文的原则，是尽量把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传纪多选入一些。然而，重要人物的传纪几乎都很长，如果整篇选录，就没有几篇好译了，因而不得不采用节选的办法。删节之处，都用删节号表明。删节得是否恰当，尚祈读者、同行指正。所选各篇在排列上也作了一些调整，以所叙人物的时代先后为序，与《清史稿》原来排列顺序有所不同。《清史稿》原无注释，加以我学识浅陋，所加的注恐也难免有错误之处，也祈不吝教正。此书从头至尾，得到我的老师章培恒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特致谢意。

黄毅（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纂始末

今年1月，《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已经出到100种101册（其中《史记》为2册）。4月份，最后的33种也已交稿。这样，全书133种即将呈献在读者面前。一项服务当前、造福子孙的普及优秀古代文化、进行爱国教育的大工程将宣告完工了。回想这一套丛书动员18所院校，投入100余人，从1985年筹划，1986年起步，到今天已度过了六七年的岁月，个中甘辛令人难以忘怀。

一、北大·苏州·北大——酝酿与筹划

编纂这样一套丛书，起因于1981年7月。当时陈云同志派人到北京大学召开了小型座谈会。来人告诉与会人员陈云同志最近在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粮食，一个是古籍整理。对古籍整理，特别讲到陈云同志说：“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今译要经过选择，要列出一个精选的古籍今译的目录，不要贪多。”这就是后来收入《陈云文选》的那段话。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文件中一字不差地强调了这段话。1983年，教育部成立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古委会主任周林同志根据中央和陈云同志意见，提出了组织力量今译古籍。但在当时，经过“文革＂后的古籍整理工作百废待兴，加之一些学者对今译重要性的认识远非今日之深，这一工作一拖便是两年。

1985年5月，全国高校古委会在苏州召开了一届二次会议。周林同志在会上作了“人才培养和古代文化遗产普及问题”的专题发言，他分析了“解放三十多年来，由于‘左’的路线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几乎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到了中断的边缘，出现了对古代文化知之不多，或知之甚少的状况”，要教育界的同志“做好普及古代文化知识的工作”，搞好古籍的今注今译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高校古委会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高校古籍研究所无疑应担负起这个任务”。他针对当时一些人轻视古籍的今注今译思想，呼吁“我们对于选本、今译等有利于教育普及的东西，应承认它的学术价值”，“《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是地道的选本，流传几百年，发生那么大的影响，能说没有水平？”“专家们深入浅出的在对古文献研究基础上的译注，对普及古代优秀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算不算高水平的成果呢？”“古文既要译得恰当、准确，又要通畅易懂，难度是很大的”，“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古籍整理这方面也要作出应有的贡献”。一石激浪，沉寂了几年的今译古籍的话题又重新活跃起来。会上作了一番认真讨论。

经过这样的酝酿，1985年7月，全国高校古委会科研项目评审组的专家们聚集在北京大学勺园，筹划编纂一套古籍今译的精选本。初步定名为《古籍今译丛书》，议定了收书范围、内容，开列了65种书的选目。并决定由科研项目专家评审组召集人、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章培恒教授和参加过陈云同志在北大召开座谈会、当时古委会主管科研工作的副秘书长安平秋同志共同负责，与秘书处同志一起具体筹划。经几个月的筹备，决定由古委会直接联系的18个高校古籍研究所承担这一工作，组成编委会，并开列出89种书的选目，对选译的进度、规划亦作了设计。此时，几家出版社闻讯而至，表示愿意出版这套丛书。最早与我们联系的巴蜀书社的段文桂社长以其强烈的事业心和对古籍今译的高度重视感动了我们，于是决定邀请巴蜀书社编辑参加第一次编委会议。

……

五、在金陵古都作光辉的一结——第三批书稿的完成

1990年12月据出版社的要求，这套丛书出齐当为150种，到乐山会上又修正为110种至125种，最后数字的确定根据最后一次审稿结果而定，合格的即入选，不合格的不再修改选入。根据这一共识，今年4月中旬，我们一部分常务编委聚集到六朝古都南京，从已经交来的35部书稿中选择经小改合格的书稿。经过十一天的劳作，选择、改定33部，由到会的常务编委、巴蜀书社的段文桂总编和编委、巴蜀书社的刘仁清副编审带回成都，将经由他们的继续辛苦而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以133部、1500万字之数呈献给热爱中华文化的读者。

这套丛书从1986年5月起步，历时整整六年，平日繁细工作不计，仅编委大小审稿会就开了12次之多。丛书的发起人、顾问、古委会主任周林同志先后参加了8次审稿会，每次都自始至终和大家在一起，听取审稿情况，了解遇到的问题；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为我们鼓劲，当我们感到欣喜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不可大意。这次他又和我们一起来到虎踞龙蟠的石头城下，为我们督阵，看我们能否为这套丛书作出光辉的一结。

此时此刻，我们与这次会议的东道主、丛书常务编委、南京大学的周勋初先生漫步在中山陵旁，想到今译丛书已基本完成，自然感到如释重负，但理智却使我们不敢轻松，我们期待着全书133部出齐之后专家、读者的评头品足。

1992年4月26日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1期）